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黑一雄（Kazuo Ishiguro）近來出版了小說《克拉拉與太陽》（Klara and the Sun），成為了文壇高度關注的作品。筆者在這裡亦寫過小說的評論文章，嘗試絮說這部新作精彩之處。[1] 石黑一雄曾經說過，他喜歡重複地寫同一個故事。[2] 在一種意義之下，《克拉拉與太陽》會讓人想到作者在2005年出版的《別讓我走》（Never Let Me Go）。
毫無疑問，兩部作品都試圖以非人類中心的角度，向人類的存有論本質提出提問。《克拉拉與太陽》講的是人工智慧機械人被製造出來服務人類，甚至是取代有血有肉的人類，《別讓我走》講的是為人類提供器官的複製人的命運，兩種非人類的存在最終會使讀者反思，究竟甚麼是人類？兩部小說自有不同的着眼點，但其共同想要表達的信念似乎都是一樣的：人類的本質不在於其身體結構，也不在於其邏輯思考的能力。
因此，在《克拉拉與太陽》我們看到了一個會對太陽禱告的機械人，在《別讓我走》我們看到一群接受藝術教育的複製人。石黑一雄的小說往往有如此深度的視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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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讓我走》故事設定在一個有複製人的世界，他們被養育的目的只有一個，就是為人類提供移植所用的器官。他們人生會接受幾次的器官摘取，最後一次稱之為「整全」，同時意味着他們短缺人生的終結。出於所謂人道的理由，這些複製人從小到大就住在一所位於英國，叫海爾舍姆（Hailsham）的學校，他們上體育課﹑藝術課，讀英國維多利亞時代的文學，接受與世隔絕的教育生活。
故事的敘事者凱西（Kathy）是在這裡長大的其中一個學生，伴隨她成長的還有露絲（Ruth）和湯米（Tommy）。就像所有小孩一樣，他們對世界有很多不解的事。他們一直疑惑，為甚麼一位叫「夫人」的神秘人會經常到訪學生，拿去學生們的畫作。他們為此提出了不少理論和假設。「夫人或許是偷偷拿學生的畫作去賣」，他們曾經如此相信。但隨着一位老師向學生揭露他們是複製人的秘密，這些孩子被迫接受自己沒有將來的事實。
他們三人漸漸長大，並有機會在器官摘取前到海爾舍姆以外的世界看看。他們與來自其他學校的複製人搬到了一個叫「別墅」的地方，享受了短暫的自由時光。凱西從小到大都喜歡着湯米，但真正跟湯米發展成情侶關係的卻是露絲。這時來自另一所學校的複製人情侶向三人說，傳聞在海爾舍姆有一個特例規定，兩個複製人只要能證明是真心相愛，就可以延遲器官摘取的日子。湯米聽後對神秘夫人的出現有了一個新的假設：學校一直教育學生藝術創作的意義，教導他們藝術品是靈魂的反映，如此夫人必定早已對學生的靈魂一清二楚，她因此可以知道學生們是否墮入愛河。
當然，這不過又是一個荒誕的傳言。最終露絲和湯米難逃被取去器官的事實。期間凱西成為了他們的「照顧者」，但當二人都相計離去，凱西知道自己的命運也將跟他們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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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說其中一個諷刺的地方，莫過於是為複製人提供所謂「更人道」的教育。海爾舍姆的學生接受藝術教育，是因為教育者認為藝術與靈魂有着重要的連結。假如複製人能創造藝術品，是否意味着他們都跟普通人一樣，有靈魂？這一來是石黑一雄想要讀者反思的一道命題。而隨着小說劇情的發展，我們知道這不過是自欺欺人：他們當然具有創造藝術的能力，但他們最終必須為人類死去，有沒有靈魂不過是一個偽問題。
小說一幕提到敘事者凱西想要寫關於維多利亞時代文學的文章，這或許是石黑一雄刻意要放進小說的重要符號。石黑一雄本人喜歡維多利亞時代的文學作品（不只是維多利亞小說這個類型），他小時候喜歡讀福爾摩斯，說到最喜歡的小說他會毫不猶豫地說是夏洛特．勃朗特（Charlotte Brontë）的經典名著《簡愛》（Jane Eyre）和《維萊特》（Villette）。[3]
