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賦予他們若干不可剝奪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
1776年7月6日通過的〈獨立宣言〉，宣告美國是個平等而自由的民主國度，創造出令人嚮往的「美國夢」──只要夠勤奮和努力，每個人都能擁有美好生活。人們懷抱着夢想，努力追求「平等」和「自由」美好的願景──但這只是虛幻而遙不可及的夢，事實上，自美國獨立以來，階級問題無所不在，當社會高喊要爭取種族和性別上的平等，階級問題往往被忽視。歷史學家南西．伊森柏格（Nancy Isenberg）的《白垃圾》（White Trash）揭示美國一直以來存在的階級問題，透過歷史資料的爬疏，作者從十六世紀開始書寫美洲大陸的歷史，打破「美國特殊論」的歷史神話──在英國的殖民計畫中，美洲本來只是廢棄的、等待開發的荒地而不是希望之地，流浪漢、乞丐、罪犯被安置在那裡，是早期開拓的重要勞動力，也是日後美國組成的一部份。伊森柏格指出整個美洲發展的歷史植根於英國的階級觀念，卻是美國史中被隱去的部分。
上層的話語權與剝削
《白垃圾》一書寫的是「窮白人」的歷史，帶出的是階級問題背後的權力關係。無論是英國或美國的特權階級，因為社經和政治上的優越地位，對低下階層的操控。他們掌握話語權，把窮人汙名化，窮人被叫為「廢人、污臟殘渣、呆伯、流氓、垃圾、垃圾、佔居者、南方窮白人、吃土者、劣馬、南方無賴、鄉巴佬、退化品種、白垃圾、紅脖子」等等，他們被形容為「一無價值」、「閒居終日」、「懶散墮落」，是拖垮國家經濟的害群之馬；在政策上，統治階級沒有真正要解決貧窮問題，窮人不但沒有被拯救，更是被剝削的對象，在英國殖民地時期，他們被關進矯正所或監獄，或被送去美洲成成為開拓新世界的勞動力。
在美洲大陸發展時期，窮人付出了勞力，卻無能力買土地，不是做非法的「佔居者」就只能當僕役甚至奴隸，而上層階級則能獲得經濟上和政治上的優勢，由清教徒管理的麻薩諸塞強調階級分明的重要性，如開發者溫斯羅普所言：
全能上帝最聖明的天意決定了人類的狀態，自古以來，有些人富有，有些人貧窮；有些人位高權重、最爵不凡，有些人身份低賤，受役於人。
清教徒以宗教之名，強化了階級差異的觀念，鞏固了在上者的地位，其貴族可擁有經濟和政治上的特權，既為地主又是地方官員，他們勞役僕役，厭惡窮人，也鄙視民主制度。
意識形態的灌輸
特權階級不但在政治上有影響力，更能藉自身的影響力為國家與社會灌輸意識形態，富蘭克林（Benjamin Franklin）試圖把北方殖民地改造為自由勞動區，反對奴隸制度，但他沒有解放黑奴的意思，而是從白人的角度思考，認為奴隸制度會汙染所有白人，令白人變得懶惰。富蘭克林提出的「財富中庸」和「階級滿足感」對美國的核心價值有深遠的影響，前者指出中層階級在社會的重要性，後者把美洲塑造成機會之地，讓人們相信只要勤勞、節儉、多產就自然會得到快樂，讓後來的潘恩（Thomas Paine）在他的基礎上發揚光大，強調了商業系統和自由貿易的重要性，讓「自由商業社會」、「政治獨立」等的觀念植根於人們心上，但他避而不談階級問題。而富蘭克林作為「白手興家的典範」，成了人們向上流動的目標，只是人們都不知道，富蘭克林的成功，背後是上層階級的人脈和資助，單單靠勤奮是難以向上流動的。
美國「獨立宣言」的起草人國家兼美國第三任總統傑佛瑞（Thomas Jefferson）固然是建構「美國神話」的重要人物，作為上層階級，他對美國的想像成「寧靜、永恆的幸福之地」，並稱讚「大地栽培者」是最有價值的公民，但這些用投票權的「公民」指的是擁有土地的人民，早期的憲法把窮人的權利排除在外。傑佛瑞用詩意化的修辭模糊了階級觀念，在施政上只是為了穩固階級秩序。
