柄谷行人出版於2015年的《倫理21》，談倫理、道德、責任、義務等的問題，多有啟發。尤其在我們現在生活的世界，似乎很多是失去理性和自由的前提下，發展到一種不知後果如何的未知數。疫情流行導致經濟蕭條，俄烏戰爭引發糧食危機，還有貧窮挨餓、環境污染、自殺他殺等諸多現象。
康德的「作個自由的主體」，存在於實踐的、道德的層次，是當我們服從於我們的義務，或者至上命令的時候，自由才會產生。而至上命令只是服從於「作個自由的主體」的。可以說，在凡事被外在原因所規範的世界，自由的層次是不會發生的，也不可能出現在認知的、知識的層次。確切的說，自由的主體只有存在於倫理的層次，在我們對他人的「應答」（response）等同於「責任」（responsibility）時，自由的主體才會顯現。
以上對自由主體的陳述，或透過一個例子對號入座。古巴小說家卡彭鐵爾（Alejo Carpentier）寫於二十世紀四十年代末的旅遊記述《論美洲的奇妙真實》，標誌著美洲旅行者與其歐洲同行之間新殖民主義的差別。新殖民主義的差異，首先表現為權威的差異，這是一種個人被授權宣稱了解別人的差異。我們從他在書中開首，描寫他到中國的旅行，曾列舉一個奇蹟的目錄，但他得到的結論是搞不懂這些奇蹟：
我看見許多極為有趣的東西。可是我不確定我懂它們。要真正弄懂……就必須懂得那種語言，並對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化之一，有一些清晰的概念。
卡彭鐵爾接下來說他特別缺乏的是書本知識，是「對文本的理解」。然後，他以去中東旅行作為例子，談自己清晰感覺到的是「希望理解卻一知半解的人的巨大憂鬱」。這裡的卡彭鐵爾再一次提到書本知識的缺乏。這似乎表達為沒有書本知識，卡彭鐵爾就得不到授權寫作。之後寫他到俄羅斯時，世界變得可以理解，是因為他曾從俄羅斯小說中讀到的地名、從圖畫上了解的建築。同樣地，當他到布拉格時，看到席勒、開普勒和卡夫卡的雕像後，他已然感到心安。
顯然，卡彭鐵爾記錄這個已知的西歐世界，不是靠表徵的行動，而是靠識別的經驗。也就是說，他沒有構建能喚起記憶的文字圖片，或試圖在讀者心中再現他之所見。相反，他記錄了對景象的識別，那些他已經從先前的旅行或者文學先賢那裡得知的景象。卡彭鐵爾沒有宣稱擁有表徵、描述或重塑他所見之物的歐洲人的文化權威。他宣稱只有權對已經了解或被告知那裡存在之物的識別進行表達。
的確，在二十世紀四十年代，有誰願意讀一個古巴人寫的關於中國、中東的旅行書？卡彭鐵爾的文本是以歐洲為中心的，可是歐洲的旅行描寫代碼並不支配它。歐洲旅行者很少表達如卡彭鐵爾對無知的不安。他不安地堅持認為書本知識是一種必需品。然而，對於來自新殖民地的旅行者來說，卡彭鐵爾是以一種美洲的和新殖民主義的方式歐化。這使他在拉丁美洲現代主義者當中受到批評，也反映邊緣知識分子的文化困窘。
對卡彭鐵爾來說，「真實的現實」和「真實的歷史」曾經在別的甚麼地方被體驗過，它最終以歸屬的形式或說「作個自由的主體」出現。正當他在返回古巴的途中有過這種體驗：他發現了……古巴。卡彭鐵爾自此留下一句名言：「拉丁美洲人回家，並開始明白許多事情。」海外旅行以一種新的方式讓他見到新殖民主義的美洲：作為一種獨特的自我創造，而非歐洲的一種尷尬反映。當他對自己的國家，有服從的義務，實踐至上命令的一種應答和責任時，他已然具備「自由的主體」的道德性。
從自由的觀點看道德性
柄谷引用康德說的自由，指的是沒有外在原因，純粹自發的、自律的行為。「自由」的意思是，在現實中我們的所作所為，即使不是出於我們的本意，也要從「作個自由的主體」這個義務來看。而康德的「道德法則」指的是無條件的義務。而在我們在日常使用中的「道德」和「倫理」幾乎是不分的。康德已然很清楚人類的行為是如何被各種外在原因所規定、制約，仍試著要確保人類的自由。柄谷行人從這裡推論出一個想法：自由絕對不會從「自然」中產生；自由來自服從我們的義務。康德區分「認識的問題」（了解一個事件的原因）與「實踐（倫理）的問題」（追究事件的責任）。但認識的領域和倫理的領域，以康德的話來說，即自然的領域和自由的領域，並不是個別獨立存在的。任何一件事情，既是認識的對象，同時也是倫理判斷的對象。進一步說，這顯現為美感判斷的對象。
舉聯合國難民署的人道援助作為例子，從對方在2022年6月20月世界難民日標籤的「尋求安全的權利」當中擔當的角色來說，已然認識清楚知道俄烏戰爭造成一批又一批的難民。在倫理問題上，要「作個自由的主體」義務方面來看，我們若要實踐康德的「道德法則」，即使沒有收入情況之下，也要作出一些援助或行動表示「自由」。若是這樣的話，那只會自己帶來兩難，甚至不幸，但又不能置若罔聞。
在經濟掛帥、商業活動頗繁的社會，並沒有賦予實踐「道德法則」的指示。我們沒有任何權力和能力，去做一些行動，或道義上的援助來表示自由。與其迎頭痛擊而焦頭爛額，不如靠個人的自省和知覺，把自己看成衡量一切的尺度。有書寫能力，靠書寫表達，從而在寫作的世界裡「認識真理憑創造」。如按朱光潛的說法，這是「認識到一種真理，其實就是憑人自己去創造出這一真理的實踐活動。」寫作本身無疑是一種詩性智慧的活動。而詩poetry，原義是「創作」或「構成」，作家利用創作再現他所認識到的一種事物。或許，我們不只要學習「置入括號」，還要學會「去掉括號」。
《倫理21》裡有一節「將自然的、社會的因果性置入括號之中」談我們在許多地方都需要「置入括號」的態度。如何以一個實用的物品轉換成審美的藝術品？照康德的說法，美感的判斷起於我們將「關心」置入括號之中。那一個物品是不是藝術欣賞的對象，完全取決於我們是否將對它的各種現實上的關心置入括號之中。至於該物品是否來自於自然界，或是工業產物，又或是日常生活用品，完全無關。這需要一種「態度變更」的作用。
我以為作家寫作，和詩的功能一樣，必然把整個心靈沉浸在感官裡，同時必須深深沉浸到個別具體事物裡去。若作家在重大題材使群眾在情感上深深受感動，教育群眾去做合乎道德的事。如此，小說就應與詩一樣，成了教育群眾做好人好事的動力或動因了。柄谷行人對倫理的看法，不但沒有因循守舊，卻展示了文化思想家因時制宜，「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的學究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