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當我們談到香港文學時，黃碧雲必然會是被討論到的作家之一。她在1984年開始她的寫作生涯，其小說《烈佬傳》出版於2012年，是較晚近的作品。《烈佬傳》有別於黃碧雲過往「暴烈」的風格，以極為平淡、收斂的筆調寫出一個香港邊緣人物的故事。故事寫出主角周未難巧合之下加入黑社會，更染上了毒癮，一生在監獄中進進出出。作者在小說中更加入了不少粵語書寫。長久以來，在文學作品中運用地方語言都引來不少討論。有評論者認為在作品中加入具地方色彩的語言會對其他地區（較近的比如山東、雲南、四川等有自身方言的中國省份，至如台灣、馬來西亞、新加坡等，甚或遠在美國的海外華人生活地區）的讀者造成閱讀上的障礙，如蔡益懷就批評《烈佬傳》語言風格令角色顯得「扁平化、意符化，缺乏細節的肌理」，而小說中的粵語更有點「半鹹不淡」。[1] 但同時亦有評論者認為《烈佬傳》中運用粵語書寫，更切合作品的題材和內涵。因此，思考黃碧雲《烈佬傳》中呈現的文化隨語言混雜不斷變異自身的混語化（creolization），無論在文學審美、社會關懷乃至其他不同層面上，都顯得是仍有必要的。
粵語在香港是極為普及的語言，目前來說，尤其在口頭溝通上，粵語仍是絕大多數香港人主要使用的語言。然而，在書寫層面上，不論在教育、傳媒或是其他場域中，都傾向避免以粵語入文，而盡量要求以共同語、書面語書寫。例如香港教育局在2014年提出廣東話並非（法定的）香港的官方語言，從中反映了當局的立場，廣東話既然非官方語言，其地位在各種場合上都會面臨被貶抑的危機。在教育方面，香港教育局既然把廣東話視為「非官方」，便能預想到在實際教學中將排除廣東話的教學。長久下去，從教育的層面開始，將會提倡把廣東話視為是「不正當的」這種觀念，背後也反映香港不少界別對於粵語入文的正當性和合法性都是有保留的。然而，何謂正當，何謂合法？我們應該用甚麼樣的標準去判斷某種語言是正當、合法與否？
《毛詩序》中寫到：「雅者，正也。言王政之節由廢興也。」[2] 雅言就是正言，同時「正」和「政」也是互訓關係。可見判斷語言「正」與否，背後牽涉的不止是語言、文學的問題，更是政治的問題。而語言作為文學的載體，一部作品的語言定必會影響到作品的價值和地位。近年香港社會上不少界別傾向把粵語排斥於正當、正統之外，粵語文學自然也會被視作「非正統」，故粵語文學在中國文學場域中乃處於邊緣位置，這點固然是難以否定。作為文學創作者與研究者，也當想像語言、文字，乃至書寫（écriture）本身，作為文學之時，應該以怎樣的態度對待所謂正統呢？法國解構主義哲學家德勒茲（Gilles Deleuze）在《普魯斯特與符號》（Proust et Les Signes）中便指出，真正的作家所書寫的當是「外國語」，意謂其總是放逐在正統以外，尋求語言以至存有論（在其而言，更是生成論）本身的解疆域化（deterritorialization）。[3] 更進一步，若把粵語文學置於中國文學中的邊緣位置來討論，同時亦是強調了當中的官方語中心主義。所以，當討論到《烈佬傳》乃至粵語文學時，較適合以華語語系文學（Sinophone Literature）的視角處理問題。
耶魯大學的石靜遠教授（Jing Tsu）關注華語語系文學時，強調了語言生長性（Linguistic Nativity），意指語言會不斷延伸，發展乃至變動，在文化政治中也會不斷流動變化，並沒有所謂「唯一的發言方式」。[4] 語言是流動的，具有地方文化背景。一個人對於語言的把握既是自然而然，也是習而得之。尤其在當代社會中，不同國家，不同語言背景的人也能輕易地交流，漸漸發明出共時性的溝通方式。發展出華語語系的「合縱連橫」（Sinophone Governance），指每個華語使用者都會自然而然地因應各樣形式和情況去調整華語的表述方法，形成與時俱變的溝通網絡。這論述強調語言是活的，也是具有目的性的工具，並不能輕言地把語言二分。
