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歷史面前，你們的痛苦連理由都找不到。」一句短短的引文，卻成了這本書翻譯成簡體中文版後的墓誌銘，實在令人哭笑不得。而事情相當簡單，可以三言兩句解釋清楚：由法國作家奧立維．侯蘭（Olivier Rolin）所著的《古拉格氣象學家》（Le Météorlogue）前幾年在中國翻譯出版了，由於此書名字直譯是「氣象學家」，出版社擔心其辨識度不足，硬是加上了「古拉格」（前蘇聯大量設立的勞改營）三個字。於是接下來的事就很順理成章了，中共在2017年大量禁止發行關於蘇聯的作品，有古拉格三個字的書自然是首當其衝，一律禁止發行及銷毀庫存。
譯者林苑在繁體中文版本譯後記幽了自己一默：「《氣象學家》顯得名不見經傳，讓人不免天真地懷疑若不是名字『招搖』，這本小書也許本可以逃過一劫。」今年二月於台灣木馬出版的這部著作，譯者也不免在後記提及譯作被禁的心有餘悸，「我詫異於，在當今的互聯網時代，思想員警依然匪夷所思地存在着，依然有看不見的魔鬼伸出長長的醜陋手指，試圖鉗住我們的腦殼，告訴我們應該怎麼想而不該怎麼想。」這段話充滿了迷因感，難以分辨是故作天真還是真的幼稚，極權判你有罪，並不需要給予任何理由。今日的極權所告訴人民的事只有一個，反思是不被允許的，人最好活在意識形態的幻象中為社會獻身至死。這部書被禁止出版就是最佳的例證，前事不忘，政黨還哪來的後事。
親情作為革命的多餘之物，透過植物圖集傳到我們眼裡
回到侯蘭的《古拉格氣象學家》吧，本書講述在1881年，故事的主角范根格安姆在烏克蘭出生了（為免被大量俄文名詞糾纏着閱讀，以下一律稱他為氣象學家）。作為貴族後代，氣象學家從小受良好教育，並加入政府成為一個水文及氣象部門的公務員。同時，他也作為社會主義的狂熱粉絲，甚至稱水文氣象局為「我親愛的蘇維埃孩子」。不過，到了1930年代，他的孩子中出了一個叛徒，那是紅色恐怖時期，而局裡的職員在無故被捕過後抵受不住逼供，指出局裡有個反革命組織，而氣象學家就是秘密組織者。他的罪名裡包括篡改天氣預報，破壞抗旱鬥爭，以這個邏輯，李嘉誠都會因為干擾颱風被定性為反革命。總而言之，氣象學家因此被荒謬地抓起來，強迫認罪並送到遠處的古拉格，把餘生的一千多天絕望地渡過。
氣象學家的案例絕對不是唯一個案，但作者侯蘭為何選擇了他呢？是因為他的職業帶有風雨雷雲的浪漫性質嗎？還是因為他作為不問世事的公務員也無辜受罪？那是因為，在2010年某次旅行的偶然當中，侯蘭在俄羅斯讀到了一本書，就是由氣象學家的女兒記念父親所出版的作品。都是緣份。這本書裡有一半都是當時氣象學家在勞改營裡所寄給女兒的信，他被捕的時候，她還不滿四歲。信件裡有植物圖集，一些水彩或鉛筆的圖畫，一些謎語，全都指向了，就算身陷黑暗的無邊邪惡當中，他仍心念着女兒的教育，一段注定無緣卻無比強烈的動人父愛。
親情作為革命的多餘之物，在三十年代捲起的狂潮裡，被粗暴地處理了。氣象學家所身處的索洛韋茨基群島勞改營有着殘酷的傳統，正是這裡發明了把流放犯群體往死裡剝削的恐怖統治。島上有着煤礦、有森林也有運河等着他們工作到生命盡頭，而且由於此處遠在無法逃脫的極地，一切都被隔絕了。只是，比較幸運的是氣象學家剛到達那處時，瘋狂的旋風還未捲起，因此他仍有寄信與休息的權利，也有繼續相信社會主義是為人民服務的權利。侯蘭寫道，「最初那段時間幾乎是理想時期，那時候，勞改營管理部門自己弄書的事也發生過。」索洛韋茨基有一座很大的圖書館，在那裡，氣象學家被犯人們稱之為教授，這位不明就裡的教授，還在信裡說自己是無辜的，偉大的史達林同志一定會替他恢復名譽。直到千日以後，恐怖加劇，他也被秘密處決，至今仍不知屍落何方。
《古拉格氣象學家》一書就是沿着這段尚算寬鬆的恐怖時期開始，在將近一世紀後收集獄中家書，還原當時行政紀錄，嘗試重新描繪這個氣象學家的生平肖像。「必須細緻入微不畏瑣碎，」侯蘭這樣寫着，「因為只有這樣不忽略細節，我們才能認識到這座大型殺人工廠同時也是一個吹毛求疵的官僚機構。」如今我們經過世界各地的集中營以及相關研究，也知悉由平庸之惡交疊起來的集中營是如何循序漸進地去人性化並同時將人性的陰暗面表露無遺。而氣象學家的故事就在這認識基礎上添上一筆——所有這些檔案與細節都由研究者與人權鬥士從黑暗裡搶來的，「殺人者希望自己的秘密被永久封存。那是不亞於戰爭的爭奪。」
