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今屆中學文憑試已順利完成網上放榜，可是這數個月在教育方面的議題，可謂引起軒然大波。除了早前考評局取消歷史科爭議試題一事令人嘩然，特首就通識教育科問題表示教育不可是「無掩雞籠」的說法，以至教育局將於下學年規定新入職教師需接受三十小時的核心培訓等，均成為社會連日關注的焦點。
每每談及香港教育，「填鴨式教育」則成為它的代名詞，學校一味兒將知識灌輸予學生，務求提升他們的應試能力，而忽略智性上的自主。作者許寶強作為文化研究系的教育工作者，在這本書則以「缺學無思」為題，用文化研究的方式探討香港教育制度的根本問題，強調犬儒主義（cynicism）是導致這個問題的重要關鍵。
殖民初生的犬儒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這句話早用以告誡人們學習與思考，兩者之間存在密不可分的關係，然而，香港的教育制度顯然是背道而馳，而且是缺學無思的體現。書中引述哲學家阿倫特（Hannah Arendt）提到缺學無思（thoughtless）是「無可救藥的迷惘，甚至是一味兒背誦空洞的真理。」要追溯當代教育制度的形成，無疑要梳理殖民政策與犬儒主義的歷史脈絡，作者指出殖民初期的港英政府在建立健全的學校體制上短視而乏力，教育體制規劃主要以政治和經濟作為考量， 書中亦引用Paul Morris和Ian Scott提出的象徵性政策（symbolic policy），指出政府官員制訂政策多以其可操作性和準時交差為方針，而深入思考教育改革目標、貫徹教育理念和價值則為次要，導致教育制度欠缺穩健而意識形態統一的基礎。直至1997年主權移交，特區政府推行的教育改革依舊以經濟和政治主導，如推動國民教育、提倡母語教學等，均以中港融合和知識型經濟作為目的，從上而下制定政策的手段，使教學目標混亂而虛無，完全無法協助教師釐清教學方針，這種對於無力從根本改變教育制度的氛圍，使社會上擁有犬儒心態的人比比皆是。
他們知道，他們實際上只是在跟循一種虛幻，但仍然，他們正在這樣做。
是當代哲學家齊澤克（Slavoj Žižek）對犬儒主義的詮釋，這種意識形態尤其在近年對於社會與政治產生無力感的人身上更為常見，作者將其譬喻於「裝睡的人叫不醒」的現代說法。源於古希臘昔匿克學派的犬儒主義，其哲學思想的核心理念是「將美善從慾望中解放」。而作者在本書提及的犬儒主義，則接近當代哲學家齊澤克的說法，指出人們知道社會存在許多難以做到，或者不合理的事情，卻依然繼續去做，是一種客觀的意識形態。犬儒主義在香港的呈現，就是從殖民時期的港英政府，承傳至特區政府，乃至個人皆以認命態度應付工作，不深入解決問題的根本和制定長遠目標，而是所謂做好份內事、「準時交差」就足夠的心態。作者指出犬儒主義下產生的問題則是「學生假裝在學習，教師假裝在教學，官員假裝在改革」的現象，由於教育政策的執行牽涉不同的持份者，如學校、家長、教科書出版商等，政策在具體操作上自然未能統一完成，多次的教育改革失敗耗殆師生的能量，最終形成學生完成習作為向教師「交差」；教師追趕課程進度為向家長和學校「交差」；課程發展處製作新課程內容為向上司「交差」，這種犬儒主義的具體實現。
當代犬儒養成術
教育本應以學生為本，可惜學校教育反而令學生失卻對學習的熱忱。多年的填鴨式教育使香港的學生缺乏學習動機，並經常處於被動的狀態，只是單方面被灌輸知識。書中引用John Holt著作《兒童是如何失敗的》作為參考，指出學校的教學過程使學生害怕挫折，教授知識的內容不能引起學生的興趣，導致他們覺得學習是沉悶而且充滿困惑的。Holt認為知識是常變的，而固定有序的課程內容不能令學生獲得合時的知識，因此教導未知有何需要的知識是毫無意義的。加上考試制度令學習變成附有壓力的東西，學生會以考試成績好壞作為成功與失敗的指標，為得到他人認可和迎合別人期望，而失卻主動學習的動機。香港教育的政策建議如：十五年免費教育、中學新學制和毅進等，亦是以學生畢業後就業作為單一目標，這種教育方式和安排顯然未能讓學生多元自主的學習及成長。
從文化研究的角度切入香港教育的問題，書中提及溝通與理解在學習中的重要性。觀乎學校教育離不開以公開試作為教學目標，連考試的設計亦不鼓勵學生耐心聆聽與溝通，以今年取消的卷四（說話能力）考核形式為例，限時的小組討論要求學生能主動發言，同時能聆聽組員意見，實際上只要盡量多次發言並在發言時間內適當地「拋書包」，簡單以一句中心句概括組員論點、論據等，讓考官知悉你有「聆聽」組員的意見，就能取得不俗的成績，當中論及的所謂溝通能力，不過是這十多分鐘的逢場作戲。作者亦提出學校課程內容並不是訓練學生溝通技巧，而是表達技巧（presentation skills），例如以簡報、短片等講究包裝的手段進行匯報，對於進行相向溝通的訓練則寥寥可數。由此推論社會需要建立良性、開放的溝通平台，接納新概念和事物，方能推動不同的學術概念普及化。