勃朗特是維多利亞小說家的代表人物，在那個科學和科技發展急速的時代，人們的生活有了一定的提升，但隨之而來的是工業化帶來的貧富差距，以及人們對階級分化和宗教的反思；《簡愛》一方面是對維多利亞時代的生活方式作出提問，另一方面，它關注的是弱勢群體（女性）於社會的掙扎。《別讓我走》中的小孩要讀維多利亞小說，凱西對維多利亞時代文學有她的想法，這不是一種諷刺嗎？
實情是，海爾舍姆以為讓學生讀小說就算是為他們提供了人道的教育，但他們竟然讓身為被壓迫的一群讀關於社會批判的文學。結果，複製人要透過創作藝術來證明自己有靈魂，就像那個時代的女性小說家一樣，要透過寫作來證明自己跟男性一樣（我們不要忘記，《簡愛》和《維萊特》都是先以男性筆名出版的）。石黑一雄不過是以一個新科技時代作為背景，再現維多利亞小說帶給我們的反思。[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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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讓複製人社群讀維多利亞小說的荒誕性可見，藝術的價值在他們而言應當有不同的理解。藝術的價值取決於社群的意識形態，但在複製人的社群，向他們強行貫輸一種「外界」的藝術觀不過是一廂情願的想法。就像一幕提到，凱西﹑露絲和湯米三人有機會接觸出面的世界，但他們對電視節目的笑話完全不解，只好尷尬地跟着其他人發笑。不只是藝術，其實就連日常生活中的幽默感也從不屬於他們這個群體：在他們眼中，那些笑話並沒有發笑的價值，他們只是試着學其他人的行為。
《別讓我走》在表面上是一部敵托邦小說，但它叫我們反思的不只是科學進步與人類存在處境的關係，還有人文主義與藝術的本質問題。甚麼是藝術？藝術教育是否具有普遍性？小說所給予的答案充滿了矛盾性質，而似乎問題的答案就是如此矛盾。在一方面，藝術教育具有普遍性：藝術教育鼓勵學生實踐自己的想法，展示自己的心靈，這似乎是有多人會認同的前設。湯米在美術課上畫了一隻不像大象的大象，在他眼中大象是長這樣的，石黑一雄以平淡的筆調精心刻劃了這一幕。但在另一方面，藝術教育沒有普遍性，正因為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靈魂，在這意義之下沒有一個人是真正的複製人。
藝術與美象徵了權力和階級，這不但出現在小說的世界，這正是石黑一雄要我們思考的。《別讓我走》沒有一個複製人創造了屬於自己的藝術，這也預視了主角三人的悲慘結局。他們接受了世界為他們安排的一切，坦然面對自身的命運。這自然是呼應了不少維多利亞小說的敘事方式，同時，這是人類思維結構的核心部份。從古人的神話可見，人類傾向於接受自己的命運，如此我們才有各種悲劇人物。
複製人的思維處於人類文化的萌芽點，坦然接受命運，這反而說明了他們確實是人類。
注釋
[1] 參考亞牠，〈《克拉拉與太陽》：機械人結構主義的神話〉，《微批》，2021年5月2日，https://paratext.hk?p=3358。
[2] Sam Jordison, “The Unconsoled deals in destruction and disappointment,” The Guardian, January 27, 2015, https://www.theguardian.com/books/booksblog/2015/jan/27/kazuo-ishiguro-reading-group.
[3] “Kazuo Ishiguro: By the Book,” The New York Times, March 5, 2015, https://www.nytimes.com/2015/03/08/books/review/kazuo-ishiguro-by-the-book.html
[4] 關於《別讓我走》和維多利亞小說，讀者可參考：Molly Clark Hillard, “Never Let Me Go: Cloning, Transplanting, and the Victorian Novel,” Journal of Narrative Theory, vol 49 (1) (2019): 109-1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