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遠東歷史》的書評中，辛波絲卡出乎意料地揭露了自己關於詩歌的信念，說詩的本質是相信「萬物中都沉睡着神祕的力量」，而「有技巧地選擇這些字，可以喚醒這力量」。她寫道：「詩人甚至可能唸完七個學院。但是當他開始寫詩，理智的制服就開始讓他覺得太緊。他喘着大氣，扭動身體，把制服的扣子一顆一顆地解開，直到他完全脫下了衣服，像個穿着鼻環的野人到處跑。沒錯，野人，沒錯。不然你要怎麼稱呼一個會用詩和死者及未出生的人溝通，和樹、鳥、檯燈甚至是桌腳說話的人（……）？詩人用圖像思考。比如說，他讀到某人的經濟利益和鄰居有衝突，他馬上就想到柳籃裡裝滿了砍下來的頭。（……）詩人總是跟不上隊伍，總是落在後頭。我們只能說這樣的話來捍衛他：畢竟，總有人得當墊底的。當一個墊底的人，詩人有機會在客觀事實的勝利遊行中，撿拾那些被人丟下、踩爛的東西。」
辛波絲卡總是重複，她沒有寫詩的方程式，只有一個格言，出自她所愛的蒙田，他曾大叫：「看看，這根棍子有多少末稍啊 ！」對辛波絲卡來說，這句話代表了「作家技藝最不可到達的標準」，「不斷誘使着作家，去跨越理所當然的想法」
在《詩選》（Poezja wybrane）的序中，她說，談論自己的詩作時，她覺得她就像「一隻出於不明原因跑進玻璃櫃，把自己釘成標本的昆蟲」。不管面對的是作者見面會上的讀者，還是記者，她都不會回答關於創作的問題。她要不是逃避，不然就是巧妙地四兩撥千斤。她的朋友幾乎異口同聲地說，你沒辦法和辛波絲卡討論詩。問她關於某首詩，或甚至稱讚某首詩作，對他們來說是無法想像的事。
「我不是生來接受訪談的，我也不接受訪談。」在《冒號》於2005年出版時，她如此告訴愛哲別塔．沙維茨卡（Elżbieta Sawicka）。「我認為，詩人的使命並不是談論自己的創作，他必須保持沉默。但是既然我得說些甚麼，那我想要引用歌德（當然我和他的地位不同）。他和愛克曼（Eckermann）在談話中提到一個想法，這想法大概是這樣的：『詩人知道自己想要寫甚麼，但是不知道自己寫下了甚麼。』我覺得這句話既聰明又有趣，而寫作的本質也確實是如此，我們真的不知道自己寫下了甚麼，只知道自己想要寫甚麼。歌德還有說過另一句話，也很值得一提；『藝術家，去創作吧，不要講空話。』嗯，我想說的就只有這些。」
詩和寫詩對辛波絲卡來說是需要保持沉默的領域。她害怕當她開始談詩，她之後就寫不出來了。而當她已經把詩寫下，那就更不想去談它。
在詩中，她只偶爾進行關於詩的隨想：
但詩是甚麼呢。
關於這個問題，
已經有許多搖擺不定的回答。
而我不知道、不知道，我緊緊抓住它，
像是救贖的扶手。──〈有些人喜歡詩〉，《結束與開始》，1993
有時候某個人會成功說服她，讓她談詩，然後還從她口中套出一些話來。布拉嘉．狄米羅特娃寫道：「『她告訴我她1940年代曾經寫過極短篇，後來這些極短篇越變越短，短到十幾行詩就可以塞得下。』於是，這就是她如何開始寫詩。如果我們仔細看，就會發現她的詩中多多少少都有這些元素：『事件』、『事實』和『快訊』。」
辛波絲卡透過詩在寫小說，這件事辛波絲卡自己八成也是相信的。因為多年後她曾在訪談中說：「我依然覺得自己是個寫小說的人。那些說我有時候會寫極短篇的評論家，他們應該沒有弄錯。我曾經寫過小說，而我到今天都沒有放棄，我只是用稍微不同的方式寫而已。」
