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文所述，《候鳥》姐妹篇《織巢》主要敘事者從林家大女兒素素，變為林家二女兒妍妍。與《候鳥》中的兒童視角娓娓道來相比，《織巢》則展示了更為精巧的結構設計與複雜多變的敘事角度。在《織巢》序言中，西西首先介紹了關於「織巢鳥」的資訊：
織巢鳥，又名織布鳥，是一種會用草和藤等物料編織巢穴的鳥。在動物分類表上，有以下的排列：
動物界
脊索動物門
鳥綱
今鳥亞綱
雀形目
文鳥科
織布鳥屬
織巢鳥屬於文鳥科（Ploceidae）
拉丁學名是Philetairus socius
別稱 Weaverbird
種類約145 [1]
在這部小說的創作過程中，西西正如織巢鳥，將不同材料編入一部家族歷史中，正如其本人所述：「我很重視小說的形式，當年素素的自述，是由幼漸長的故事；下半卷則轉由妍妍自述，她們不是孿生姐妹，不應該相同，當然也不能完全不同吧。我更不想重覆過去的寫法。我想，分三頭。…… 如今電腦打字，用書本的形式，我可以還原本來的構想，加上接到遠親的來信，分別用四種字體表現，清楚地讓當事人自己發聲；發聲，並不一定要唱對台，而可以是有自己的說法，又互相補充。」[2]
可見，西西創作這部小說的手法在於「編織」，這種多元雜合的嘗試，與其在2009年出版的多題材拼貼之作《縫熊志》互為呼應。[3] 值得一提的是，中文中的「文」字，造字法為象形，其形狀交錯，猶如鳥獸編織花紋之意。[4] 在介紹比較文學研究方法時，張隆溪也專門以中西語言中的「文」字作為切入點，說明文字運作機制和比較文學研究要義之間的相似點：「這些來自不同文本的引文本來互不相干，但一經錢先生把它們放在一處，組織成他論說文字的一部分，便立即顯出互相之間的關聯，共同來說明某一觀念或問題。[……]西文相當於『文』的『text』，在詞源上來自拉丁文textus，其動詞原形為texere，正是編織、紡織的意思。可見無論中國還是西方的理解，作文都是把各條線索編織成一幅條理清楚、色彩絢爛的圖畫。」[5]
作為香港文壇最富盛名的作家，西西在《織巢》這部作品嘗試多聲部敘事，不僅是候鳥南北往返的單線旅程，更是織巢鳥從多視角各方面對人類遷徙與落戶永恆主題的反思和昇華。正如西西在《織巢》序言中，描述自己在收集當年在報紙上連載的《候鳥》剪稿，重寫稿件時的經過：「於是，那麼一個陽光猛烈無事的夏天，不宜外出，我把剪稿攤開，痛定思痛，像織巢鳥那樣，找來材料，重新編織。」[6]
本文認為，與《候鳥》相比，《織巢》這部小說更著重刻畫不同時代背景下，女性對自己生命的主宰權。《織巢》小說開端場景中，妍妍出門尋找姐姐，而姐姐出門的原因在於林家父女之間的代際衝突。素素由於夜會文友，引起父親不滿，要將她逐出家門，而素素則抗拒父母干預自己的生活，寧願在外面消磨時光，也不想回家面對固執的父親。後來，素素還是為了避免誤會和爭端，放棄了文友聚會，在家時間更多。素素的文友中，有一位認為自己和素素已經形成男女朋友關係，還安排自己的母親和姐妹來素素家勸說她和自己會面。這個尷尬局面，引起了素素的反思，開始思考女性的社會角色問題：
我遇上一本寫得不錯的書，是法國作家西蒙．波伏娃的《第二性》。她對我有很大的啟發，讓我重新思考女性的問題。她說從生物學上來看，靈長目中的人類，雖可分為男性和女性，體能方面也有分別，但人類，文明的男性和女性，應該是對等的，也是平等的，沒有第一和第二的分別。女人被視為次要的第二性，並非天生，而是後天的「教育」。女性成為受歧視、受剝削的第二性，是社會的積習形成的：教育一個男人，社會會培養他成為一個人，一個勇敢的人；教育一個女人，社會就訓練她成為一個女人，一個從屬於男人的女人，而不是一個人。這不單是男性社會的罪行，女性自己也有責任，女性沒有爭取經濟獨立，只知依賴男性，顯得柔弱無能。所以，女性應該醒覺，要有堅強的意志，要做一個人，而不是成為角色固定了的女人。[7]
與素素獨立謀生的姿態相比，其母親則代表了「依賴男性」、「柔弱無能」的女性形象，但在關鍵時刻，也能夠獨當一面。她中學畢業後試著在百貨公司兼職售貨，反響不錯，但遭到父親強烈反對，只能辭職回到家裡的汽水鋪子幫忙。和復旦大學畢業生胡錦明因為英文補習而相識，交往五年，從未提出婚嫁。在母親的催問下，由於胡先生已有婚約，嫁娶無門，所以無法繼續交往。經過姑姐介紹認識姑父同事林樂文，感情迅速增長。林樂文代替她向胡錦明攤牌，最終贏得美人歸，半年後結婚。兩人結婚後生活和洽快樂，誕下女兒素素，為了逃避戰火到丈夫大妹妹夫家浙江蘭溪避難，和平後回到上海，生下小女兒妍妍。後來丈夫所工作的上海船廠倒閉，失業一年多後決定南下，在香港巴士公司找到工作。此時，母親決定舉家南下，帶著父母女兒赴港定居。當時的母親，在素素眼中，好像變成了一位和蘭溪姑母相似「先生娘」，幹練果決。然而，在香港定居之後，母親卻變得十分嬌弱，丈夫突然病逝後，更加無法操持家務，經濟依賴大女兒，家務請了幫工阿彩，自己病痛纏身，求醫問藥未果，直到大女兒將其送到醫院，發現住院病友情況全部都比她自己嚴重得多，打開心結，終於痊癒。縱觀她的一生，大部份時間都生活在男性主導之下，胡先生未能許婚，要由林樂文出面解決，婚姻中也以丈夫為重，直到丈夫突然病逝，失去人生依託，要由大女兒支撐全家生計。