育種的話語與「貧窮自然化」
於此，掌握話語權的人在描述美國階級時，總會運用「育種」的詞彙與概念。富蘭克林把人分為「較好品種」與「較差品種」，以生物學和品種的角度去強化階級論述；潘恩以育種去強化美國的活力與獨特性，他把英國皇室定義為失控而墮落的「新物種」，而北美洲的白人種族，這個種族能「改變全世界」，「展現出史上最高的男子氣概、青春洋溢的商業神」；傑佛遜對品種和階級差異的看法與富蘭克林相近，並強調繁殖優良血統的重要性：「繁殖馬匹、犬隻、其他家畜時，一般人看重的是優越的條目；人的繁殖難道就不是嗎？」階級劃分是天擇形成的，貴族能保持血統純正，窮人的不良基因也是會遺傳下去。
「貧窮自然化」的意識形態，隨着權力階級對於育種的論述而逐漸建立起來。從十九世紀開始，南方窮白人被稱作「窮白垃圾」，成了有別於富蘭克林等人所說的「商業民族」，而是「畸形的品種」、「惡名昭彰的種族」，是退化的白人種族，他們被定義為天生有生理上的缺陷，甚至是帶有病菌的，在南北戰爭時期的邦聯支持者，強化了階級和育種的關係。在二十世紀初，優生學興起，進一步把白窮人汙名化，有人更嘗試推動立法隔離窮人，以及限制窮人生育，到這一步，「貧窮」變成為無法擺脫的遺傳性，是人類無法掌控的現象。這樣的意識形態以科學為名，把階級和種族上的差異歸諸基因，權力階級玩弄着詮釋的把戲，無意解決貧窮問題。低下階層因為沒有土地財產，長期處於停滯又不穩定的狀態，缺少了社會流動性，在美國這個新世界裡，他們似乎得到了「自由」，實際上，他們是被剝削、忽視，卻有被操縱的一群。直到1930年代經濟蕭條後出現了種種經濟和社會問題，讓官方與學者對貧窮有更深入的研究，「窮白人」才擺脫遺傳學的偽科學論證，但大眾對「窮白人」當作是特別的種族的看法已根深蒂固了。
「窮白人」作為文化資本
雖然「窮白人」在不斷被汙名化，但在民主制實踐的過程中，「窮白人」的身分卻是是政治人物博取民意的文化資本。早在1840年開始，美國的總統大選陸續有政客扮演「窮白人」的政治戲碼，後來「紅脖子」更成了不少民主黨政治人物的形象，瓦爾達曼以「紅脖子」代言人的形象，擁抱白窮人的身分，挑動黑白種族間的仇怨；福伯斯（Orval Faubus）把自己塑造成粗魯的「鄉巴佬」，更利用種族間的矛盾成功取得連任；法蘭克．克萊門特（Frank G. Clement）展現了「赤腳男孩的真誠」，反映出「誠實鄉巴佬」的神話。於1990年代，柯林頓（Bill Clinton）扮演的「白垃圾」贏得民眾的支持，他從一個阿肯色州的小男孩到美國總統的經歷，讓大眾看到了嚮往日久「美國夢」。
「窮白人」也逐漸成了流行文化中的角色，從早期《佔居者生活軌跡》中的浪漫化，到1940、1950年代，扮演着「公園大道鄉巴佬」的桃樂西．謝（Dorothy Shay），以及風靡全美的「貓王」，他們的形象符合大眾對樸實、誠實的「鄉巴佬」想像而大受歡迎。1960年代出現以「鄉巴佬」為主題的情境電視劇，以及同年代的《登龍一夢》、《窮白垃圾》、《梅岡城故事》等電影，把「紅脖子」和「白垃圾」塑造成粗暴、原始的刻板印象，到1970年代，流行文化不再鄙視「紅脖子」和「白垃圾」，而是把他們視為歷史文化遺產，如鄉村搖滾歌手桃莉．芭頓（Dolly Parton）；而庸俗的費譚美（Tammy Faye）則靠豔麗誇張的打扮深受窮白人的歡迎──諷刺的是，她不是純正的白垃圾，而是靠扮演白垃圾讓自己名利雙收。
