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我在台灣出版第一本關於台灣（和香港與中國）的文化評論集。在兩本西方音樂與文化的專書《聲音與憤怒》、《時代的噪音》，關於美國文化評論的書《反叛的凝視》之後，終於有了這本遲到很久的書。
《燃燒的年代》試圖描繪當下台灣文化的幾個重要趨勢：獨立文化、青年世代和公共精神，這些力量不僅改變了當代台灣文化的內涵和文創產業的樣貌，更衝擊了既有的政治版圖與經濟模式，前者包括從太陽花到2016年大選，後者如這幾年興起的所謂「生活風格」產業或新農業（或被標籤為「小確幸」產業）──這些在本書中都有詳細討論。簡言之，台灣的青年世代（亦即是後解嚴世代）具有更多元的價值，希望在壟斷資本和既有政治力量之外尋找新的可能，他們更有獨立精神來追求自我實踐，也更有公共參與開放的精神，而這三者都由於網路的出現而有了更豐富的可能；或者說，這三者是網路世界應該帶來的解放力量。
但這不只是一本文化趨勢觀察手冊（雖然可以這樣用），我也試圖在不同文章中探索文化與政治與商業力量的糾葛，拆解文化作品（音樂電影或文學）背後的意識形態和權力關係，以探索一條文化自主性之路。
在這裡，我們既要拆解，也要重建，以重新想像我們這個時代的文化。
書名主標題「燃燒的年代」，是因為在過去這幾年，「獨立文化、青年世代和公共精神」在台灣和香港都引發熾熱而猛烈的燃燒：在新舊典範之間、新舊想像之間、新舊資源和權力之間的衝撞與摩擦，造成了熊熊火焰。至於中國，如我在書中描述，在零八年到一二年之間也有幾點星火，但在過去幾年卻被暴力地熄滅。
在這個燃燒的年代中，我自己用不同的角色參與部分，並且在這過程中從青年世代走到不再青春的「大叔」。
我最主要的認同是一名寫作者。當初從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博士學位轉向寫作，是因為學術工作是對一個知識領域漫長而深刻的不斷鑽研，這當然令人感佩，但我對於寫作具有更大的熱情──我的寫作不是虛構創作，而是關注不同知識（從搖滾樂到國際思潮到台灣政治），並以知識介入現實，去改變我們所生活的世界。因此我想要冒這個險，試試作為一個獨立寫作者、一個有機知識分子的可能性。
我很喜歡喬治歐威爾在〈我為何要寫作中〉一文所陳述的理由：
純粹的自我。包括向那些在你童年冷落你的大人出口氣，決心要過自己的生活到底。
美學的熱情。對文字和它們的恰當組合的感知，在語音的碰撞、堅實的文字、有節奏的好故事中所取得的愉悅感，希望分享自己認為寶貴而不可缺少的體驗。
歷史衝動。希望看到歷史的真實面貌，尋找並為後代儲存真實事件的慾求。
政治目的。這裡的「政治」有極廣泛的意義：把世界向某個方向推進，改變人們為之奮鬥的社會的理念。
這四個理由在我身上都有。一如歐威爾的自我描述，我的評論也首先是立場鮮明的，希望能揭露事件背後的結構性權力，呈現人們未能見到的事實與歷史，詮釋與賦予事件和行動意義。這是我寫作最初也是最終的目的。
也如同歐威爾說，「過去十年裡我最想做的事情，是讓政治寫作成為一種藝術。」我也相信文字的美學是表達不可或缺的。我希望自己的評論文字不只是乾燥的論理，也要有散文的感性風格。一些前輩與朋友確實看到我的努力，評價我的作品為知性散文，但我深知，要走出自己風格的散文之路，路尚遙遠。
除了寫作，過去七、八年我也經歷不同媒介的媒體主管工作。
我喜歡創新與改變，所以把每一個媒體工作都當作一場公共領域的實驗。除了年輕時代當過一兩年記者，第一份媒體主管是參與《旺報》創刊，擔任文化副刊主任，創辦一份每周一次二十頁的文化周報，不僅製作當代中國文化專題，且引入許多中國重要的且異議的作者，然後是擔任《陽光時務》雜誌台灣總監──這是華人社會第一份純iPad雜誌，具有高度運動性和思想性；2012年秋天赴香港擔任《號外》雜誌總編輯兼共同出版人，把這份香港傳奇文化與時尚媒體變身為更有文化深度和社會介入性格，以及參與創辦《彭博商業周刊／中文版》（和《號外》同公司，所以同時身兼籌備創刊工作和初期編務），再到2015年回台參與《報導者》和《政問》的創辦。這過程讓我幾乎參與各種形式和內容的媒體，但對我來說，本質都一樣，就是回到本書副標：希望更與新世代對話、更昂揚多元獨立文化，更深化公共精神。
從大學積極參與學運以來，這二十年來也參與許多公民運動。尤其是在過去十年，開始以藝文界身分和朋友們一起參與關注野草莓學運、三鶯部落拆遷、反對國光石化、反核、反美麗灣等等，另方面也和另一群藝文界朋友關注文化政策，在2011組成「文化元年」，舉辦了總統大選三黨候選人文化政策問答會──這是台灣史上第一次總統候選人針對文化政策提出政見，並接受文化界提問。
2014年年底，我被藝文團體推薦參與台北市長文化局長遴選，目的就是希望把這幾年累積的文化能量和理念帶進公部門，以重新想像文化政策，並很榮幸獲得遴選委員票選最高票。雖然最終落選，但民間還有太多文化工作可以開展，我也沒有一刻停下腳步。這本書可以說是這幾年思考與實踐的部分集結。
我是一個搖滾樂迷，搖滾始終是我心中那把不滅之火，讓我可以不斷勇敢去冒險、去衝撞、去顛覆式創新。克襄在序中所說「文化小太保」或許誇張了些，但是似乎也捕捉到我的寫作和工作態度。回首大學畢業來這二十年的工作，離開哥大當然是一個最大的冒險，而我的寫作主題也大部分是走人少之路：不論是音樂與政治，另類文化與社運，中國人權與香港政治，起初都是寂寞的議題。我的媒體之路也多半不是在舒適圈，而是去創造與改造。在寫作與媒體之外，還有一個中年大叔心中對改變世界不斷燃燒的天真與熱情。
這是搖滾帶給我的生命態度。要像一首搖滾曲般寫下去，像一首搖滾曲般活出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