雖然粵語近年在香港社會中有被排斥的傾向，但仍是不少港人母語。故粵語，甚或陳冠中提出的「三及第書寫」，有可能作為與官方語權力角力的話語（discourse）。事實上，基於香港的政治、殖民及經濟等背景，香港粵語發展至今，已經與廣府，甚至澳門的粵語有甚大差別。即使在香港現時普遍使用的粵語，也難以提取出一種「純粹的粵語」。所以更準確來就，這應該是由廣州話、文言文、白話文揉合而成的「三及第文體」，這種文體早在四、五十年代開始已在香港興起。[5] 它既保留了地方色彩，亦帶有古典韻味，同時也非與官方的共同語完全割裂，使得它能夠避免完全與官方語同化，能夠成為與官方語權力角力的話語。正如蔡建鑫在研究三十年代的台灣方言寫作時，指出語言能夠凝聚族群意識，也可以用來抵抗強權，以方言書寫來重申身份。[6] 在香港，近年的粵語推廣運動中也顯出這種抵抗強權，重申身份的意識。
然而，這對於《烈佬傳》而言，似乎並非最準確的論述。當討論書寫作為政治學，其實具有兩種意義：第一種是廣義的政治，意指民生、憲政、法律程序等，引申書寫作為政治話語權場域的角力工具；第二種則是書寫內部的政治，意即書寫內含的語言運用以及倫理承擔。筆者認為，黃碧雲《烈佬傳》更屬於後者。其正巧妙地運用粵語寫出了香港社會中的異托邦（Heterotopia），而這個異托邦亦只能夠借用粵語、半文不白的口語再加上黑幫、監獄的術語（也可說是一種三及第書寫）才能呈現出來。異托邦由法國哲學家傅柯（Michel Foucault）提出。有別於烏托邦（Utopia）或惡托邦（Dystopia），異托邦是包含在社會機制以內，在現實生活中實際存在的地方。這個空間是異質性的地方，是他者的空間，它之於日常社會的作用來自區隔自身；它雖實際存在，但在大多數人的日常生活中卻甚少被注意到，也不會被大多數人視為「日常」。[7] 而在小說中，運用粵語展現出的並非一種對抗的姿態，而是一種沉默的姿態──周未難作為在黑社會打滾的癮君子，被社會「包括在外」的姿態。周未難一生在酒吧、天台的鐵屋、監獄、中途宿舍等社會邊緣之間徘徊，遊走於各個異托邦之間，因此他就作為社會日常的「異鄉人」（Amateur），以他人的「非日常」作為自己的「日常」，被包括在現實社會之外。事實上，自他小學從上海來到香港時，一開始已是在異質空間中成長。小說寫到周未難來港後，因為不懂得廣東話，一直到了十一歲才在港就讀小學一年級，比同齡學生大上好幾年的他，加上不熟悉廣東話，可想而知他與同儕的隔閡有多深。正如小說寫到周未難回憶起他的童年：「阿爸只會叫我們，聽話，不要周圍走。我都不知聽誰的話，廣東話我都不會聽。」[8] 因為語言使他一開始便被「包括在外」，是在「日常社會」中的異鄉行客。
及至後來即使周未難學會粵語，他說的粵語也不是地道的香港粵語。小說寫到周未難第一次見黑社會老大，不懂說話，只會在在別人提醒下鸚鵡學舌般覆述他人的話。當黑社會老大聽到周未難說話後，他笑說：「醒啲啦，講啲乜話，是不是上海仔。」[9] 即使他與他人一樣說粵語，也無法獲得同樣的身份認同。在黑幫的世界中，從來沒有人知道他的名字，只會稱呼他為「上海仔」。細讀周未難的說話，是由半文不白的粵語加上監獄術語組成：
在車衣位我望着衣車有多久，我都不知。先生叫我，我立即推褲頭入去車，先生說，要見阿一。我說又開邊瓣，我又沒賭錢，火機個個都有，沒理由因個火機召我入房。[10]
黃念欣形容周未難的聲音非常安靜，文白夾雜的言語間，顯示出克制和莊重，是斯文的。例如「我都不知」介乎「我也不知」與「我都唔知」之間，是克制的口語體，透過這種白語方言的結合，才能表現出周未難面對「受」的坦然。[11] 同時，語言的混雜也象徵身份的不穩定。[12] 如周未難問阿華：「你現在有沒食」[13] ，回答阿駒時說：「不食了」[14] 周未難日常生活中所說的，大多是一半粵語一半北方話。作者藉由這種語言，表現出周未難游離不定的身份。
