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與文學」作為學術項目，於上世紀八十年代在香港大學法律學院出現。研究法律與文學的學者認為，法律就是文字／文本的遊戲。（Škop，7、8、10）換言之，法律的發展根本離不開美學（aesthetic）和情緒（emotion）的影響，它本質就係美感的遊戲。（Škop，10）法律，如語言，建構我們認知的（客觀）現實。（Škop，9）承此思路，清華大學法律學者趙曉力認為，分析文本（例如電影、小說）與分析案例、判辭根本就係一脈相承的技巧與心思。（209）他寫的《要命的地方：家庭、生育與法律》（2023）一書，便是藉法哲學及批判理論嘗試連接法律及文學的一項實驗。
父親苦還是兒子苦？自欺的人最苦
趙曉力在書中表示，他在2022年於北京清華大學開設的「法律與文學」一科是以「父親」為主題。（218）書中討論「父親位置」的幾章亦相當精彩。第四章以舜與他父親瞽叟的對奕為脈絡討論「缺席父親」的影響──瞽叟雙目失明，但舜卻有重瞳（一個眼球兩個瞳孔）；這種生理上的一凹一凸預示並解釋了父恨子的心理結構；加上父親性格卑劣、固執不講理，他多次企圖殺舜便顯得毫不意外。但神話的走向與古代歐陸伊底帕斯的故事不一樣：舜並沒有弒父──舜生母早死，他又因有早知之明總可避開危難，且聰明地避免面對面的尷尬與衝突，更是繼續孝順父親，獲堯賞識，最後禪位於舜。也就是說，惡父一直因妒忌起殺子心違反人倫，卻並未阻止舜順利進入父權本位的符號秩序（即道德、法律）─（理想）父親的缺席反引來人間最完美父權符號（堯）對受虐兒子（舜）的加持，令後者順利獲取當時常理世界最崇高獎品（成為眾生領袖）。此章表面上探討舜如何處理君臣、父子人倫衝突（瞽叟是父也是臣，舜是君亦是子）。然而，我相信作者其實是希望引導讀者用批判角度審視一段受歌頌的（不自覺）自虐論述：即使舜受閹，為了維持符號秩序的和諧運作，不記仇不報仇成為儒家聖人，一直把不為當時所容的慾望（不孝）遺留於真實界；此種不孝的慾望卻一直侵襲舜。舜因終身得不到最原始的父愛（親生父親的認可）而困擾非常；實際上，舜卻一直借此煩惱來享受抗拒不孝的成就感。情況猶如，神父一直待在性感尤物身旁，一邊嫌對方煩，一邊贊嘆自己自制能力。
反殖民，搞得起，擺得平，也要犧牲得起
「父親」這主題亦在討論魯賓遜和莫爾索（即加繆「異鄉人」，或譯「局外人」）的故事中出現。趙曉力在魯賓遜的一章，道出了父權社會宰制如何在後殖民主義中滲構：魯賓遜（白人男子）拯救了一位男性原住民，賜他名字「星期五」，教曉他勞動、英語及介紹基督教信仰。表面上魯賓遜拯救了星期五，事實上，是希望後者幫忙他離開荒島──情況就如白人殖民者自欺侵佔他人領土是為了啓蒙文化落後者，實質卻是為剝削式資本主義尋找便宜資源一樣。魯賓遜自以為（再）賦予星期五生命，是星期五再生父親；所以當星期五親生父親出現，魯賓遜十分妒忌──當然，殖民者怎會願意見到被殖民者回歸本土文化，那根本就是對殖民者的最有效反抗。（135–137）要注意，被殖民者的反抗代價甚高，未必成功之餘，更往往以犧牲告終，莫爾索的結局就是例子。（151、156）趙曉力在此展示了弒父與（男生）成人禮的糾纒。（156）我嘗試「畫公仔畫出腸」的闡釋一下：弒父是進入符號秩序的必經，不是殺了父親成為家族主或另建家族的意思，而是意指主體放棄戀母放棄弒父，自願受閹接受父權的文化操控，從而成為常理世界的一份子。星期五接受了殖民者的洗禮，所以生存，與魯賓遜回英國（殖民者繁榮高尚的原住地）；莫爾索拒絕，更挑戰殖民者本位父權文明，因此死亡。
只有見到實用，才會有理論
談過父親，當然無可逃避地要講父權的最明顯他者：女性。趙曉力在審視「秋菊打官司」時，對在傳宗接代的論述中，女性淪為生育工具的死局甚感慨嘆。（25–27）他又認為「祥林嫂」及「竇娥怨」有力展示了傳統中，貞節要求對女性帶來的悲哀。（41、55、59）趙曉力對法律中的性別議題相當有研究，他在這本研究法律與文學的專書中，附錄了一篇探討傳統、當下繼承法及性別關係互動的學術文章「女兒也是傳後人」；是有點突兀，但亦足夠讓讀者更明瞭法學與性別研究的關係。
本書的優點也是它的缺點。趙曉力努力從文本分析引導讀者（及學生）由批判角度深入思考由此滲出的生命議題，卻又刻意不明顯地提出有關的法哲學及社會理論框架。（211）雖然「女兒也是傳後人」一文提供了比較傳統與近代法律發展的視點（所以與全書風格不統一），卻仍然缺乏強穩的理論審查。我不知理由是擔心嚇怕學生，還是深信有心人自會尋找研讀途徑；可是，作者應可對自己作品及讀者求知慾多點信心，提供一些入門的提示及參考書目。
明白的，有人（特別是法律本科生）會懷疑研讀法律與文學（包括電影、小說）有何價值，有何實用──Martin Škop認為，這可以加強律師詮釋法律（條文、判決）的技巧，及學習由他人角度思考事物的態度。（8、11）這說法把「法律與文學」的研究侷限於技術層面。其實，既然，法律是文化的表現；在全球化年代，法律移植及在地化是常有的衝突及磨擦，深入了解一地的文學是否已是指定程序？就以性別平權為例，究竟性別平等是否破壞了一地習俗？傳統文學是否真的未曾對父權傳統批判？如何引入當下國際標準之餘又可令當地人接受理解呢？研究法律與文學可對這些問題帶來啓示。是故，我十分贊同趙曉力書中所言：他希望學生透過閱讀「參考文獻補充的法學和社會科學」更了解人類文化的精萃。（217）
參考文章
Škop, Martin. (2014). ‘Law and Literature––A Meaningful Connection’. FPED 4(1): 6–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