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閱讀黃可偉的新書書稿時，便印證了我對他的網絡印象：作為一個積極寫作的人，他既是投稿達人，也是文獎獵手──這評語並無任何貶義，我只是對他的寫作狀態相當好奇而已。他是兩部長篇小說的作者，坊間評價不俗，按照因循下來的文學圈子習性，這種作者很有條件潛心經營更大規模的寫作計劃，例如寫出更有份量的下一部長篇等。我確實不知道黃可偉有沒有悄悄地寫著下一部長篇，我跟他的交往只在網絡，這倒令我注意到他非常熱衷於參加文獎，不只港臺幾個著名文獎，也有很多名氣不高或新近創辦的，甚至連一些內地省市的地區性文獎，都有他的作品。而這部《偽雙城繪圖誌》所收的短篇小說和雜文，正好記錄了黃可偉的獵獎生涯，原來一點也不短。
若擺脫文學精英主義的習見，我大概能夠理解黃可偉的文獎獵手玩法：投稿文獎，既是渴求對自身寫作的認可，也是一個規範性的練筆過程。黃可偉有專業文學作者的基本水平，但態度上卻一直保持（或堅持？）著一種「業餘性」（amateur）。容我挪用中國現代戲劇史中的一個概念作類比：「愛美的」（amateur）。民國時期，職業戲劇人大都沾染著商業氣息而變得腐化，演出粗製濫造，對藝術毫無堅持，於是有一批戲劇人不甘墮落，提出「愛美的戲劇」，強調藝術的業餘性質，甚至發展成一種藝術家的修身態度。當然「愛美的」有著隱性民族主義，與黃可偉的立場大概不合，然而他寫作的動力密集而強韌，不拘文奬性質也願投身試筆，正說明了他對寫作有執著，卻沒有某些略有小成的文學作者的名氣障。文奬之於黃可偉，如熱愛游泳的他之泳池 ，他有他各種寫作泳式，以配合不同條件的池水，自能暢寫其中，即使不是每次都能有所斬獲，但獵中率應該不低。
當這批曾經獲得不同文獎的作品，編輯成一部選集，我們卻又發現，黃可偉的寫作途程又不如文獎狩獵的過程那般因時制宜。《偽雙城繪圖誌》之書名，勾示了這批作品的三條脈絡：一曰「偽」，二曰「雙城」，三曰「繪圖」。先說「繪圖」，以文繪圖，是書寫城市的常見隱喻，文字敘事一般是線性的，但繪圖則是二維。此書為作者選集，卻又不是「小說選」，而是小說及雜文合集，不過在編輯上卻又不拘文體，而是以山、水、城、方外和田野這些空間概念分類。 黃可偉的文字向有簡庶之美，沒過份文藝化的雕琢。文氣上，小說跟雜文分別不大，所異的主要是他選用的書寫目光。作為一個以文學目擊現實的作者，黃可偉的位置顯得近庶民而遠知識份子，不寫大論述，而寫日常生活。但他的「日常」並不是知識份子和文學高端者為擺出「貼地」姿態而寫的「硬日常」，他常以平素的眼光，將他所看所感，質樸地記寫下來。偶一不慎，他的文字有時會予人一種深度不足之感──然而這都是偏見，我認為黃可偉的文字最值得珍視的，是他透過觥籌交錯的日常書寫，逐漸形成了他獨特的測繪眼光。他也寫人情，但很節制；反而他更擅寫人與空間景物的關係，以及人情與空間景物之間互相觸發的火花。在他的雜文裡，他偶有書寫他的家中長輩，對同代人則更少提及；而在他的小說中，即使因敘事需要而多建人物關係線，主線還是寫主角自身與空間景物的關係居多。
黃可偉在漫長而勤勉的狩獵式書寫練習中，形成了一套以「城市」與「非城市」的對照寫法。我不以「城鄉」這一濫調概括，主要是因為黃可偉用以對比「城市」的，並不是「鄉村」。「城鄉對比」通常是指生活經驗和記憶上的差異、現代跟傳統的對立、或是人工與自然的矛盾等，但黃可偉所寫的，卻是城市人的「非城市」經驗。他寫的山、海、田野，並沒有與城市割裂，而盡是城市的延伸，或是城市人的異質經驗。我們常說，香港城市化程度非常高，使得所謂「香港經驗」往往只有「城市經驗」這一面貌。事實是，香港有海港，有島嶼，有沙灘，山水田野就在城市之內，體驗山間田野，即使不是唾手可得，也絕非與城市日常互相排斥。
是故書名中的「雙城」，我姑且不解作「兩座城市」，而解作「城市中的兩個面貌」。在黃可偉的舊作中，這些「非城市」的元素都是他的小說場景；而在《偽雙城繪圖誌》的諸篇小說和雜文裡，他將這些元素分類寫出，也更突顯其中的特殊性。像他寫海中珊瑚，灘裡游泳，便寫出了海水儼如城市陰影的隱意；他寫山野，則主要以動植物和農業入題，乃是生機滿滿、卻帶著田園恬靜的自然書寫；他亦寫到了位於城市之內、卻被城市排除的異質空間景物，如城中幽靈、墳地、拆遷與消失等，乍看是單純的城市主題，卻在本書編排之下，與山水田野的主題產生共振，一同繪成了一幅幅城市的疊影。
黃可偉過去兩部長篇，均滿有抗爭意識，不過他也刻意對現實香港的政治作陌生化處理，如青蛙城、山花下這些地名，其所指呼之欲出，卻又止住不說。我認為黃可偉不直呼「香港」之名，是為了保留一種對香港城市和政治的盼望的想像，本書書名中以「偽」字起題，主要不是指文學上的虛構，而是指「另一可能的想像」。書末收錄了黃可偉一篇托名而寫的「撰寫背景」，一方面接續了其前作《逝者紀事》的某些故事，也姿態鮮明地回應了當下香港的抗爭現實。一瞬間，全書陰影疊疊的城市影像又被串連起來，個人經驗、記憶和日常生活也從來沒有擺脫大政治現實的陰霾。只是，在最壞的時代裡，文學之用，不是無意識的療癒，而是在恰當的虛實交錯中，堅持著一種守勢的希望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