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羅勃．D．卡普蘭（Robert D. Kaplan），實在不用說太多了。政治記者、旅遊作家、地緣戰略專家……這些稱呼都適合他，但沒有哪一個比其他的更適合他。他的著作總是像希羅多德的著作一樣，夾雜遊記、紀傳文學、歷史、地緣政治／戰略分析，當然，希羅多德若生於當代，也不作細分。
他在八十年代冷戰重新升溫之際，申請簽證到當時最極權的東歐國家羅馬尼亞，然後寫成《歐洲暗影》（In Europe’s Shadow）一書﹔關於美國（他的祖國）的地緣戰略定位，他有很多反思，都一一寫在《西進的帝國》裡面。《地理的復仇》讓述地緣政治學及其前身政治地理學的歷史，很能引起國際關係學生的興趣。而在今日美國，執政者在思考這個世界第一強權應向歐陸抑或向亞太地區施展控制時，卡普蘭的《南中國海》或許早已提供部份答案：今日中共對南中國海的態度，與一個多世紀前美國以門羅主義看待加勒比海並無二致。卡普蘭兼持現實主義的態度，呼籲國人關注世界各地區民族衝突的歷史淵源，對美國因為利益或理念發境外戰爭抱懷疑，這多多少少都是出於歷史的教訓。早於上世紀八十年代，他已預見巴爾幹發生民族衝突的可能。《東進韃靼》對中亞局勢的分析也有類似的先見之明，他在2001年出版的《將臨的無政府狀態》（The Coming Anarchy，未有中譯），評估後冷戰年代發展下去會出現怎樣混亂的國際形勢。這其實不算先見之明，而是長期浸淫在歷史的後見之明，因為地區/族群衝突或國際戰爭，往往是一地區甚至世界強權缺席的結果。
是，歷史。這裡說的是，在西方世界史中，「歷史」第一次脫離被遺忘的狀態（如埃及或巴比倫），引發深厚思考的那些時代，即從古典希臘黃金時代開始，而地中海，羅馬人口中那個「我們的海」（mare nostrum），成為那個時代的舞台。即使在很多亞洲遊客心目中，地中海總是海天成藍，充滿陽光，平靜如鏡，事實上地中海也有無數漩渦、暗流、暴風雨及寒冬。卡普蘭曾兩次去過地中海旅遊，一次是在七十年代，然後是二十年後。兩次遊歷地中海對他有甚麼啟示呢﹖這本書從北非開始，首先談的是羅丹的雕塑，然後談法國小說家福樓拜的歷史小說《薩朗波》（Salammbô），這意味甚麼呢﹖卡普蘭是想學文化散文家那樣寫千年一嘆式筆記，抑或想像文化史家一樣從文藝作品追溯地中海被文人藝術家形塑的文化形像呢﹖這些恐怕都在卡普蘭的想像以外。
《地中海的冬天》全書首章以一詩意又有深刻寓意的句子開始：「聖潔寓存於美麗的記憶：葉子有如失重的青銅，歲月雕蝕，落入巴黎羅丹雕刻花園的林木之間。」後兩頁有又這樣的一句「葉子落在雕像上，是我過去十四年來對於秋天僅餘的記憶。」這是個人對於青春年月的記憶，作者的第一次地中海之旅，可追溯到剛畢業後在佛蒙特州一報館工作時，因聽見黎巴嫰內戰新聞，而興起當海外通訊記者念頭的年月，甚至父親在二戰時入伍遠赴埃及的最後一次「旅行」。但關於旅行，以及旅行對其畢生志業的影響，卡普蘭也只是引用班雅明「在都市中迷途」的說法，指出那只是偶然。
然而班雅明也認為，命運與人的性格或志趣也有某種必然的聯繫，故此卡普蘭在少年時沉緬於《薩朗波》，與古羅馬史家李維對漢尼拔戰爭的描述後，就必然會遇上與之緊密相關的突尼西亞。她的前身迦太基，一個擁有悠久歷史、曾與古羅馬爭奪地中海霸權的海上帝國。《薩朗波》所描述的迦太基僱傭兵起義早於李維記載羅馬與迦太基之間的布匿戰爭（Punic War，布匿是羅馬人對迦太基的稱呼），在羅馬將領小西庇阿徹底摧毀迦太基以後，其鄰國努米底亞（Numidia）的篡位者朱古達（Jugurtha）又透過複雜地位和賂賄羅馬將軍及元老與羅馬對抗多年。對卡普蘭來說，這些戰爭對美國霸權都有特殊的意義，羅馬在戰爭外交中付出的代價亦可作為美國介入國際事務的借鑑。
在卡普蘭筆下，突尼西亞與服膺宗教極端主義的鄰國，甚至所有中東北非國家是截然不同的。她比其他北非國家保留更多羅馬帝國、中世紀以及歐洲殖民時期的文化記憶，然而這只是保留在瀕臨地中海地區的城市和北部省份裡，再往內陸走，你立即會見到一片荒漠的景象，其中一個例子是朱古達後來駐軍所在的朱古達之桌。在這些荒蕪土地上，這些文明的邊緣上，自古以來已有極端教派如多納圖斯教派（Donatists）在此活動，海洋和沙漠在此爭持不下。
突尼西亞在古代被來海洋的文明統治着，迦太基人來自腓尼基，羅馬人來自意大利，到了中世紀即被來自內陸沙漠的阿拉伯人統治，但伊斯蘭文明帶來另一種光輝燦爛的文化景觀。與地中海稍遠的凱魯曼（Kairouan）城名字寓意火藥庫，屬於沙漠地帶，是伊斯蘭征服者歐克巴．班．納非（Okba ben Nafi）建立的城市，也是正統伊斯蘭教中心，但那繽紛的建築和上面的幾何圖案，也令德國抽象畫家保羅．克利為之着迷。卡普蘭似乎在突尼西亞海濱及內陸城市那裡看到地理決定文明模式的影響，呼應着十四世紀突尼西亞史學家伊本．赫勒敦（Ibn Khaldun）的文明形成論。
