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原文刊於《禪與摩托車維修的藝術》（天下雜誌，2020）
念碩士班的時候，曾上過一門課叫作「明代禪典」，授課的鄭琳教授只選了一位禪師的著作做為整個學期的研讀，就是憨山德清的《憨山老人夢遊集》。由於只有我一個人選課，每堂課就是我說一段，老師說一段。憨山老人最被稱道的是「禪詩」，期末報告我便寫了關於「禪詩」裡的文學表述，簡單地說，也就是禪詩的修辭學。
禪詩裡最常出現的譬喻之一，就是「水」、「月」的關係。比方說「月本無塵，水自清潔；從何處洗，求之不得。月墮水中，水涵月影。可惜觀者，熱夢未醒。」讀詩的人通常會試着去解釋「月」象徵甚麼？「水」又象徵甚麼？詩中的這種比附又意謂着甚麼？另一種更令我着迷的敘事是，比喻消失了，詩中只呈現了某種景象。比方說「一片寒心雪夜，數聲破夢霜鐘。爐內香銷宿火，窗前月上孤峰。」禪宗認為文字不可靠，因而不採直說，而用「比」、「興」。只是當時年輕的我迷惑得很，靠修辭學就能「接近」真理嗎？
羅伯．波西格這本上個世紀七十年代的暢銷書《禪與摩托車維修的藝術》在台灣並非第一次出版，早在九十年代就已譯出一個名為《萬里任禪遊》的版本，當時也正是台灣書市大量出版禪學相關書籍的尾聲。高中時代的我閱讀了類似鈴木大拙與諸多禪門公案的書，因此對這樣一本書產生了興趣。彼時「禪」這個字在科技發展起飛的台灣社會，似乎仍帶着某種呼喚與誘惑的力量，彷彿在暗示着那個社會底下潛藏的迷惘情緒。
多年後已不再年輕的我再次閱讀到《禪與摩托車維修的藝術》的新譯本，我不再把它當成一本禪學延伸書籍，而是一部以「實踐」去試圖「思維」真理的書。而那個接近真理的管道，波西格用的是摩托車，以及摩托車所展開的旅程。
書中大致上有兩個主要的敘事架構，一個是作者和十一歲兒子克理斯及友人共同騎摩托車十七天跨越半個美國的經驗；一個是在旅程中穿插回憶、夢境、旁觀的敘事筆法，所回溯的「斐卓斯」（其中很大一部分算是作者年輕時的化身）的思維與經歷。但還有另一個我認為也可以把它區分開來的潛敘事，就是以摩托車的維修技術來比附各種哲學與科學觀的段落。
回到成書的時代，那正是美國成為世界強權，科技至上主義強勢，但「垮世代」的嬉皮文化也蔚為風潮，神祕主義甚具魅惑力量的時代。作者在多年後的後記提到，他認為「承載文化的書會挑戰文化價值觀，而且在文化因應挑戰而變遷時經常如此。承載文化的書未必是優質書。《湯姆叔叔的小屋》（Uncle Tom’s Cabin）稱不上是文學傑作，卻是一本能承載文化的書。」波西格是個誠實的作者，他認為自己的書，就是一部承載文化之書。這部被認為充滿愛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梭羅（Henry David Thoreau）智慧的書能風行，不妨視為是彼時之川，映出了彼時美國文化的心靈之月。
這本書第一次來到台灣，已經距原著出版二十年了，而當時也正是台灣社會面臨傳統價值觀與科學價值觀衝擊的時刻，彼岸之月，正好映照在此岸之川上，機緣具足。然而，此刻呢？
