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初韋伯的兩場演講被整理成文字，分別是以「學術」與「政治」為不同主題，而這也映襯到這場《以學術為志業》的演講中的內容：「政治不屬於課堂⋯⋯不過就講師方面而言，政治肯定也不是屬於他們的事情，如果他是以學術方面來理解政治的話，那就正好不是且南轅北轍。因為實際的政治觀點，跟對政治實體和黨派立場的學術分析是兩回事。」在政治上所需要的卡里斯馬（charisma）特質，完全與學術知識上的知識德行不同，政治上所需要的決斷能力，在學術上則是必須有理智與城市，「在課堂空間的範圍內，唯有單純的理智誠實才是有用的德性。」甚至在馬基維利開啟的現代政治範疇中，政治是不需要—不應該有倫理意義上的德行，那是有害的。但是在求真的學術場域中則全然是另一個故事。
同樣的語言，在群眾集會中因為政治所具有的鬥爭性質必然會有敵我交接之處，因此這裏的語言並非進行科學分析，卻是拉攏他人的辭令。「種語言並不是深思熟慮疏鬆土壤的犁頭，而是對付對手的刀劍：也就是武器。」然而這種語言是否適宜出現在課堂上？韋伯認為若是如此，那必然是種罪。「然而真正的教師就會非常地小心，不讓任何立場（不管是藉由明示或是暗示）從講台強加到學生身上──因為「讓事實說話」當然是最不光明正大的強制方式。」這也體現了韋伯在社會科學上的態度：價值中立（value free）。這是實證主義傾向的，而這種「科學式」的研究方法才是追求人文知識的道途。價值判斷是應然（ought to）的問題，而這不該出現在課堂上，韋伯問道：「在鬥爭的神明當中，我們應該奉祀哪一尊？說不定該是完全不同的一尊。那麼是誰呢？」對於這個問題的答案，是只有先知或救世主才能回答了。
然而已經過理性化的人類社會，是否還存在能提供最終解答的先知、救世主──或說「神」呢？答案必然是否定的，經過啟蒙的人類不再透過巫術或是揣測神的意思來理解這個世界，卻是透過科學的實驗方式一點一滴地獲取對這個世界的知識，這理性化的進程即為：除魅（disenchantment）。然而缺乏最終證成的人類社會，必然存在的是多元的價值競逐，在這樣的背景中，在課堂上握有權力的教師即不可反於世代的成果進行反除魅，也即不應使自己成為任何場域─包括課堂的最終權威，甚至以此權威帶領其餘在環境中將不得不─或自願跟循的那些學生，這樣的權力不對等即非「以學術為志業」之人所應履踐之德行，反而這是一種敗德的行為。進行判斷甚至是政治上的判斷，並在此樣地權力落差中僭越為神─最終價值─的地位並施展權力予他人，這種暴力的施展必然地是學術倫理上的非行，而這是不容許存在的，此乃以學術為志業人所應謹記與遵循的規矩。
而「熱情」的這個概念，在《以政治為志業》的演講中就此特質所對應的「信念倫理」予以批判的韋伯，他認為必須要透過權衡分寸（Augenmaß）以及責任感來導引熱情的空想浪漫性質來進行政治工作。但熱情卻是學術中不可或缺的條件，因為熱情是「靈感」的先決條件。學術中的科學性質，並不是如同工廠程序中產出各種各樣的知識的，而這樣的誤解卻是對於工廠與實驗室中所發生的事沒有任何了解才會有此謬見。「在這兩種地方，人都必須（甚至是對正確的事情）有些想法，這樣他才能夠成就若干有價值的事情，然而這種想法是無法強求的，它跟某種冷靜的計算並不相干，當然，計算也是不可或缺的先決條件。」
計算是必須的，但是更為前設的卻是由熱情組成的靈感來驅動整個事件，而事件的發生才使得計算成為必要，韋伯這麼說：「⋯⋯若以為只有在學術方面是這樣，而例如在辦公室裏就多少有別於實驗室，這卻是個嚴重的錯誤。少了『經商的想像力』的商人或大實業家，也就是說少了想法、獨特想法的人，一輩子頂多是個伙計或技術官僚：他絕對造就不出組織上的創新。⋯⋯魏爾斯特拉斯（Karl Weier-straß）的數學想像力，就意義和成果而言，所呈現的當然截然不同於藝術家，且在性質上與之迥然不同；可是就心裏過程而言沒甚麼不同，兩者都有狂熱（就柏拉圖的『迷狂』意義而言）和『靈感』。」也就是說，若以為沒有熱情可以將任何事物作為「志業」以實踐，那毋寧是種痴人妄想。
我們可將這篇簡短的演說當作韋伯對這個時代的我們的勸言，我們仍然必須抱持着熱情去從事着「志業（vocation）」，而非以為僅以工序即可完成任何成就；而就以學術為志業之人我們也必須謹記着韋伯的看法，即在課堂的場域中是價值中立的，我們應戒慎於權力不對等的情狀，並不成為冒名的神，以讓價值得以多元並存，同時使得每個人的主體性得以被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