辛波絲卡去克拉科夫第十二小學談論〈為路德維卡．瓦芙金絲卡默哀一分鐘〉時，也出乎意料地談論了詩歌。當時幾個女學生拿着錄音機去訪問她，後來她們在班上播放了訪談內容。學生們問到，為甚麼現代詩沒有押韻了？辛波絲卡回答，每個語言中的韻腳是有限的，總有一天會耗盡，那時候大家就會受夠了押韻，因為你能忍受「內心－寫信」這樣的押韻多少次呢？告訴我們這個故事的是耶日．皮赫，他是當時班上的學生之一。他記得辛波絲卡，因為他那時候很震驚，有人竟然可以一邊寫詩，一邊思考如何寫詩。
「和她談論詩一點意義都沒有。因為她馬上會開始說她姊姊給了她甚麼樣的蛋糕，或是她在商店看見甚麼好笑的事。」愛哲別塔．札亨特（Elżbieta Zachentar）說，她從小就認識辛波絲卡了，她父親維多．札亨特是辛波絲卡的朋友。一九五七年，愛哲別塔．札亨特帶了兩首詩到《文學生活》給辛波絲卡，那年她二十二歲，和辛波絲卡第一次拿詩到《波蘭日報》給她父親時的年紀一樣。「她那時候剛從巴黎回來，戴着一頂黑色羽毛做的帽子。我記得她給我的建議，她說詩應該要有某個概念。她將一首詩改短，那首詩是關於我從人生那裡借來了快樂和愛情，我不會償還，之後我會為債務去坐牢，而那牢獄就叫作老年。她說這樣就可以了，不用再畫蛇添足，說我會有皺紋或甚麼的。
三十年後，我很高興辛波絲卡寫了〈沒有甚麼是免費的〉這樣一首詩。」
沒有甚麼是免費的，一切都是借來的。
我債台高築。
我被迫用自己為自己還債，
用人生償還人生。
（……）
我想不起來，
我是在哪裡、甚麼時候、為了甚麼，
允許自己
欠下這筆債。
對這筆債務的抗議
是我們稱之為靈魂的東西。
那是唯一不存在於
債務清單上的事物。──〈沒有甚麼是免費的〉，《結束與開始》，1993
「我們甚麼都談，但我們不談詩。」艾娃．莉普絲卡告訴我們：「原因八成很無聊，因為我們都是寫詩的人。我們的心很年輕，雖然我們在年紀上都是優雅的老太太了，但我們依然寫得像高中女生。這很不正經，很好笑呀。」
辛波絲卡顯然也同意這點，但她說：
我比較喜歡寫詩的好笑
勝於不寫詩的好笑。──〈許多可能〉，《橋上的人們》，1986
我們不排除，辛波絲卡也覺得「當個詩人」這件事很好笑。她自己就曾經在諾貝爾文學獎頒獎典禮的演講上，這樣說詩人的工作：「有個人坐在桌前，或是躺在沙發上，兩眼瞪着牆壁或天花板，三不五時寫七行詩，然後十五分鐘後劃掉一行，之後又過了一個小時，甚麼都沒發生。」「維斯瓦娃是個理性主義者，她對任何不理性的事物都懷抱着不信任。」烏舒拉．柯齊奧告訴我們：「不過談到詩，她卻保密到家。她認為寫詩是一種祕密，是謎語。這是為甚麼她系統性地避免談詩的理論，也不談自己的詩作。」
但是瑪莉亞．卡洛塔－希曼絲卡在信中告訴我們：「維斯瓦娃雖然很少談詩，即使談也帶着距離，但她確實會談詩。或許朋友們不想和她談詩，是因為他們不想打擾她的私人空間。」
她為誰書寫？在她看來，甚麼樣的人會讀她的詩？她對自己讀者的面貌有甚麼想像嗎？
「他的生活過得不是很順利。」她說：「我不太能夠想像，我的讀者是個住在別墅的人，裡面有游泳池、噴泉，一切都井井有條。我想像中，我的讀者是在買書時會先看看自己買完書後，錢包裡還剩多少錢的人。」
