攝／潘德恩
2月19日下午兩點半，香港文學生活館裡那白淨的小茶几上擺著香港資深影評人游靜的新書《游動的影》。那格外醒目的封面，印著譚家明《烈火青春》裡夏文汐與湯鎮業在電車上的經典一幕──是八十年代新浪潮的激情與青春。
是次新書會由鄧小樺主持，更特別邀請了資深文化記者和負責新書排版設計的盧燕珊、新晉獨立電影策展人張鐵樑以及新晉影評人楊焯灃三位與談人，圍繞這本橫跨近三十年的影評集，和游靜展開一場主題豐富的討論。這五百多頁的文字不但記錄著個人成長以及社會變遷，更穿透了電影與生命的厚度。
書寫的意義──從文學到影評
游靜書寫的契機是源自於對文學的喜愛。從13歲第一次投稿刊登《年青人周報》的中學生到專欄作家，以及之後的《電影雙週刊》總編輯。一路從文學、藝術評論再到影評，在看電影及創作過程中不斷成長，探索書寫的意義，也從此患上無法治癒的「電影病」。
關於「電影病」，張鐵樑給了有趣的補充。他指那像是新書〈耳仔痛〉一章中提到某種愛上與心散並存的狀態。游靜也直言喜歡在影評裡放置個人思考，認為愛上與心散兩者並不矛盾，反而是像張鐵樑所言，透過這樣混亂與不正宗的方式書寫電影，而展現了影評與欣賞藝術的另一可能。文學課班出身也讓她明白不同學術背景其實能夠豐富一個人看電影的方法，就像文學成為她介入影評一個很重要的資源那樣。因此，所謂文學與電影研究間的對立根本不成立，說穿了只是一些自卑的影評人想要捍衛自己領地所提出的謬論。
對游靜而言，電影與成長有著不可分割的關係與連結。電影有助於我們把自身置於不可知的各種處境中，去發現和面對更多未知的自我。她認為寫電影評論，對一套電影的個人喜惡是無關痛癢的，也與讀者無關，重要的是要如何利用電影的互換性製造討論空間，藉此與讀者探討社會、文化、性別、歷史等切身議題。這也是為什麼，她強調自己希望《游動的影》不只是個人紀錄，或者時代紀錄，而是要幫助讀者進一步思考自身的生存狀態與世界的關係。
一味懷舊或吹捧過去是毫無意義、不切實際的。以前和現在的空間始終不一樣，存在著各自的優點與缺點。真正該做的是，透過社會與自身今昔的對照去理解並思考腳下這片土地的獨特位置。
跨範疇和去脈絡化的平衡──從影評到文化研究
游靜更提到文化研究經驗對撰寫影評的影響，使她不再像年輕時單純用文本閱讀的方式，反而側重於了解電影的社會文化脈絡。她認為，在對一個脈絡認識不足下進行文本分析是危險的，容易造成誤讀，那只是在用自己的空間、自己的脈絡去閱讀他人，卻從未理解箇中意義。
香港殖民體制出身下非脈絡化的教育模式，如今依然不斷強調我們只是身處在「借來的地方，借來的時間」──我們從來就不屬於此地。教育只求把英美的思辨潮流以最快的方式搬來香港，變成一種讓人與身處的社會脫節的挪用。游靜認為這種非脈絡化的知識是最不能增進思考的。常常將自己假想成英美文化的一部分，得到的就也只有虛榮感，根本無法思考自身在這世界脈絡中是處於什麼位置，這種教育是「反教育」的。
知識從不應該有潮流（fashion）的，重要的是能不能幫助思考與反省。同樣，香港電影從不應是個放諸四海皆準的方法。每個地方均有其源遠流長的歷史脈絡，並非單靠現象或與其他地方作對照便可妄下定論。我們必須釐清事情的前因後果，從歷史脈絡思考自己與世界和周邊環境的關係。
鄧小樺遂提出了問題︰要如何進行一個範疇的跨越，又能避免去脈絡化思考或直接挪用的範疇繆誤呢？游靜則以「沉默」這在不同藝術領域中歷久常新的主題為例，說明儘管題材類似，但每一個文化、地方、時間、人物，以至每一個文本所傳達的內容或訊息往往截然不同，有其獨特性。緊緊並置的位置亳無意義，唯有透過對社會文化脈絡差異的比對，思考其形成原因與過程，文本才能和自身經歷進行跨文化的對話，幫助我們進一步了解自己的處境。
對於近年越來越盛行有關身分政治的論述，游靜也嘗試以文化研究的角度回應。她提到六、七十年代美國民權運動所衍生對身分政治的討論，早已被高舉新自由主義旗幟的資本主義所挪用，成為製造恐懼與仇恨的工具。社會走到了一個地步，越是強調包容、民主，尊重彼此身分，其實每個人到頭來依舊只想到自己。文化研究做的正是要批評這樣的挪用，並找出身分政治的不足，以及由民權運動開展而來的空間被輕易地轉化為巨大恐懼的原因。要解決這問題，依舊要回歸脈絡化的思考，必須透過研究美國歷史才能夠明白身分政治走到今天這絕路的成因。而游靜認為身分政治的問題無關任何一個知識系統，而是資本主義引致的局面。
互聯網是個回音室──只看到你想看的
在香港，觀眾往往受國際電影節定位以及發行網絡的限制，鮮少能看到第三世界（印度、菲律賓、馬來西亞、拉丁美洲和非洲等等）的電影，比較容易接觸得到的也只是波蘭、捷克等東歐片。對於電影接觸面的問題，楊焯灃樂觀地認為近年在全球化的影響下，觀眾只要主動去尋找，其實能夠擁有更多選擇。
然而，游靜卻持相反觀點，她坦言以前觀眾是被建制去界定要看什麼電影，現在則是被困在互聯網這充滿限制的空間。首先，網絡世界絕非應有盡有。一些牽涉龐大商業利益的電影（像是邵氏電影），在強大的建制力量控制下，根本難以在網上找到，而獨立電影與藝術電影的情況更甚。她更指真正有趣、挑戰界限的電影是被消失得最快的；我們最終只看到現在的電影，卻看不到以前的好電影。
此外，游靜認為互聯網的普及，觀眾對一部電影的興趣會因為收費而減少。而且，所謂興趣其實早已被策展人等建制定義了，大部分觀眾對第一世界電影的關心遠勝於對第三世界的，也同時反映了香港被殖民文化的深層限制。游靜因此提出眼前種種既定的前設是需要被質疑和拆解的。一部電影風行與否根本不值一提，更重要的是要尋求在被世界發行網絡塑造以外的選擇。
當互聯網成為一個回音室，我們只能看到自己想看的，已不自覺地墮入窄化的陷阱。也許，這也是為什麼游靜經常強調，社會和文化不一定會隨時間推移而進步，這很多時候只是我們一廂情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