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掃街道》:書寫非洲的精神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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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掃街道》:書寫非洲的精神面貌

  本年度最後一個文壇的大獎布克獎(The Booker Prize)於最近揭曉,由南非作家達蒙.加爾古特(Damon Galgut)的《諾言》(The Promise)獲得,這部作品講述南非後殖民時代一個黑人女傭的故事,這使得本年度世界文壇的獎章上又多了一個關於非洲人、殖民主義的故事:而其餘的包括布克國際獎(The International Booker Prize)的得獎作,塞內加爾裔法國作家大衛.迪奧普(David Diop)書寫的《靈魂兄弟》(At Night All Blood Is Black),以及本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出生於坦桑尼亞的阿卜杜勒-拉扎克.古納(Abdulrazak Gurnah)。

  假若只是一個獎項關於非洲歷史,以及殖民主義帶來的種族不公,或許並不能引起世界文壇的廣泛關注,但如今幾個重要獎項都跟非洲有關,說不定能為世界文壇帶來一些新景象。至少,筆者馬上就要打探非洲文學群組的近況,並發現了一個有趣的啟示。

  這裏說的是有「非洲布克獎」之稱的凱恩非洲文學獎(The Caine Prize for African Writing),和本年度的得獎作,梅龍.哈德羅(Meron Hadero)的短篇故事《打掃街道》(The Street Sweep)。這篇故事反映了書寫非洲的一個重要特質,以致可以將它置於加爾古特的《諾言》與古納的《天堂》(Paradise)之間加以闡釋。

  在古納獲得文學獎後,瑞典學院的主評審安德斯.奧爾森(Anders Olsson)就曾指出,其代表作《天堂》約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名作,《黑暗的心》(Heart of Darkness)的回應,其分別在於,前者以被殖民者的角度出發,而後者則以西方殖民者的角度看殖民主義;[1] 而加爾古特的《諾言》正是西方世界一般能看到的故事:從殖民者的角度反思和批評殖民主義。這分別終文學敘事的選擇上確實為之重要。

  《打掃街道》並非一部關於殖民主義的故事,但在理解故事深層意義的時候,卻很難不從後殖民社會的角度切入。故事發生於埃塞俄比亞,而作者哈德羅是生活在美國的埃塞俄比亞裔作家,這樣的背景似乎昭示了一種書寫非洲的特質。

格圖站在他的鏡子前,努力在繫一個完美的溫莎結。 他將領帶的粗端穿過領間,但結卻在他手中解開了。他又試了一次,又一次失敗了。他真的需要領帶嗎?他猜想着,如此喜來登的警衛或許會放一馬讓他進場。 即便如此……

  《打掃街道》的故事是這樣展開的。

  主人公格圖(Getu)是一名街道清潔工,他想參加傑夫先生(Mr. Jeff)的派對,才會忙着繫上一個得體的領帶。他打開衣櫃,才發現一直自以為得體的衣服原來寒酸得可笑,他把一整個衣櫃可穿的都扔到了床上,而所謂的床就是放在房子角落的一張床墊。他發現,唯一可穿的黑色長褲下擺都破爛了,只能請求媽媽修補。從他跟母親的對話,讀者得知,格圖想要參加傑夫先生的派對,是因為這是傑夫先生在亞的斯亞貝巴的最後一晚,而他想要給格圖一些東西。

  敘事者繼續告訴讀者,格圖的媽媽對像傑夫先生這種人抱有懷疑。像她那一代的人見證了傑夫先生這種美國人的出現,他們為非政府組織工作,突然活躍於社區,要人們填寫問卷,又派發維他命丸和為人接種疫苗,給人英文書籍和保暖衣物。格圖認為傑夫先生一直對他照顧有加,又認為只要能到喜來登大酒店參加一場派對,就能解決生活上的困難。

  實情是,當地政府想要清拆舊屋重建,可能要把格圖跟母親這種窮人遷移到城的邊緣,格圖認為只要跟傑夫先生交談,就能獲得解決問題的靈丹妙藥。劇情因此推展到格圖準備要跨過喜來登大酒店警衛的防線,他們其中一個手拿AK-47自動步槍,開始問着格圖各種問題,又語帶諷刺,認為從格圖的衣著打扮就知道他是一個幹苦活的窮人,又要求他讀英文報紙,試探他是否真的為傑夫先生的非政府組織工作。如此格圖越是跟從警衛的指令,越是顯露了他窮人的身份。