我們知道，辛波絲卡創作一首詩的過程很長，首先這首詩會長時間在詩人腦中發酵、醞釀，然我們知道，辛波絲卡創作一首詩的過程很長，首先這首詩會長時間在詩人腦中發酵、醞釀，然後她會花很長的時間寫它，之後又會讓它「放」很久，看它能否通過時間的試煉。然而，辛波絲卡沒有一年不寫詩。在得了諾貝爾文學獎後，她長時間未發表，這表示，她還沒有寫完任何一首詩，
直到1999年，她才在《歐德拉河》發表了〈舞會〉和〈關於靈魂的二三事〉。
「我們是否可以說，從1996年得到諾貝爾文學獎到1999年這三年間，對於詩歌寫作來說是白白浪費的三年？」
「我有一本很厚的筆記本。」辛波絲卡告訴我們：「在這筆記本中我會記下各種字句、想法和主題，從這之中可能會誕生詩。所以，雖然我沒有寫詩，但我一直都在做筆記，然後筆記本慢慢填滿。」
「您的詩就是這樣寫成的嗎？從一個字，一句話，這就是詩的開始？」
「我不知道這能不能稱之為開始。我常常是從結尾寫起，之後要爬上詩的開端很困難。有些詩要花很長的時間形成，有時候我會回去修改它們。我不久前才毀了一首詩，而它在我的筆記本中只剩下一行。」
尤里安．吐溫也會寫下詩歌靈感的筆記，他稱這些筆記為「自由基」（free radical）。根據辛波絲卡的秘書米豪．魯辛涅克的說法，辛波絲卡最早的筆記（很老，也破破爛爛的）寫於1960年代中期（你可以從字跡中認出時間，那時候她的字還圓圓胖胖的，之後隨着時間流逝，它們失去了自己的圓潤，變得龍風鳳舞，很難閱讀），而最初的一句話是：「有些人喜歡詩。」以此為題的詩〈有些人喜歡詩〉出現在《結束與開始》這本詩集中，也就是說，這個句子被辛波絲卡「放」了半個世紀，才形成一首詩。
在辛波絲卡的筆記中，「水窪」這個字也縈繞多年，因為辛波絲卡想要寫一首詩，關於這個從兒時就壓迫她的恐懼。
我會踩進那個水窪，然後整個人掉進去，
直直往下飛落，
不停陷入更深處，
落入倒映在裡面的雲層，
或許更遠。
之後水窪會變乾，
在我頭頂封閉，
而我會永遠被關起來──在那兒──
甚至我的尖叫都無法到達表面。──〈水窪〉，《瞬間》，2002
同樣在筆記本中「放」了多年的，還有一場會面。
「很多年前，有一次我就近觀察了某個在墜機事件中失去親人的人。直到現在我才描寫了這個情境，稍微改動了背景。」在《這裡》出版後，詩人如此對我們說。
我這就去燒水泡茶。
洗個頭，然後接下來，接下來？
我要試着從這一切之中醒過來。
妳來了真好。因為那裡好冷，
而他只躺在那個橡膠套子裡，
我說的是，那個不幸的人。
我馬上燒星期四，洗茶。──〈鑑定〉，《這裡》，2009
筆記本中有被用到的字、句子、主意，辛波絲卡會把它們劃掉。
我們曾問米豪．魯辛涅克（他幾乎天天和辛波絲卡在一起），他是否有機會偷看到，辛波絲卡是甚麼時候創作的，又是怎麼創作的？
「我根本不必偷看，維斯瓦娃小姐自己就會承認。比如她會說，現在我很忙，因為我在寫作，有時候她甚至會說她在寫甚麼。然而有時候我會發現，某首詩被丟進了垃圾桶。我威脅她說，我會和市內的清潔大隊簽署一份協議，讓我可以把那些詩找回來，而她則回答，她會撕得很仔細。」
我們也問了魯辛涅克關於筆記本的事。他說，他是意外得知筆記本的存在的。有一次辛波絲卡出門，卻把筆記本忘在桌上，通常那裡放着辛波絲卡給魯辛涅克的信，上面寫着待辦事項。「我很快就發現，她一定是忘了把它拿走。但是她並沒有特別把筆記本藏起來不給人看，我認為她比較在乎的是，不會有人看到某首詩的第一個版本，或是另一個版本。」
「當詩到你手中時，它們都已經完成了？」
