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二、三十年的「情動轉向」（affective turn）可能帶來了一個誤會，就是讓人以為它是呼籲「我們太重視『理性』了，多點重視『情感』吧！」。
但正如哈特（Michael Hardt）說，轉向affect其實不只是更重視情緒（emotion），也是指要達致理性與激情的綜合（syntheses），使文化分析能夠跨騎（straddle）兩者的互動關係、同時標示出心智和身體的狀態。[1]
所以，我有時覺得「affect」可能應該被翻譯成「切身性」或「切身感」，而不是現時在華文學界普遍通用的「情動」── affect不是要點出「理」之外還有另一面，也不太關於人如何「被觸動了情感」，而是指我們要更多從身體及其所在的網絡去作為分析的出發點，甚至可以暫時擺脫情和理的二元，就是為了更全面地思考身體如何形成，又如何能夠帶來轉變。身體總是有被不同理性和情感力量影響的可能（ability to be affected），又同時有影響周邊的可能（ability to affect）。[2]
切身的資本主義
駱頴佳的《情感資本主義》很能揭示出資本主義的「切身性」。他討論資本主義跟情感的互動關係，但全書並不是先回顧不同學者如何討論資本主義，也不是按情緒（emotion）的範疇（categories）來鋪陳全書（即不是先談「愛」、然後談「恐懼」、「憤怒」等等，把複雜的情感分門別類，劃出清楚的定義）。我們先看全書第一部分，即理論性的對話，便會明白。
駱君先解釋自己的核心關懷──即既重視情感的力量，又不以情感為理由拒絕有關倫理的思考，然後，他便從理論家韓炳哲的「倦怠社會」（burnout society）出發。文章穿插一些香港的地方經驗和重要的討論（例如情感勞動），既汲取韓的觀點，又跟韓對話，以「倦怠感」作為討論資本主義的起點──這是因為我們被迫要成為不停累積「功績」的主體。在第二章，駱君轉往討論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有關認知和專注力的思考，提出藝術如何有可能成為救贖的策略。第三章，駱君在解說如何把冷漠麻木的主體轉化成「情動」的主體時，引進了受苦的他者作為推動者，並跟列維納斯（Emanuel Levinas）有關痛苦和面容的思想對話。在第一部分的最後一章，駱君從面容再推進一步，借用巴特勒（Judith Butler）來思考脆危生命和不同生命體在公共空間的可能。
作者跟理論家對話的同時，卻沒有令人感到「離地」，因為書的編排是按作者對「資本主義」的切身過程而組織出來的：因為人要追逐功績而感到倦怠，而藝術和專注力有可能讓人想像出路，但始終要引入他者的面容來產生同情，然後更進一步思考人與人如何通過公共空間來使被阻隔的身體連結起來。這些討論，遠遠多於「請不要太理性，應該說多點情感」，而是展現了主體的感受如何在文化和社會中形成、又如何有可能通過感知和知識的經驗而獲得轉化。
切身的地方
在書的第二部分，駱君把過往幾年的文化觀察重新編排，也讓我們以另一種角度理解「切身」的意義──他是在討論香港的資本主義，而不是其他資本主義空間。這又把「情感資本主義」的討論聯結到地方。
如果第一部分是指出「資本主義」的邏輯跟身體的關係，第二部分更多是討論這種關係在特定地方結構中的形態，當中特別關注一些反抗資本主義的文化實踐。
首兩章都是關於食店，即生產及消費食物的場所，其實是承載了一些被資本主義壓抑的情感。第一章的重點是有關「小店」的食評（例如《飲食男女》等短片）所孕育的情感（例如員工和老闆的關係，社區和食店的關係），但在指出這些「恩情空間」有其反抗性之餘，作者又同時對於這些故事也是媒體企業所生產的影像。如果第一章是關於「日常生活」的飲食空間，第二章更多討論這類飲食空間的「宗教性」，以案例則是《深夜食堂》所呈現的神聖感。
第三章到第六章，是全書組織較鬆散的部份，邏輯上有點難理解其排序及意義。第三章從商業性的空間轉往一場政治運動的空間，即雨傘運動當中的恐懼政治和藝術空間。第四章又從空間轉往時間，借維希留（Paul Virilio）來討論速度跟情感資本主義的關係，但有關情感的討論著墨不多。第五章討論〈100毛的快感政治〉究竟是偽解放還是進步的可能，或者可能從文化工業的速度來說跟上一章連結起來。第六章討論阿甘本（Giorgio Agamben）提出的「瀆神」（profanation）及其「置懸」（inoperative）的概念，即如何停止使用事物而使消費物所偽裝的神聖感被去除，又似乎從香港的案例忽然轉回純哲學理論的探討。
在分類上，我覺得第六章如果代表了作者在理論層面上對解放政治的認識，那它可以跟最後有關「自由之夏」的記錄連結起來，作為第三部份。這會使第三到第五章更連貫，即都是香港的文化現象。而書的第三部分，則可以是有關希望的問題，即從理論和地方的角度探討情感資本主義的解放可能。
切身的黨國？
讀畢全書，會覺得駱君既有跟理論對話的野心，但面對身體運動及文化現象時卻非常謙虛，但也沒有只是歌頌文化運動的多元性便放棄思考倫理的責任。他處理資本主義的情感向度時，既是理論性的，又是地方本位的，既承認身體經驗，又不可以它為借口來放棄思考道德責任。本文筆者獲益良多。
但最後，還有一點要提出的：如果要討論香港的「情感資本主義」，我們似乎不能不討論黨國資本主義的話語──在香港，「愛國」其實比起你姓資還是姓社更重要，這是鄧小平說的。當香港人在過渡期最恐懼「資本主義」被迫轉往「社會主義」的制度性的轉移，黨國卻告訴你，只要有「愛」，其實你的「主義」是甚麼是次要的。誰是「愛國者」的問題，明顯比起區分是否資本主義更重要。假如「不愛國」而是對國家抱持其他負面情感，則似乎在資本累積還是社會保障上都會被排斥在體制之外。如何回應愛國資本主義？這似乎不是我們可以單靠跟歐陸理論的對話而找到答案。我當然不是無理地說一本書要回答所有問題，只是想說，我們還需要更多有關情感資本主義的著作。
注釋
[1] Michael Hardt, “What Affects are Good for,” The Affective Turn: Theorizing the Social, ed by Patricia Clough and Jean Halley,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ix-x.
[2] 「影響」也準確對應了affect的意思──因為「影」是光線在傳播過程被物質阻礙下的殘餘，而「響」就是聲線在傳播過程被物質阻礙下的殘餘，所以「影響」就是指出身體的處境，總是被曝露在光和聲之中，既被動、又主動。但我懷疑「影響」一詞令人聯想“influence”，而有關affect的研究又真的常常跟emotion的研究者對話，所以華文學界更傾向用「情動」。我曾在網上找到台灣學者張小虹在她的大學課程概要，她用「施受力理論」一詞去翻譯 “affect theory”，我也覺得是比起「情動」更周詳的翻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