  格圖之所以說自己為非政府組織工作,是因為一次在一家外國人聚集的酒吧裏遇上了傑夫先生和他的朋友們。傑夫先生說,他想要打探一般群眾對城市建設的想法,格圖因此跟他說,作為一名街道清潔工,他清楚知道城市的一切。比如說,這個城市的巴士毫不可靠,使得很多人根本不會去上學,格圖的英語和其他知識都是自學得來的。聽畢,傑夫先生便說,非政府組織工作需要像格圖這樣的人。而在幾周之後,城裏果然出現了新的巴士。此後他們兩人經常在酒吧門外見面,城市的各方面建設亦有了新的改變。格圖因而認為自己重要,或許有能力阻止政府的清拆行動。

  派對和格圖跟傑夫先生是故事的高潮部份。到了傑夫先生要離開之際,格圖向他坦白,要求一個在非政府組織工作的機會,可是他發現傑夫先生原來沒有這樣的能力。在對話期間,他又一直想起媽媽的話,想到自己不應輕信別人的一句說話。到他目送了傑夫先生離去,再次回到酒店的門口,門口的警衛已經換了班。一個警衛當場就把格圖攔截,問他想要怎樣。但這次格圖並沒有再退縮,他從口袋裏拿出了一張卡片,自信滿然地說自己是世界衛生組織的一員。

  故事在此完結,這時讀者發現格圖已經變了另一個模樣。

 

  《打掃街道》的書寫帶有濃厚的美國簡約風格,作者哈德羅明顯是想以最精煉的文字,說一個引人入勝的故事。故事的敘事結構精巧,敘事者以巧妙的手法帶讀者穿梭於不同的時間點,當中的事件與元素環環相扣,然而讀者不但不會迷失於幾個敘事空間,而反正似是看到主人公所身處的社區,和他所關注的事。

  故事最巧妙的或許是物件的運用,它開首的第一句便是關於主人公的一條領帶,而這條領帶成為了重要的符號象徵,為讀者揭示故事最重要的主題。就像,主人公從來都不需要繫領帶,在他的世界觀裏一條領帶象徵了身份;而當他終於進入大酒店,看到傑夫先生只是把領帶隨意地掛在頸上,他第一個反應是:「原來你也覺得繫領帶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但很快他就仿效傑夫先生的做法,把領帶隨意地掛在頸上。作者哈德羅明顯想要告訴讀者,兩種文化之間的互動,和一種文化如何改變另一種文化。

  又或許說,這裏所說的文化,可以概括為西方白人文化與非洲黑人文化的分野。故事中的媽媽正是本地文化的代表,在她聽說兒子要「發奮圖強」,成為非政府組織的一員時,她說:「當我懷孕時,到底是食物越過我的嘴唇,使我兒子成為一個夢想家。〔…〕我不是每個假期都放棄肉類和奶製品嗎?我禱告得還不夠嗎?我不是每個星期都去教堂嗎?〔…〕我是否盯着被邪惡之眼詛咒的人太久?」對她來說,有夢想並非一件好事。

  有趣的是,《打掃街道》的書寫本身就帶有西方社會的意識形態,以及其對美感的詮釋,這一切都反映在作者的寫作風格之中。或許說,作為一個居住在美國的埃塞俄比亞人,這種寫作的角度在一開始就在所難免。因此《打掃街道》是一篇寫給西方社會的故事,其目的正是要告訴讀者,在非政府組織頻頻幫助非洲各國的同時,卻把一種絕望的意識形態帶到了當地。

  假若從文學的角度深入反思這個問題,或許筆者最樂見的,是一天作者們不再以西方價值的審美觀去書寫。也就是,有些東西假若是醜陋的,就不需要刻意以西方式的幽默去帶過。

  但當然,這只是筆者的期許……

 

注釋

[1] Alison Flood, “Abdulrazak Gurnah wins the 2021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 The Guardian (7 Oct, 2021). https://www.theguardian.com/books/2021/oct/07/abdulrazak-gurnah-wins-the-2021-nobel-prize-in-literature;另可參考:J. U. Jacobs, “Trading Places in Abdulrazak Gurnah’s Paradise,” English Studies in Africa, vol. 52, issue 2 (Dec 2009): 7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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