「理論上如此。我會收到打字稿，一開始是用「弓兵」（Łucznik）打字機*，後來是用東德的「艾莉卡」（Erika）打字機。紙張是老舊的存貨，很薄，有點泛黃。我會把稿子用電腦打出來，然後拿給她看，有時候她會用鉛筆在上面改幾個字，甚至有時候會把修改黏上去。這一方面是因為這樣比較好謄寫，另一方面是為了遮住原先的版本。有時候最後的修改是用我的筆電進行的（她會用的按鍵是「上一頁」和「下一頁」）。」
「所以只有筆記本上的『自由基』和寫好的詩，沒有介於兩者之間的東西？」
「沒錯。沒有介於兩者之間的東西，因為那些都被丟到垃圾桶了。有時候某首詩在報上發表的樣貌會和書中印出來的不同，但這通常只是裝飾性的修改。」
根據魯辛涅克的說法，辛波絲卡很堅持詩應該只有一個版本，而不是有好幾個版本、好幾個變奏。「和原稿不同的手稿，在這世界上大概只有三份，僅止於此。我有其中一份，那是我協助她從霍京街（ul. Chocimska）上搬出來時，在櫃子中找到的。這首詩是〈漢娜〉，和後來發表的版本不一樣。
我留着它，沒有把它銷毀，但我不會給任何人看，因為我知道辛波絲卡不會喜歡這樣。」
魯辛涅克：「有一次，她在電話中和我念一首詩，要我寫下。她那時候在盧波米日，而她想要把這首詩加入《瞬間》這本詩集。但是這樣的情況很少發生。她通常會在電話中念《非指定閱讀》的稿子，或是五行打油詩，看看我會不會發笑。她去盧波米日度假後，通常會帶一些在那寫的詩回來。但是她不會馬上就給我，這些詩還要『放』一段時間。她常常開玩笑說，她有三首詩，一首詩是寫好的，一首詩是未完成的，另一首也是完成的，只是還沒開始寫。或是：我有三首詩，但一首被丟進垃圾桶了。〈鞋子裡的小石頭〉這首詩就是這樣，它甚至有了題目，但沒有下文。這滿少見的，因為她通常會在詩完成時才會給它題目。」
魯辛涅克也告訴我們，大概在2000年年中，辛波絲卡打電話給他，這時他正好在給一歲的女兒準備早餐。和辛波絲卡談話途中，他用餘光看到女兒娜塔莉把桌布拉下來，連同她的麥片和他的咖啡也一起拉了下來。他對話筒哀嚎，但是辛波絲卡沒有安慰他，反而說：「您知道嗎？這可以寫一首詩。」過了一年多，這首詩在《文學筆記》發表了。
但是在那張固執的桌上有一塊桌布
──當我們技巧性地抓住它的邊緣──
它流露出啟程的欲望。
而桌布上的玻璃杯，小盤子，
小牛奶瓶，小湯匙，小碗
也都因為躍躍欲試，而忍不住興奮地顫抖。真有趣，
當這些東西已經在桌子邊緣搖晃，
它們接下來會跑到哪裡去？
是溜到天花板上？
飛到電燈旁邊？
還是跳到窗台，然後一躍上樹？
牛頓對此還不能發表任何意見。
就讓他從天堂觀看，擺擺手就好。──〈小女孩拉扯桌布〉，《瞬間》，2002
辛波絲卡承認，這首詩會誕生，是因為娜塔莉．魯辛涅克──辛波絲卡稱她為「湯圓」（Puca）──來到這世上。不過她也說，她馬上就想起其他拉扯桌布的孩子們，因為她已經看過這樣的事。
「有些詩是由許多經驗組成的，有些詩只需要一個印象就能成形。」她如此評論〈九一一照片〉，這首詩在2001年12月發表於《單張》（Arkusz）。「這首詩的靈感來自於一張我在某個雜誌上看過的照片，照片上有個人在墜落，攝影機捕捉到了他停在空中的那一瞬間。」
他們從燃燒的樓層跳下去──
一個，兩個，還有好幾個，
有些高，有些低。
照片讓他們的生命定格，
現在則讓他們在墜往地面時
停留在地表之上。──〈九一一照片〉，《瞬間》，2002