談及教育政策，授課語言不但會影響教育效果，更牽涉到文化政治的層面。除了「普教中」是多年膾灸人口的議題，強調英語教學亦是其中一個特色，惟母語廣東話教學卻不甚受學校和家長歡迎。書中提及「兩文三語」的教學政策強調「國際化」和「實用性」，但實際上香港約九成人口以廣東話作為第一語言，學習普通話或英語不一定能幫助學生將來應付日常生活上的應對。香港中小學偏向使用英語授課，卻漠視學生因此而誠惶誠恐，尤其害怕自己口音不夠標準、文法出錯，畏懼失敗的心態成為學習語言的障礙，即使大學有不少外地交流生，本地學生亦會因為從小欠缺說英語的信心，而甚少與外國人或國際生溝通。即使香港學生到非英語國家交流，如法國、德國等歐洲國家，亦可能因為當地社會不常用英語而難以與當地人進行流暢的溝通，政策所提倡的「國際化」只是名存實亡。當這些所謂政策的成效不顯著，而且與實踐目標差距太大，教育改革往往只是空談一場，學校與師生只是延續犬儒心態的載體。
讓希望扼殺犬儒
過去一年，在亂世下堅持希望，在絕處裡方能逢生，大抵是香港學生其中一個重要課題。要消除教育制度下的命定犬儒心態（fatal cynicism），希望是不能或缺的元素，不但心態上要期盼改變，行動上亦要作出具建設性的重構計劃。作者以希望的政治（politics of hope）這個概念指出：
希望的政治強調的不是意識形態的批判，而是另類實踐的尋找。
應用在教育改革則是在現有狀態下，尋求其他教學活動、課堂方式的可能。社會必須摒棄過時的固有看法，開放接納與嘗試創新的事物，堅持對未來抱有希望，方能打破教育僵化的現狀，讓教育制度隨時代改變及進步。香港主流以外的另類教育（Alternative Education）包羅萬有，例如在家自學（Homeschooling）、蒙特梭利(Montessori)、華德福教育（Waldorf Education）和自然學校等，均以兒童或學生作為制定教育目標最重要的考量，無論課程內容、學習空間和節奏等，亦專注培養學生的全人發展，不過於著重學生在傳統學術上的表現和成績，上學不再是日復日規律而沉悶的課堂，學生更容易對學習產生興趣和抱有求知欲，這些另類教育方式似乎更加接近教育的本質與目的。書中提及雨傘運動時出現「罷課不罷學」、「流動民主教室」等創新的教育實驗，透過來自各個界別的人士舉行座談會、電影播映會和討論等形式，實踐另類的公共教育，除了告別單向式的教育手段，亦是嘗試在缺可無思的社會氛圍中，重新灌注可能性與希望，於傳統教學時間和空間的概念上和形式上之突破，無疑是對犬儒主義的抗衡，以及尋找體制外的教與學方式，為「學習」和「教育」重新賦予意義。
至於體制內的轉化則要重構教育脈絡（context），讓從上而下的種種教學政策，不再是目標與實踐的模糊錯置。作者提出的建議循學校流程和社會環境兩方面著手，例如學校行政、教材和課堂流程等，均要以學生樂於終身學習為目標進行設定，重寫能配合學生興趣和能力的課程內容，同時減少不必要的行政工作和活動，讓教育工作者專注照顧學生各種學習需要，有效地建構有清晰教學方針和目標的學校教育。教師在教育改革上擔當最為關鍵的角色，從學校環境方面切入，書中提出建立「共享工作」（job sharing）的制度，讓日常的校本工作能由全體教員分擔，輪班教師能適時休息，在空餘時間自由進修、增值，這種方法比慣常的培訓活動，更能創造充裕的空間予教師提升自身生產力。社會方面則可以建立教育相關的公共討論平台，綜合各個持份者具批判性和建設性的看法，使教育改革的目標不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可執行、「貼地」的政策，從而開展創新而且能因時制宜的教育脈絡。
《缺學無思：香港教育的文化研究》出版於雨傘運動後一年，當中不乏提及探索公共教育的可能，而要在岌岌可危的時代談改變，就要不斷嘗試各種方法，更加要有願意改變的心態，當時一句口號「希望在於人民，改變始於抗爭」正是給予社會的提醒。事隔五年，香港經歷反修例運動的大三罷，有人批評是教育出現問題導致年輕人投身社會運動，或是半年間疫情下多次停課、改為網上教學，無論是社會或教育上，亦遇上不少的衝擊和轉變。但誠如本書和上句口號所示，堅找才會看到希望，敢於嘗試和創新，方會帶來改變，尋找制度內外的新出路，擊退犬儒的唯一武器──就是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