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3日，天晴。陽光被高樓劃開一間一間，我們在聯安街下了小巴，繞過重重高樓，看見馬路對面掛的一條寫滿抗議標語的橫額，與相隔一條馬路的私樓沉默相對。我們走進旁邊一條不起眼的小徑，樹蔭為我們遮擋灼熱的陽光，走著走著便來到馬寶寶社區農場。不少人已經聚集在帳篷下的小型市集裡，或聊天或參觀，裡面擺放各種有機食品、調味料、書藉和衣物，還有主辦方精心準備的茶水和麵包。這天是農業雜誌《種植香港》的發佈會。
發佈會在一棵大樹下舉行，漫延田邊的椅子圍繞大樹隨意擺放，坐久了漸覺涼快。主辦方請來香港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副教授許寶強、本土研究社成員陳劍青以及生活館農夫周思中擔任嘉賓，首先由雜誌總編輯袁易天講述雜誌的源起和理念，再由幾位講者分別發言，從觀念、城市規劃以及身份問題討論香港農業，內容除了環繞農業，更與香港發展以及香港未來息息相關。
集眾人之力，辦農業之誌
袁易天說辦雜誌的念頭，是在做瑜珈的時候忽發奇想的。本書由概念至成形花了一年時間，縱然創辦人一腔熱誠，但辦雜誌還是有很多實際問題需要解決，由撰稿校對排版設計，至印刷發行運輸，每一個步驟也需要人手和相應技術。幸好，袁易天身邊不乏一些各有專長的朋友，有些亦願意義務幫忙，每人分擔不同工作，貢獻自己的一點專長，便成就了這本農業雜誌。他們很清楚這不是一本消費雜誌，不是一本能迎合所有人口味的雜誌，它屬於那一撮對農業感興趣的人，那一群關心香港農業規劃與發展方向的人。
種植需要土地，而土地又牽涉到土地政策、土地規劃，剛好在發佈會舉行之先，政府發佈了《香港2030+︰跨越2030年的規劃遠景與策略》規劃報告並正式進行公眾諮詢，有指政府會劃1000公頃土地作「農業優先區」，於是袁易天便以這份文件為切入點開展討論。
在觀念上種植香港
許寶強自言已不會再看政府發佈的文件，因為以往花了太多時間閱讀、評論這些政府施政報告，結果只令自己徒添怨憤，所以他寧願耕田也不想再看。政府傾向將農業視作不同職業分工的其中一種，屬於特殊經濟部門，然而許寶強指這種對農業的想像其實十分狹窄，他著我們重新思考「種植香港」這四字的意義。
《漢書．食貨志》有云︰「闢土植谷曰農。」開闢土地栽種穀物便為農。為了從土地裡種出什麼，我們需要改變那塊土地的土壤，而土壤又可以作為一種隱喻，它所孕育的除了是農作物，更可以指向一個城市，當中包含的各種文化，不同制度，而這些軟件和硬件的結合便成為我們的香港。同樣地，農業中其實亦牽涉不同技術，像組織、管理、運輸、化學、天文地理，甚至是美學，並不是想像中那麼單一。
問題是我們要在香港種些什麼？種植又有什麼涵意？他套用馬克思的講法，指生產除了是生產「產品」之外，更是生產「人」，它生產了「消費者」與「生產者」這兩類人。人在生產過程中會出現變化，包括他的生活習慣、審美觀、喜惡等等。所以許寶強提出，當我們談農業遠景的時候，除了談論我們要去種什麼，要達到多少生產總值以外，更是去問──我們想生產怎樣的人？
香港人一路以來經歷各種抗爭，我們已經很習慣以否定形式去表達訴求，我們知道自己不要什麼，我們不要擠擁的高樓，不要過度的發展。然而，我們也需要知道自己要什麼，這本雜誌的出現，正好讓我們去說我們「要」些什麼，我們想要香港農業有怎樣的發展，我們想要一個怎樣的香港。
規劃源於種植
陳劍青認為《香港2030+》內容空洞無物，根本看不到所謂「遠景」。他覺得遠景其實非常重要，遠景是對於未來的想像，要建立遠景規劃未來，首先我們就要檢視過去，檢視一直以來城市的發展模式是否適宜，如果有問題又應該怎樣解決。然而，政府似乎並非以這種思考方式來規劃我城的未來。陳劍青指政府提出的「遠景」，不提「過去」，也罔顧「現在」。政府十年前發佈的《香港2030︰規劃遠景與策略》是按照人口估算來衡量需要多少土地發展，而最新的《香港2030+》就連人口估算也不參照，只一味擴張，發展市區帶，但卻無視香港的人口增長根本不需要那麼多市區，而發展市區帶往往就犧牲了農地和農業。