有一次有人邀請她去視障者工作的工廠朗讀詩歌。她拒絕了，但她開始思考這件事，後來寫了一首詩。
詩人讀詩給視障者聽。
他沒想過，這會如此困難。（……）
他感覺，在這裡每一個句子
都要通過黑暗的試煉。
它們必須靠自己打動人心，
不仰賴光線和顏色。
（……）
但是視障者都很有禮貌，
很有同理心又很寬宏大量。
他們聆聽、微笑、拍手。
其中有一人甚至走過來，
拿着打開、放反了的書，
請詩人簽下他看不見的簽名。──〈視障者的禮貌〉，《冒號》，2005
我們無法判定詩作創作的日期和背景。我們問辛波絲卡，為何不給自己的詩作寫上日期，她回答：「每次當我在詩中讀到，『羅茲，某年某月某日』，我總是覺得有點好笑。我希望我的詩可以跨越時空，沒有時間背景，也可以引起共鳴。再說，我也沒辦法用時間順序來排列我的詩。我整理詩集的方式是根據內容或某個想法的延續性，不是所有的詩都是在同一時期寫下的。」
辛波絲卡在《非指定閱讀》中稱讚葉瑞米．皮吉波拉（Jeremy Przybora）的書《幾乎是所有的歌》時，點出了美中不足之處：這些歌並沒有日期。然而輪到自己的詩時，她卻有了不同的見解。「請注意，在我的詩中不只沒有日期，也沒有獻詞─除了寫給海蓮娜．波許娃托絲卡的那一首，雖然有些詩可以，甚至需要有獻詞。而這是因為，我希望每個讀者都可以感覺到，這首詩是為他寫的。因為這首詩是你的，你在讀它，這首詩就是獻給你的。所以我認為，我不會改變，我不會給自己的詩寫日期或地點，不會把它釘到某個特定的風景上。」
我走在綠意盎然的山坡上。
到處都是青草，草叢裡有小花，
像是給孩童看的圖畫。
（……）
彷彿這裡從來都沒有過任何寒武紀，志留紀，
沒有向彼此咆哮的岩石，
高高隆起的深淵，
沒有在火焰中燃燒的夜，
也沒有被黑色煙霧籠罩的白晝。（……）
現在是當地時間九點三十分。
（……）
放眼望去，這裡由這一瞬間統御。
那是大地上的許多瞬間之一，
被請求着能夠持續。──〈瞬間〉，《瞬間》，2002
辛波絲卡不情願地承認，這首詩是在盧波米日寫下的。然後她馬上問：「這對讀者來說有甚麼意義？我在寫這首詩時，並沒有只想着住在盧波米日或去那裡度假的人，你不必看過盧波米日的風景就能讀懂它。我希望，每個曾經看過平緩、綠色山丘的人，都可以把他眼中的風景對應到這首詩。」
詩人／羅馬波蘭文化中心的主任亞羅斯瓦夫．米科沃耶夫斯基（Jarosław Mikołajewski）曾經寫過，他和辛波絲卡、魯辛涅克在2007年一起在義大利旅遊。他們造訪了托斯卡尼，也去了西恩納。
在布雷拉畫廊（Pinacoteca di Brera）和錫耶納市政廳（Palazzo Pubblico），他認識到了辛波絲卡的「觀光詩學」是甚麼。「看一兩幅畫作上的一兩個細節，足矣。」他們也去了大教堂，辛波絲卡抱住頭，繞了一圈東看西看，然後說：「畢竟這一切都不該遇上世界末日啊。」
兩年後，這個句子出現在《這裡》這本詩集中，在〈維梅爾〉這首詩的最後一段─而那首詩是關於維梅爾畫中一個倒牛奶的女人。辛波絲卡是怎麼從這首詩的結尾「這個世界／就不應該結束。」爬到這首詩的開頭「只要那個國家博物館裡的女人／在畫出的寂靜及專注中／把牛奶從瓶中倒進碗裡， ／日復一日」？這就是只有她才知道的祕密了。
《辛波絲卡：詩、有紀念性的破銅爛鐵，以及好友和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