蘇聯罪惡滔天，革命被永久屠殺？
《古拉格氣象學家》一書的閱讀經驗是慢熱的，這主要與侯蘭的寫作策略相關。這位在法國六八學運時期當過軍事領袖的作家，寫作內容不離挖掘歷史與反思革命。在這種書寫模式當中，這部書的第一部份就顯出了其在文學技術上的致命傷：作者加入了大量不必要的史料以及俄國文學作為資料補助，就差沒把「本人通讀俄國文史哲」寫成主題句了。還有是平常從法國留學回來的學者們著作裡看到的書寫習慣，以大量括號與驚歎號強調一些不需要強調的事（例如這樣！），都是此書前期非常勸退的部份。這點與譯者的功夫也許相關，但更大程度上能肯定是原文限制了譯者的發揮。
與此同時，作者在交待為何選擇書寫這位氣象學家的問題意識時，就是簡單在書的初始部份寫上「父親和他永遠無法再相見的幼女之間的隔空對話，距離再遙遠也要為她的教育出力的心，在我看來很是感人」，很難說這樣的說服力是充足的。接下來關於歷史學家的生平還原，最為精彩的部份也是敘事角度終於從侯蘭帶着評點的語調移開，集中引述氣象學家當年的書信才顯得稍為精彩。作者甚麼時候在場又要在甚麼時候放手，正是非虛構文學作者的課題之一。在《古拉格氣象學家》關於氣象學家的部份，侯蘭的處理就顯得使人失望了。
但當全書進入最後部份，當侯蘭已幾乎處理完氣象學家的生平，以及把集中營裡的倖存者與加害者的下場都交待過後，本書又再次進入了精彩與爭議性的部份了。這位經歷過六八學運以及後來革命夢碎的革命分子開始剖析自己的內心，換言之，把氣象學家所經歷的極權噩夢以及自己在自由國度的革命美夢作出對照，在這種對照之下他無法不怨懟蘇聯：「二十世紀主要的一部份歷史在這些地方上演，而且不僅是二十世紀，因為直至今天，我們依然繼承着因這次幻滅而生的絕望，甚至自己都毫不知情。氣象學家的故事，以及其他所有在壕溝深處被槍決的無辜者的故事，在某種意義上也是我們的故事的一部份，因為和他們一起被屠殺的，是我們（我們的父母，我們之前的一代人）曾經共用的希望，是我們曾經至少在某一刻相信即將變為現實的烏托邦。罪惡滔天，革命被永久屠殺。」
這段自白可以說是全書核心，也是像侯蘭這種失意的革命家終其一生事業的總結，革命是一場美好之事，但由於遠處的國度一而再將革命轉化為極權，在他身處的地方，革命的可能性與美好前景則被「永久屠殺」。這種語調固然悲壯，甚至可以使人聯想到許多有志於左翼浪潮的學者在晚年的沉思，比如阿蘭．巴迪歐仍然堅信革命是唯一可行的路徑且必須激進，唯一真正激進的革命是對於民主制度的革命，「自從革命的思想不再在場開始，我們的世界就只是權威的重啟。」
然而，能在《古拉格氣象學家》裡看到的卻是這種思考的黑暗面，亦即是，把革命的失敗原因歸疚於蘇聯的失敗，而不思考革命的條件、革命的可行性以及接下來所造成的傷害，又抑或說，革命與極權主義的親緣性。只是，侯蘭在書中能告訴我們的其實不多，畢竟，他仍然沉浸在蘇聯革命失敗的傷痛當中，無力顧及如今正在進行的，在別的地方換了個名字卻內涵一樣的，古拉格們。
為人類社會共有的黑暗，可使革命不死
齊澤克早於三十年前已在《意識形態的崇高客體》對侯蘭的這種說法提出過警告：「人們作出了各種不同的努力，要把某個現象（集中營）與某個具體的形象（大屠殺、古拉格等）綁在一起，把它化約成某個具體的社會秩序的產物（法西斯主義、史達林主義等）。如此眾多的努力都在躲避一個事實：我們在此面對的是我們文明的『真實界』；它作為同一個創傷性內核，為所有社會制度共有，而且永不變易。」
意思是，千萬不要以為這位古拉格裡的氣象學家，或是納粹集中營裡的猶太人的頭髮與皮鞋、新疆的再教育制度與虐待、香港新屋嶺裡不為人知的殘殺等等，是某個文明的獨有創造。這些暴虐的行徑，是為人類社會共有的黑暗，而如今的世界就是要對此作出抗拒，作出修訂。侯蘭曾指責如今的革命再也沒能達到向世界傳達資訊的高度，如今看來，今年席捲全球的革命訊息已是相當明確，無論是美國或是白羅斯都連成一線，必須瓦解暴政，徹底改革軍警制度，唯有這樣，古拉格或集中營等駭人後果才不致繼續惡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