在卡普蘭的行程中，來往突尼西亞和西西里的航程極短，卻意味着從兩個世界的距離。即使相差只一片短途的海峽，西西里卻是古代世界的大希臘殖民地，希臘殖民者、迦太基人、羅馬人，都曾經留下痕跡。伊斯蘭教徒也曾經統治這裡，但不到幾百年就被來自北歐的諾曼人逐出，此後西西里島又被神聖羅馬帝國霍亨斯陶芬王朝統治，被法國安茹查理短暫統治過，法國人又因為民怨而被伊比利亞的阿拉貢軍隊趕走。從諾曼人發展出兼容多元民族及宗教的中央集權制度，讓西西里島成為基督教封建歐洲社會的異數。
在突尼西亞，不同的城市有着不同的歷史，這多少反映出其與海洋文明或沙漠文明的距離。沒錯，這是一種膚淺的二分法，而在地中海中心的西西里島，我們更能在島上不同的城市身上，體會諸如此類的文化分類法是何等荒謬。在古希臘神話中，西西里名為三角島（Thrinacria），是太陽神獻祭牛犢生活之地，荷馬史詩英雄奧德賽也曾在西西里島墨西拿海峽遇到漩渦與海怪（Scylla and Charybdis），以及令人聯想到野蠻人的神話故事。在修昔底德撰寫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中，西西里遠征是雅典帝國與斯巴達爭霸史的高潮和轉捩點，獲得斯巴達支持的城邦敘拉古（Syracuse）說服了西西里其他城邦對抗雅典，而雅典藉口支持塞吉斯塔（Segesta）對抗敘拉古而發動西西里遠征，結果多少因為雅典統帥阿爾西比亞德（Alcibiades）臨陣變節而全軍被俘，雅典帝國的海上霸權也因而一蹶不振。敘拉古作為希臘科林斯移民建立的城市，每每以其維持繁榮穩定的僭主政體而為人討論（正如科林斯亦然），後來卻因為身處地中海強權羅馬與迦太基中間，最終因為迦太基軍隊的佔領而被羅馬軍隊圍城，逃不過覆亡的命運。地緣政治的宿命，在歷史中不斷重現，即使現代國家會用「一帶一路」之類的名稱，把它包裝起來，它仍是一塊繞不開，甚至能絆腳的巖岩。
卡普蘭的足跡一直向北向東，走遍許多面貌殊異的沿海城市，有亞得里亞海濱城市，如羅馬皇帝行在斯普列特（Split）和獨立城邦拉古薩（Ragusa，現稱杜布羅夫尼克，兩城現屬克羅地亞），也應該有雅典、拜占庭這些更著名的城市。然而在卡普蘭眼中，不管希臘城市如雅典、拜占庭等，都無法像伯羅奔尼撒半島南部莫里亞（Morea）地區古代城鎮密斯特拉（Mystras）那樣，引起他的興趣。因為密斯特拉是拜占庭末代帕列奧洛戈斯（Paleologos）王朝分封王公的軍事重鎮，由於遠離被鄂圖曼人孤立的拜占庭（君士坦丁堡），又有群山環抱，故在君士坦丁堡被攻陷之後，成為拜占庭文明，以致古典希臘遺產的最後寶庫，直至最終也被鄂圖曼人攻佔，密斯特拉的學者文人，把新柏拉圖主義哲學等文明遺產一併帶到意大利，孕育出文藝復興。時至今日，雖然人事全非，密斯特拉的修道院仍保留着不少文化遺產，代表她是希臘基督教文明面對蠻族入侵的最後一道堡壘。
卡普蘭的筆觸總是迂迴如旅客朝聖的步伐，有時寫到當地認識的朋友，有時寫到當地景觀，又引用文學作品或歷史記載，在縱觀當地景觀、歷史背景和人物事蹟後，有時候作者會得出一些地緣政治學的體悟，或思考其對美國霸權的意義。卡普蘭的著作無從歸類，亦不需作出歸類，一如真正明白古典作品的讀者，亦無需對希羅多德或修昔底德等人的經典作品作出分類。卡普蘭既對各地風土人情或人文地理有此深情，本應鍾意於旅遊文學，奈何與二戰前夕從英國遊歷至巴爾幹半島並寫下遊記成名的旅遊作家弗莫（Patrick Leigh Fermor）見面時，對方坦言「你無法成為旅行作家，你只能成為一個必須去旅行好深入你的探索的作家。」讓卡普蘭瞭解到成為旅遊作家必先比任何人都要博學強記。西方旅遊文學的傑出作家，每每能在提及一個地方，將當地相關的一些歷史人物，如數家珍地細數其生平片段。
對於想瞭解歷史的人來說，地中海歷史是最好的學習對象。明明是同一片大海，甚至在同一種宗教信仰，同一種語言底下，不同城市也會因為傳統和歷史上的歸屬而擁有截然不同的視野、觀念。又因為地理因素和地緣政治的緣故，令不同的城市有着殊異的命運。沒錯，人的命運、國族的命運，而非旑旎的風光，才是讓歷史學家感真正興趣的地方。但歷史命運又是匆匆而去，轉瞬間即被後人遺忘，惟有文字，如維吉爾史詩《埃湼阿斯紀》對地中海的描述，千載之下仍教人如痴如醉。對於卡普蘭來說，維吉爾也好，地中海也好，都像是如煙歲月予人的一種慰藉，千古興亡平常事，海水蔚藍如昔，即使無法成為詩人作家，能作為讀者也是一種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