與其母親相比，素素則代表了自我意識覺醒、經濟獨立的女性，婚嫁自己選擇，衣著樸素低調，極少與同事消遣應酬，在父親病逝後，成為全家的經濟支柱，喜愛旅行，造訪滬上舊居，探問親友。母女兩代人雖大不相同，但感情深厚。小說尾聲以八十多歲的母親視角鋪敘，寫到母親驚覺女兒素素年歲見長，白髮日增，感到不勝唏噓。但是，家裡幫工阿彩告知，她看到有一位手持印有書店名稱布袋的男性與素素散步至樓下，這讓老母親似乎對大女兒的人生大事，又有了一些盼望。
在不同代際女性身份意識之外，《織巢》小說的第二個敘事主題，體現為遷移者對所在地的依戀感，也就是段義孚所提出的「戀地情結」。
戀地情結是一個新詞，可以用來形容全體人類對物質環境的情感聯繫。這些聯繫在緊密程度、細微程度和個人表達方面都各有不同。這種對環境的響應一開始可能只源於美感：可能只是與對某種強烈的美感一瞥所產生的稍縱即逝的愉悅有關。這種反應也可能是觸覺方面的，是空氣、水和土地所引起的歡欣。更難以形容且更為持久的，是我們對某個場所的感覺，因為這個地方是我們的家，是我們記憶的來源，也是我們賴以謀生的方式。[8]
從標題與內容觀之，鳥類形象構成了貫穿這兩本小說的敘事主題。小說《織巢》中，有這樣一首短詩，描寫鳥類在不同時空遷移，定居，並且將之與時間流逝相比，富有哲思：
時間過得真快
或者
時間才是
一隻飛得很快的
大鳥
即使屋頂上
沒有煙囪
時間這大鳥
從每一座樓宇的屋頂
飛過
從南方飛向北方
從北方飛向南方
它們熟悉
安全的路線
不不
時間永遠只有一個方向
時間不回流
而漸漸地
有些候鳥
像時間
也不再飛回自己的舊巢了[9]
在《織巢》中，妍妍更加以鳥類自比，她在田徑場上跑得飛快，猶如「一頭鳥，展開了翅膀，想也沒想過就朝前面飛，飛得最遠。」 她本來取的名字是「燕燕」，燕鷗「可能是飛得最遠的鳥，好像一生就消磨在不停地飛」，而由於父親不喜歡燕子長大就離家不回來的行為，所以改名叫「妍妍」。而最孝順的鳥類烏鴉，又不適合作為她的名字。妍妍一直認為自己不會像燕子一樣，離開家，飛到別的地方，拋下媽媽和姐姐。所以在婚後一年多，丈夫提出要和她一起回加拿大時，她猶豫不決。最後卻在姐姐素素的鼓勵，學習駕駛，為去加拿大生活做出嘗試。
在《織巢》尾聲部份，母親回顧人生，發出感歎：
轉變，變好還是變壞？我不知道。素素和妍妍要像我們多年前全家搬遷嗎？每次離開一個地方，我總是想，不久就可以回去的。或者，世界上有一種候鳥，隨著環境的轉變，漸漸地竟不再會遷徙飛翔了，流徙一陣，倦了，習慣了，就變成了留鳥。又或者，有一種鳥，飛翔的時候比不飛翔的時候多許多，一生都在流離失所，一生都在尋找安頓的地方。[10]
以上引文揭示了《候鳥》和《織巢》這兩部小說的重要主題，即「流徙」與「安頓」。書中不同女性自述經歷，都圍繞著這兩個主題展開。在《織巢》的多聲部女性敘事中，真正在香港織巢落地的，是妍妍。她在自述婚後組建自己的小家庭生活變化時，這樣寫道：
啊，世上幾乎所有的動物都會為自己築巢哪，看看螞蟻、蜜蜂、他們都是天生的建築家，他們這樣做是處於本能，並不是甚麼高深的智慧。…… 動物中，最能幹的築巢手大概是鳥啦，各種鳥都善於築巢，還很講究…… 不過，鳥中築巢的高手中的高手，該選織巢鳥為冠軍吧。[11]
在小說中，剛剛成家的小夫妻妍妍和阿國，對於香港是否有城鳥開展了認真的討論。
妍妍：香港可惜沒有城鳥。
阿國：沒有，大部分鳥是外來的，是過客。
妍妍：鴿子、麻雀……這裡最多，不都是土生土長的嗎？
阿國：是的，那就讓鴿子成為城鳥吧。
妍妍：好啊，書上說鴿子最戀家，所以培養成信鴿，小鴿子在一個地方長大後，把它帶到很遠很遠的地方去，仍然會飛回來，找到原來的老巢。[12]
這兩夫妻的遷徙移居，代表了眾多香港人的經歷。妍妍出生於上海，在香港長大，阿國生於香港，移民加拿大之後，又因為遵從父親意願「找個中國媳婦」而回流香港，加入民安隊工作，和妍妍相識相戀結婚，然後又勸說妍妍和他一起去加拿大生活。在集體意義上，移民被比作 「候鳥」，而安家落戶的行為則被描述為「織巢」。香港一直被描述為是一個過客的城市，接待了成千上萬移民，也目睹了數次移民潮。問題在於，香港人究竟是候鳥，還是織巢鳥呢？對於西西來說，這兩者似乎可以兼顧。遷移南方的鳥兒，最終還是要落地織巢。正如史書美在對「離散華人」（Chinese diaspora）概念的批判分析中指出，所有的離散者，到頭來都會有在移居地落地生根的時候，而「華語研究」（Sinophone studies）與「中華性」（Chinesenes）的概念，也與「言語行為」（articulations）與地點（sites）密切相關的一天。[13] 可見，「位移書寫」（displacement writing）在根本上還是與地方（place）相關，而移居者成為「本地人」的關鍵，就在於居住者是否能夠和所居住地之間建立起戀地情結（topophilia）。
