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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退後,如何重建繁榮?──讀《繁榮與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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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退後,如何重建繁榮?──讀《繁榮與衰退》

  在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影響下,產出急劇萎縮、需求萎靡不振、失業人數高企這三大衝擊,就像莎士比亞戲劇《馬克白》開場時的三個女巫,在電閃雷鳴中施展妖術,將經濟衰退的陰影籠罩在美國剛剛經歷的黃金十年頭上。

  「何處相逢?」「在荒原。」在如此契合女巫們問答的情境下,閱讀美聯儲前主席格林斯潘與《經濟學人》駐華盛頓記者伍爾德里奇的《繁榮與衰退》,正當其時。

 

早有跡象的衰退

  此書英文版出版時,美國經濟還處在本國史上最長的經濟擴張週期內,但兩位作者其實已經指出:

有越來越多的跡象顯示美國正處於滯漲初期, 這是停滯和通貨膨脹的危險結合,一開始看起來充滿活力,最後會成為一片死寂,就像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曾發生過的一樣。創造歷史的低失業率正帶來工資方面的壓力,但歷史最低生產力的遺留問題依然尾隨。

  作者們認為,在特朗普政府執政後的經濟增長,「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企業利潤稅的降低和去監管化的浪潮帶來的紅利」,但這種復蘇是不可持續的。美國的基礎生產力增長率仍然很低,「一個無效的經濟環境,最終有可能把停滯的經濟增速與不斷攀升的通貨膨脹率融合在一起」。 非農經濟每小時勞動產出的增量年均只有微乎其微的0.7%,實際GDP 每年僅增長2.2%。換言之,疫情只是以一種所有人都未能猜到的開頭,把美國經濟拉入所有人都已預料到的結局──「在民粹主義思潮本就如火如荼的年代,新的危機可能導致整個資本主義體制失去合法性。」

  在作者們看來,美國經濟活力日漸衰落的深層原因可以歸結為兩點:免費福利支出的增加和金融體系不穩定等因素帶來的潛在風險。一方面,美國根本沒有能力為全民福利提供充裕的資金,亟待開展社會福利制度改革;另一方面,2008年金融危機所揭示出來的金融體系的脆弱性,以及「在預防金融創新負面效應的同時保護金融創新的建設性效應」的兩難困境,需要提高對金融機構資本充足率的要求以增加資本緩衝,並加大立法、監管、執法的力度。

  不過,作者們對修正這些薄弱環節和風險點依然有信心,因為「美國的問題是糟糕的政策」,「失控的權力和考慮不周的法規」迫使美國經濟的表現遠遠低於其潛力:

  權力之所以成為問題,是因為它們將資源轉移到消費上,並且是把以提高生產力為目的的資本支出轉移到儲蓄上;法規之所以成為問題,是因為它們使遙遠的未來更加不確定,從而遏制了企業投資有長期回報的項目的意願。

  可以說,美國就像一個典型的成熟經濟體:「受到大型政府的拖累,陷入了緩慢增長的泥潭,並且對未來的發展充滿了恐懼。」而在同在泥沼裡的,還有人均產出每年增長不足1%的其他發達經濟體。能否讓美國經濟重現活力,關鍵在政治決斷與政策修訂。

 

創造性破壞重建繁榮

  但是,不要忘記兩位作者所談論的,其實二百多年來美國經濟史以及其中潮漲潮消的經濟週期,或者說,恰恰是本書英文版題目所精准設定的內容範圍──《美國資本主義史》(Capitalism in America: A History)。

  作者們提出,為美國社會與經濟帶來進步與增長、為美國人民篤信和擁護的資本主義的核心機制,就是經濟學家熊彼特著名的概念「創造性破壞」(creative destruction)。「創造性破壞」是不斷處於動態過程中的資本主義的本質性事實,主要依靠創新的競爭,資本主義不斷破壞舊有的秩序、平衡與沉澱,並不斷創造和改革經濟結構,把社會資源投入生產力更高的社會活動。從這個意義上說,兩位作者在書中著力頌揚的種種美國繁榮的靈丹妙藥──自由的市場和交換、企業和企業家精神、冒險精神和樂觀主義、技術創新和滿足大眾需求的商業化能力──其實都只是「創造性破壞背後的看不見的力量」或者別名而已。

  但是,作者們也提醒讀者注意創造性破壞通常會帶來的三個重大社會問題:創造性破壞造成的損失往往比其帶來的收益更明顯;創造性破壞可能變成一種自我否定的社會現象;創造性破壞有時可能帶來的全是破壞,沒有創造,而這在金融這一「創造性破壞最純粹的形式」下表現得最為明顯──資本比任何一種生產力要素的流動性都要更強,也更無情,「在最壞的狀態下,金融純粹就是破壞」。

  作者們指出,相比大多數其他國家,「美國更善於處置創造性破壞所帶來的創造性成果和破壞性後果」,既擅長於創建、培養和壯大企業,也更能接受失去競爭力的企業破產倒閉,這裡有多方面的原因:作為一個幅員遼闊的國家,其國民樂意隨時變更職業、住所;作為一個相對年輕的新興共和國,來自既得利益者的權力、阻力和政治壓力相對較小,“從而達到了保護經濟不受政治干預的難能可貴的效果”;美國的文化使國民更相信物競天擇、勤勉拼搏、自力更生的美德,更願意接受挑戰和改變。