《烈佬傳》之所以不適合作為與官方語權力角力的話語，是因為當中寫的周未難除了非常安靜，在大多數時候更是無話的，沉默的，失語的。正如黃碧雲解釋道：「沉默是不控訴，不發聲，幾乎不言說」，而未必是他們不想，只是不能。[15] 故周未難長期都是沉默的。例如他與「阿嫂」對話時，他只回答：「謝謝阿嫂」、「謝謝楊太」、「今天」、「烏完了」。[16] 他的說話都只是詞語或短語，甚至算不上是完整句子。即使說話，也只是很簡單的回應，不會訴說太多。當寫到周未難的心事時，作者卻會用較完整的句子表現周未難的想法，但這些完整的話最後卻都是沒能說出口的：
我沒講我第二粒粉問阿傷度的，在修頓球場烏了，球場人多，我不喜歡，我想找個房間住。[17]
上述的話語中更多是有完整主謂結構的句子，也是周未難內心深處的想法。但在他人面前，他總是安靜，甚至是沉默無話的。當中並不是展示出與權力中心對抗的姿勢，而是展現出周未難作為邊緣人物，作為香港社會中的「異鄉人」茫然的態度。
羅貴祥指出，小說中對語言的試驗和重塑，於「華文」這個範疇既是顛覆，也是開拓。《烈佬傳》的粵語，並非單純是地域文化身份的指涉，而更可能如不少當代世界文學作品般，是對方言、少數群體、邊緣文化、被壓迫者等的關注。[18] 黃碧雲在《烈佬傳》中放棄故有暴烈的語言風格，也刻意收斂文學的修辭，轉為追求貼近社會階層的質樸聲音。借用印度文學批評家斯皮瓦克（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提出的疑問：「弱勢能否發聲？」（Can the Subaltern Speak?）[19] 周未難作為香港社會最底層，他是連翻身機會都沒有的弱勢者，他不懂得語言，不懂認字，沒有知識，甚至不承認自己的苦難，如此，他能發聲嗎？他該如何發聲？以故有的文學語言，能承載他的聲音嗎？故黃碧雲在《烈佬傳》中配合周未難身份與背景，創造出由粵語、口語、俗語、術語及文學語言組合以成的（吳美筠所指出的）「新華文」以追求正音（orthoepic）以外的言說（parole）。言說有別於語言（language），語言是由文字組成的符號系統與法則，而言說指的則是某些聲音。而周未難教育程度只到小學二、三年級，小說中亦數次提到他不識字，所以他是一個失語（aphasic）的淪落人。不論是在知識層面上，還是在社會地位上，周未難都是沒辦法運用語言的，正如小說寫到：
入得差館房仔，拋得入臭格，孖葉落得自己雙手，人有權我們身有屎，官字又兩個口，就不要和差人嘈，他罵你死道友，賤格，人渣，也不要駁嘴。[20]
正表現了周未難喪失話語權。對方把握着權力，故即使受到不公的對待（包括言語辱罵和肢體虐打），周未難也深知「不要駁嘴」。事實上，周未難並不認同對方的行為，他亦有自己的想法：
我不是賤格，我是不是人渣，不由你們這些穿制服或不穿制服，袋支炮就有支嘢，個個月等出糧的人來決定。
我行這條路，我一樣有付出。[21]
這些聲音，因為他的背景和社會地位，終究沒能成為話語。但是這些淪落人的聲音是確確實實地存在的，黃碧雲在作品中把握「烈佬」混雜的語言，用本土語言掀開在香港被擱置的聲音。[22] 故《烈佬傳》中的語言試驗，不僅是語言上的突破，更是承載着香港社會底層的聲音。
誠如黃碧雲所說，《烈佬傳》無意營造出「撐廣東話」的姿勢，在香港寫作，注定在邊緣，在寫作權力中心以外。邊緣自有它的自由。[23] 黃碧雲承認邊緣的位置，但同時也拒絕停留在邊緣位置與權力中心對抗。這解釋了《烈佬傳》豐富和動人之處，正在於當中的粵語書寫並不只是作為權力角力的話語，更重要是當中的審美和關懷。多數香港文學都不是以廣東話寫作，《烈佬傳》如此大量地把廣東話加入其中，其語言成為了作品的一大亮點，令人聯想到粵語作為邊緣，與中心（共同語）對抗。然而，「邊緣詩學」（Poetics of Marginality）往往開始於政治地理中心論（Geopolitics of Center）。[24] 筆者認為《烈佬傳》可貴的地方，正是它不僅僅作為邊緣寫作，反之，它借用這種語言試驗，消解了中心與邊緣的二元對立。如此，作為讀者便能抽卻邊緣政治的視角，從審美的角度重新審視《烈佬傳》。故《烈佬傳》語言並非重點，重點當是作者如何透過語言這個工具所展現出來的審美與關懷。故筆者認為《烈佬傳》獨特且重要的地方並非只在於它由粵語寫成，而是它顯示了粵語書寫不僅僅只是作為本土意識的口號，粵語書寫的可能和文學價值是更高、更廣的。