我們在談農業的未來時，其實亦是在談城市的未來。陳劍青指我們應該重新檢視以往城市發展模式，他舉了新市鎮作為例子。新市鎮的發展模式是一種「殖民」的模式，新市鎮的規劃並非建基於地區內原有的事物，就像政府的規劃圖中不會顯示那地方原本的面貌，而是把該地區當成一張什麼也沒有的白紙，再從上面任意規劃，它所呈現的往往只是政府一廂情願的想法。
他提到Robert Home所寫的“Of Planting and Planning: The making of British colonial cities”一書，指規劃其實源於種植，當初英國人殖民是為了建立種植園，從而得到資源，那就是現代規劃的前身，而現代規劃中或多或少也滲雜了殖民的思維。種植與發展其實是兩個互為表裡的問題，然而這「發展」又並非政府所提出的發展，不是大肆興建填海開山斷石，而是以一種種植的方式發展香港，擺脫以往殖民的思維邏輯。不是從無到有，而是在原有的事物上發展。比如，如果該區本來就有農地，我們就以農地作為重心去發展周圍土地。
一名農夫（？）的身份疑惑
周思中以農夫的身份出席是次發佈會，然而他說自己其實是頂替另一位不願出席的人，那就是香港立法會漁農界功能界別議員何俊賢。他猜疑何議員是否覺得出版農業雜誌一事無關漁農業，所以他不出席這個活動？轉念他又想，在這裡出席發佈會的數十人，又能否喚自己作農業一份子？藉著這些事，他開始思考有關身份的問題︰何謂農業的一份子？
他認為現在的人對於從事農業的人的想像，其實存在著認知上的斷層。他談及一些親身經歷︰當他向地主租地務農時，地主總是以為他是「種來玩玩」，根本不當他一回事，原因可能是他的形象與原居民心目中農夫的形象有落差。縱使他已經務農了一段時日，他們仍不把他當農業一份子，以為是有閑階級的一些消遣活動。另外他又提起早前觀看的一套記錄片，講述台灣人賴青松組織「穀東俱樂部」，他們會到宜蘭種田，也會教人怎樣種田，推廣有機生活的概念，陸陸續續有更多不同的人受影響而加入，整個組織同時兼具生產、教育和推廣農耕生活的功能，甚至後來被邀請到日本、台灣不同大學演講。除了台灣，歐美某些餐廳亦有實行“Farm-to-table”運動，在餐單中加入本地農產品以支持本地農業。這些人其實都在為農業出力，然而有很多這些行為可能無法被納入人們對傳統農業的想像裡。
普遍人對農業的認知常受政府的主流論述所影響，例如政府隨年公佈的一些數字︰農地佔地率、農業生產總值、生產量等。然而，總有些活動是被排除在體制以外，難以被統計的。香港除了有法定機構蔬菜統營處負責收集和批發蔬菜，農民亦能在墟市出售他們的產品，而墟市裡的買賣是沒有紀錄的，這就是為什麼政府公佈的本地農產品生產量總是不準確。周思中說他和一些朋友不被當成農夫可能就因為他們並不參與在官方的農業系統中，他亦質疑為什麼一個農夫的產出必須被統計在政府文件之中，才算是農業一份子？
誰為內外定分界？
周思中叫我們無謂執著於業界不業界，因為改變往往始於個人層面，即使一個人起初只是為興趣去打理一塊小田，如果持之以恆地去實踐，改變就會不知不覺間發生，他或可以做到某程度上的自給自足，也不必仰賴體制下生產的農產品。如果愈來愈多人實踐的話，香港人整體生活方式便會改變。
最後，許寶強亦補充現在已經沒有一個標準定義下的農業業界，即使是農民後代、原住民，隨著他們自身日漸遠離農業，他們對農業的想像也可能是被大眾傳媒影響，他們未必擁有與一些「假日農夫」相同的經驗，所以農夫的資格其實不由他們去斷定的。他重申農業是一種“Whole way of life”，它牽涉各種不同範疇的技術，它的影響亦是非常廣泛，「種植香港」不止是讓更多人去種田投入生產，它會改變一個人的生活習慣、消費模式、人際關係等，是一個改造香港的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