  要想重建繁榮,兩位作者呼喚的是能帶來創造性破壞的英雄人物──企業家:

這些人從骨子裡就能感受到未來發展的趨勢,並且能夠通過個人意志和智慧,把未來趨勢變成現實,推動了生產力的長期進步……作為一個國家來說,美國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主要是因為它能夠批量製造出這些有性格缺陷的英雄人物。

  作者們對此表示樂觀,因為歷史說明,每當經濟面臨衰退,「美國總是迎難而上,解決問題,並且實現更為強勁的復甦」。美國人似乎願意擁抱繁榮與衰退這種一體兩面的必然性:「創新者總是與危險共舞……資本主義永遠不會靜止,所以資本主義永遠不會無風險。」

 

在理論和統計之外,留下歷史的位置

  全書字裡行間,不難讀出兩位作者對熊彼特理念的尊崇與遵從。事實上,格林斯潘任內在美國國會聽證會上就曾坦言:「美國的經濟,比起其他國家更明顯地反映出熊彼特所說的創造性破壞。」伍爾德里奇更是長期在《經濟學人》的「熊彼特」專欄撰寫商業類別的評論。

  正因如此,我認為兩位作者選擇以歷史為載體和維度去剖析美式資本主義,並相信在經濟衰退時「抵消悲觀主義情緒的另一個方法就是吸取歷史經驗」,並非偶然。熊彼特在遺作《經濟分析史》中就提醒,經濟分析之所以是一門「科學」,「經濟『科學』家與一般對經濟問題想過、談過和寫過文章的人之間的區別」,就在於能否掌握歷史、統計、理論這三大分析工具;而在這三門基礎學問中,「包括直至今天為止的事實在內的經濟史是最重要的一門」。這是因為:經濟學的研究物件主要是一種獨特的、不重複出現的歷史現象,因此需要適當的歷史意識;歷史現象必然同時摻雜著其他「制度」事實,只有通過經濟史的研究才有可能瞭解經濟事實與非經濟事實乃至各門社會科學之間如何相互聯繫;缺乏史學修養的經濟學家,容易在基礎資訊有偏差的情況下,草率地把問題訴諸於統計及理論分析。

  也正因如此,作者們選擇將「創造性破壞」之於美國經濟增長和國民生活品質提高的魔力,通過一系列饒有趣味的歷史資料展示出來。美國人一生中用於工作的總時長在整個二十世紀裡下降了約25%,工齡也變得更短,平均壽命卻在過去二百多年間幾乎翻了一番。2000年,普通美國人在休閒活動上花費的平均時間,相當於 1900年的十倍或1950年的五倍。2000年,美國人花費在溫飽上的費用僅相當於個人收入的一成,而1900年這一比例是50%。假設勞動者購買日用品所需付出的工時與一個世紀前的水準一致,如今一部電話機和一輛自行車分別需要超過1,200美元和2,200美元──這些商品的實際售價遠低於測算值,說明根據工資水準調節之後的物價出現了大幅下降。

 

現實比歷史更精彩

  有趣的是,作者們對中國的分析是克制而客觀的。這或許是因為在成書之際,世界上兩大經濟體之間的張力尚未如今日般明顯,也讓人感歎現實中目不暇給的變化更為迅速、超出理性所能推演和非理性所能想像。

  作者之一的伍爾德里奇在前著《第四次革命:全球競爭如何重塑國家》中曾警告,日益膨脹的公共福利政策會為西方國家造成巨大財政負擔,反過來又威脅到西方國家的代議制民主帶來的負面後果。他指出,亞洲國家領導者在國家治理改革和創新方面的表現似乎優於西方同儕。其中,中國創造了直接挑戰西方自由市場和民主信仰的新政府模式,尤為值得關注。

  而在此書中,兩位作者則表達出中國的增長讓美國喜憂參半。這是因為美國在取代英國的全球霸主地位後,「第一次受到另一個大國的挑戰」。而且在作者們看來,美國在二十一世紀的主導地位可能會比在二十世紀低:「中國將在全球 GDP中佔據越來越大的份額,歐洲不太可能像二十世紀那樣分裂」,「美國人有理由擔心二十一世紀將是中國的世紀,就像二十世紀是美國的世紀一樣」。

  作者們語重心長說:「我們撰寫的這部經濟發展史也將出版於美國經濟處於困頓的年代:長期的經濟停滯釋放了一系列政治領域的惡魔,造成一場瘟疫式的危害。」他們認為,美國民眾目前的分化程度以及美國政治的癱瘓程度、無序程度,都處於內戰以來最嚴重的水準。但他們又信心滿滿地宣稱,「不論遇到了多少困難,美國經濟發展史總體來說還是一部不斷進步的歷史。越來越多的美國人過上了越來越好的生活」。

  「短短幾年經濟大蕭條與這一百年相比,又算得了甚麼呢?」但在作者們這些豪言壯語面前,更值得我們思考的,是書中提到的二十世紀末美國經濟繁榮的四個根本原因──企業家精神的復興、對金融資本主義放鬆管制、高科技革命、以及全球化的發展──在當下還有多大機會再現,以及還會受到何種挑戰。畢竟,正如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庫茲涅茨所說:「我們美國人過分習慣於看到人均生產進步帶來的長期持續的經濟增長,我們已經把這種現象當作理所應當的自然規律──我們並沒有把它放在全人類歷史的角度去衡量,並沒有意識到這種巨量的增長是多麼的難能可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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