近年來在各種社會因素影響下，香港的本土意識逐漸高漲。人們開始反思，進而在各方面捍衛本土的文化及身份認同等，當中也包含對語言和文學的反思。注意並重視本土的語言和文學，當是可喜之事。然而，語言、文學、文化等，又是否只是一些用以傳播口號的工具呢？在這個眾聲喧嘩（heteroglossia）的年代，黃碧雲在《烈佬傳》中以沉默、安靜、樸實的姿態回應了這些問題，也展現了粵語並非只能作為語言，更能作為關懷，發掘出粵語書寫更深的意義。
注釋
[1] 蔡益懷，〈《烈佬傳》不烈，但純正〉，收於《本土內外——文學文化評論集》（香港：香港文學出版社，2015年），頁117。
[2] 郭紹虞主編，《中國歷代文論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頁30。
[3] 相關提法參考 Gilles Deleuze, Proust et les Signes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2014).
[4] 相關提法參見 Jing Tsu, Sound and script in Chinese diaspor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5] 黃仲鳴，《香港三及第文體流變史》（香港：香港作家協會，2000年），頁1。
[6] 蔡建鑫，〈如何寫聲，怎樣讀音：淺論三〇年代賴和與張深切的方言寫作與其現代主義色彩〉，收於《重返現代：白先勇、〈現代文學〉與現代主義》，白睿文（Michael Berry）、蔡建鑫主編（台北：麥田文學，2016年），頁410。
[7] 相關提法參見 Michel Foucault, trans. Jay Miskowiec, “Of Other Spaces: Utopias and Heterotopias”, Architecture/ Mouvement/ Continuité no. 5 (1984): 46-49. https://web.mit.edu/allanmc/www/foucault1.pdf
[8] 黃碧雲，《烈佬傳》（香港：天地圖書，2012年），頁137。
[9] 同上注，頁11。
[10] 同上注，頁7。
[11] 黃念欣，〈或此或彼──讀黃碧雲的《烈佬傳》、《烈女圖》或個人選擇〉，收於《第五屆紅樓夢奬評論集──黃碧雲《烈佬傳》》，羅貴祥主編（香港：天地圖書，2016年），頁42。
[12] 吳美筠，〈為失語人建構另類華文書寫〉，收於《第五屆紅樓夢奬評論集》，頁55。
[13] 同注10，頁128。
[14] 同上注，頁131。
[15] 黃碧雲，〈「言語無用，沉默可傷」──「紅樓夢奬」得奬感言〉，收於《第五屆紅樓夢奬評論集》，頁15。
[16] 同注14，頁94。
[17] 同上注，頁94。
[18] 羅貴样序，收於《第五屆紅樓夢奬評論集》，頁12。
[19] 相關提法參見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Can the Subaltern Speak?: Reflections on the History of an Ide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0).
[20] 同注17，頁60。
[21] 同上注，頁60。
[22] 吳美筠，〈為失語人建構另類華文書寫〉，收於《第五屆紅樓夢奬評論集》，頁60。
[23] 同注15，頁16。
[24] 王德威，〈華麗的世紀末──台灣．女作家 邊緣詩學〉，《小說中國──晚清到當代的中文小說》（台北：麥田出版，1993年），頁1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