當「窮白人」成了被消費的流行文化，其形象不管是頹廢的、粗暴野性的還是誠實樸素的，都能滿足觀眾的階級想像與偷窺感，儘管被消費而不斷地在大眾媒體上出現，但中產階級只把他們當成個遙遠的種族，還是貧窮問題對視而不見，「窮白人」真正的悲苦生活，法獲得到關注而被拯救。
無論在流行文化或政治上，「白垃圾」成了被消費的文化符號。就如作者所言，「美國人不再追求真實的民主，轉而追求民主的舞台魅力」，在民主政體發展的過程中，政治很容易變成一場表演，為了博取群眾的好感，政治人物必須塑造出像「鄉巴佬」或「紅脖子」等討好的形象，好讓民眾乖乖奉上他的選票，實際上，政治人物並不是為民眾發聲的人，只是一個象徵：
美國民主從來不打算讓所有人民都享有真正的發言權。相反地，大眾得到的是象徵，而且是空泛的象徵。民族國家一直以來都建立在虛構的故事上，即國家元首可以代表人民，是人民的代理人。在美國版的故事中，總統必須訴諸共同價值觀，以掩蓋深刻階級差異的存在。
「美國神話」的創造是成功而令人着迷的，能讓人們產生出強烈的國族認同。當政治領袖一再訴說着「美國精神」與「美國夢」時，國民都自傲地相信自己的獨特性，擁抱着「平等」和「自由」普世價值，於此同時，他們會在不知不覺中，一再跌入了意識形態的欺詐陷阱，永遠只是資本主義機器中的齒輪，反覆在相同的位置運轉而無法向上流動。
何謂「自由」
資本主義中的自由勞動市場和自由貿易看似有社會流動的機會，但這只是一個假象，在自由貿易市場中，擁有豐厚資本的商家較容易累積財富，也出現對無產階級或資本較少的低下階層的剝削。曾任農業部部長亨利．華萊士（Henry A. Wallace）於1936年對美國經濟狀況的批評指出了資源分配不均的問題：
如果三萬六千個經濟金字塔頂層的家庭所等同於一千兩百萬個金字塔底層的家庭的收入，自由是不可能實現的。
當時的通俗作家約翰．科爾賀對進一步提問美國人有沒有自由特權：
如果某個國家擁有美好生活的所有物質，卻發現自己週期性地處於破產和飢餓的邊緣，還能說自由嗎？
這也是大部分資本主義國家出現的狀況，國家擁有豐富的物質，但底層人民長期陷入貧困或接近破產的狀態，連基本的生活都沒有保障，他們只能不斷地勞動換取資本維持基本所需，例如房租和膳食，在這種情況下，勞工很容易成了被壓迫和剝削的對象，國家神話的意識形態灌輸他們要勤奮和節儉才能成功向上流，失敗是個人缺點造成。為了生存，他們吞聲忍氣地長時間工作、接受昂貴租金和物價。這樣的生活到底算不算自由呢？
美國所謂自由貿易的商業社會中，土地買賣從來不是一個自由市場。土地輕易被投機者以及擁有資本的貴族控制，他們可以靠土地累積和遺傳財富，維持其特權階級的為地位，而基層人們可能努力了一輩子也無法買到土地。說到底還是「贏在起跑點」的問題。「位置決定一切。」上層社會懂得運用資本讓維持階級優勢，下層很難擠到上層階級。階級問題從英國就世界帶到美國新世界，上層階級的執政者乍看下是面向大眾，實際還是在維持階級差距，即使有仁慈的領袖試圖要改善窮人的生活條件，卻引起反彈，說援助會破壞「美國夢」。
這時候，「美國夢」再一次被搬出來，鼓勵基層人們靠自己的努力往上爬。但這條上層階級建設出來的階梯，不是向上鋪展，卻像一圈又一圈迴環往復的迷宮，看不到終點目標，而大多數的下層階級卻在這迷宮中遊盪、徘徊、迷失，並相信自己是「自由」的，相信孜孜不倦地耕耘一定會換來收穫──儘管資本主義的遊戲規則早就定下來了。
資本主義塑造了一個「自由」的美好遠景，跟社會主義所提倡的「共產」理想，像神話般虛無，究竟它們是人類實踐烏托邦世界的終極目標，還是迷惑群眾的「蘇麻」？「烏托邦」真的可以在人類世界實踐嗎？或許我們還在找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