書中三個層次的敘事，恰好提供給讀者三種不同的閱讀經驗。在與克理斯的旅程記述裡，我們讀到親情、友情間的付出與矛盾，長途旅行莫可奈何的衝突，以及美景詩意的呈現（這部分在後記出現了極大的張力）。而「斐卓斯」的段落，作者顯然想以《斐卓斯篇》（Phaedrus）為隱喻，來重現年輕時讓作者幾近分裂的靈魂追尋與純粹理性思辨：那辯論的兩造有時是斐卓斯與體制，有時是斐卓斯與斐卓斯自己，而用以跨越這兩者的，意外地是「摩托車的維修技術」。由於作者曾擔任過撰寫使用手冊的工作，在遇到摩托車故障相關意外時，微妙地把化油器、齒輪比、活塞、火星塞、進氣、旋螺絲等等零件與維修動作，轉化成詮釋「理性」、「科學」、「先驗」、「經驗」、「質素」、「道與禪」這些科學與哲學語彙交錯的段落，把看似「無聊」的哲學思辨化為迷人的文學語彙。
而「摩托車」這個「詮釋之橋」，我以為正好是在此刻台灣重譯之後，最有意義、也最可能引起讀者迴響的內容。
為了讓這個意象「在地化」，且讓我花些篇幅舉個例子。一回我在與研究生進行讀書會時，一位在制度上是我的學生，在交誼上是朋友的參與者黃同弘，談到甘耀明《喪禮上的故事》裡一篇短篇小說〈野狼、海王子與烏賊群〉。小說本事一句話就可以講完：一位十六歲少女無照載了弟妹，騎車到台中省立醫院尋找病重的父親。
少女的父親是「偉大的伐竹工人」，對她而言就像卡通裡的「海王子」般英勇。不過這是一個貧苦的農民家庭，少女第一次坐「歐多拜」旅行，就是父親為了補償她錯過的小學畢業旅行，夜半載她到圓山動物園看林旺。父親後來罹癌，為了不讓家中最貴重的機車壞掉，少女得每天發動機車，因而熟悉了機車的操作。在她國中畢業後，常偷偷騎車到離家五公里外的工廠上班貼補家用。十六歲那年中秋，病重的父親原應返家過節，卻一直沒有回來。少女於是騎上野狼，展開一場告別青春儀式的長征。少女當然得遇到種種險難：包括機車沒油，遇到壞人、迷途等等，小說最終畫面是為了掩護無照騎車的少女進入市區，一位名叫阿財的人和朋友開着鐵牛車，把姊弟騎的野狼團團圍住，終於讓他們避過警察，見到父親。
當時同弘以自己父親的經驗，提到七十年代一台「歐多拜」的價值超過一萬台斤的稻穀。如果把「粟仔」視為文學意象，它指涉了「農村勞動的血汗與病苦，也隱喻了在城鄉不等價交換中，被強迫貶值的身體與青春」。而我則提到那個時代，擁有一台機車或許就象徵着成年禮，或者對文明機械的駕馭。後者正是整個時代的希望：機械文明曾經承諾給我們可以駕馭，而不減損靈魂存在價值的美好未來。然而真是如此嗎？
在美國，摩托車很早就成為旅行工具的象徵，而在台灣，直到八○年代摩托車都仍是重要的生財工具，九十年代後才逐漸成為具成年象徵意味的旅行工具。同一輛摩托車在美國與此地，意味着不同的「先驗知識」，呼喚了我們對摩托車經驗的記憶，改變了騎車者的「質素」。於是，我們發現這本書的跨文化心靈經驗。「大道絕同，任向西東。石火莫及，電光罔通。」這是禪師們早已開示過的，不是嗎？
這本書實踐了海德格那著名的說法：我們認識榔頭的方式不是盯着它看，而是拿起來用。波西格的文筆優美，且把哲學化為行動，將這趟成長、探險、硬派旅行的記憶，寫成一部騎出「心智深山」之書，引導你看見的是陷入苦思人生的絕望泥淖，而非膚淺的心靈勵志。你可以把它當成抒情散文、哲學啟示、旅行文學……而更重要的是，試着以你的方式，騎入自己的「心智深山」，彼處古道或被封閉，新路偶會展開，但人生值得這麼一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