然而，眾聲喧嘩之下，此城卻似乎逐漸失去了數代香港人引以為傲的包容與寬容。在《織巢》的書封上，印著來自西西對這個時代的反思與疑問。這段話也是此書序言的最後一段：
這是個吵鬧撕裂的年代，大家說話時仿佛都要提高嗓門，聲嘶力竭，語不驚人死不休。我想，我們是否可以冷靜下來，平實地說，耐心地聽？原來，許多人都會寫，許多人，本身就是一個個故事。[14]
作為總結，西西這兩部出版時隔三十六年（1981-2017）的姐妹篇小說《候鳥》與《織巢》，用詩意的語言風格，將三代女性在家國之間的遷移故事娓娓道來，需要諸位讀者，放下執念，耐心傾聽。
注釋
[1] 西西，〈序〉，《織巢》（台北：洪範，2018），頁1。
[2] 同上注，頁11-12。
[3] 「西西善於拼貼，遊走於各種各樣的知識藝術領域。小思讚歎西西最新推出的《縫熊志》一書竟然同時涉獵了縫熊技術、中國古代服裝史、外國服裝史、外國故事、中國古代文學和歷史、中國神話故事、戲曲、哲學、人物、名畫、地理知識、西西散文、西西熊藝圖片集……等。《縫熊志》可謂是另一種形式的多重CROSSOVER拼貼藝術。」見梁偉詩，〈西西《縫熊志》的多重拼貼〉，《文匯報》，2009年9月21日。
[4] 根據清代段玉裁《說文解字注》，「文」字有兩個解釋。其一，錯畫也。錯當作逪、逪畫者䢒逪之畫也𦒱工記曰。靑與赤謂之文。逪畫之一耑也逪畫者、文之本義。彣彰者、彣之本義。義不同也。黃帝之史倉頡見鳥獸蹏迒之跡。知分理之可相別異也。初造書契。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二，象交文。像兩紋交互也。紋者、文之俗字。無分切。十三部。
[5] 張隆溪，《比較文學入門》（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9年），頁146。
[6] 同注2，頁11。
[7] 西西，《織巢》，頁22。
[8] The word “topophilia” is a neologism, useful in that it can be defined broadly to include all of the human being’s affective ties with the material environment. These differ greatly in intensity, subtlety, and mode of expression. The response to environment may be primary aesthetic: it may then vary from the fleeting pleasure one gets from a view to the equally fleeting but far more intense sense of beauty that is suddenly revealed. The response may be tactile, a delight in the feel of air, water, earth. More permanent and less easy to express are feelings that one has toward a place because it is home, the locus of memories, and the means of gaining a livelihood. 本段中文譯文來自本文作者，引文原文來自Tuan Yifu, Topophilia: A Study of Environmental Perception, Attitudes, and Value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1990).
[9] 同注7，頁263。
[10] 同上注，頁267。
[11] 同上注，頁261。
[12] 同上注，頁260。
[13] Shih Shu-mei, “Against Diaspora: The Sinophone as Places of Cultural Production”, Sinophone Literature: A Critical Reader, eds. Shih Shu-mei, Chien-hsin Tsai, & Brian Bernard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3).
[14] 同注12，頁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