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馬克思的理論中，科技的發展將從根源上改變資本主義生產模式，機器將取代工人，解放勞動力，最終令社會擺脫資本主義的剝削和異化。然而，在馬克思逝世的百多年後，資本主義對生命的侵蝕卻從未停止，在機器取代傳統勞工後，資本主義的派生模型仍然無間斷地在社會中運作，公共空間成為私人商品、資本金融化、知識外置化，「萬惡的資本主義」儘管已成陳腔濫調，卻始終是民眾內心最真實的控訴。但當我們在今天說出「我們是資本主義的奴隸」這句話時，「奴隸」的意思到底是什麼？馬克思的理論中有所謂「異化」（alienation）的概念，指的是「實際吸納」（real subsumption），工人在以機器為重心的工廠中淪為零件（非人化）的過程。但在人們漸漸遠離工廠，社會進化成知識形經濟體的今天，異化的概念便需要被重新定義。
「誰吸納了誰」（What is subsumed under what?） ──法國當代後馬克思主義者巴里巴（Étienne Balibar）在 〈朝向政治經濟的新批評：從普遍剩餘價值到整體吸納〉（Towards a new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From generalized surplus-value to total subsumption）一文中特別強調了這個問題。巴里巴顯然並不滿足於「人民被資本主義吸納」（People is subsumed under capitalism）這種空洞的說法。針對這個當代資本主義批判的核心問題，在〈負債政治〉（Politics of the debt）一文中，巴里巴就嘗試以「負債」作為關鍵詞，解釋當代異化的內容。但正如馬克思的「實際吸納」乃基於整個資本主義生產邏輯一樣，在巴里巴的理論中，要徹底理解「誰吸納了誰」這個問題，我們並不能直接從民眾的角度切入，而必須先從國家、政府的角度開始探討。
負債政治──當代國家的異化
在國家、政府的層面上，巴里巴所着重的是「主權」的喪失。按霍布斯（Thomas Hobbes）的經典定義，主權指的是一種至高的權力，僅被它自己訂立的法規所限制；而另一位法學大師布丹（Jean Bodin）則強調了主權的另一內在限制──民眾必須有能力抵制或反抗過重的賦稅（不合理的稅收乃對個人財產的侵犯，換言之，國家主權必須有能力控制稅收）。然而，在金融資本主義當道的今天，國家的主權已名存實亡。巴里巴認為環球金融交易對經濟的最大改變乃主客關係的逆轉：在資本金融化之初，工業資本乃作為主體計算證券對利潤所帶來的影響（需償還的利息降低了利潤）；但當金融市場越來越成熟，金融資本便反過來成為主體，以盈利能力為首要考慮，決定增強或抑制某行業或公司作為投資策略，而考量盈利能力的基礎在於「償還能力」。在新自由主義稱霸全球的今天，國內金融市場的運轉情況決定了一地的經濟健康，而由於金融資本以流動性為本質，所以政府必須盡可能維持資金流入──在主客關係逆轉下，政府只能對環球金融市場卑躬屈膝，透過不同手段維持投資者對其償還能力的信心。
政府已然宣告失去作為至高主權的地位，乍看是為了保持經濟增長的措施，其實都只代表政府已無力規管金融市場。在這些不同的政策中，其中又以美國於1999年廢除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Glass-Stegall Act）的政策最具代表性：這個法案原於1933年成立，目的是減少金融業的風險，但後來美國為了增加國內金融機構的競爭力決定廢除。而非具體法案的做法中，政府與銀行的緊密關係也證實了國家主權的喪失。國家庫存或央行存款一般被理解為一國金融市場的「最後保障」，無論是國債利率的調整、稅率調整，或是在緊急關頭出手「救市」，國家的政策也顯然被金融機構所主導。巴里巴在文中直言，金融機構對政府幾乎有絕對的命令權：金融機構一方面從國債中獲利，以國家作為最後保障；另一方面，國家為了金融市場的發展，亦只能「聽從」那些「too big to fail」的機構的指令，甚至為它們調整利率、稅率（這些調整會直接影響國際金融市場對該國的信心）──金融機構變相同時是政府的「債權人」（來自債券）與「債務人」（政府的注資）。一個三段式的層級關係由此顯現：國際金融市場—金融機構—政府。無論套用霍布斯還是布丹的定義，國家的主權也早已「異化」，subsumed under finance sector。
當金融機構的權力大於政府且成為政府的債權人，基於金融資本的運作邏輯，國家將越來越傾向依賴信貸作為主要收入而非稅收；在金融資本主義的世代，國家已由「賦稅國家」（taxation-state）轉變為「負債國家」（debt-state）。當債券成為國庫收入來源，傳統意義上以軍事力量、實體經濟實力為定義的「超級大國」也不復存在；衡量國家實力的標準改為「借貸能力」，只有那些被認為有償還能力的國家才能夠勉強維持收入（美國是唯一例外，因為美金乃全球金融鏈的最後保障）。如此一來，便出現了信貸惡性循環，造成現時各國的債務問題與金融泡沫，而這一切都是由背後的終極主權所致。按2018年末的統計顯示，全球各國政府債務總額已到達六十三萬億美元，其中以日本的債務佔GDP比率最高，達二百多百分比；美國的比率也超越百分之百；中國佔比為百分之四十七，竟已算是財政健康的經濟體。
但巴里巴也明言，國際金融市場作為當代資本主義下的「國際主權」，只能理解為一個「準主權」（quasi-sovereignty）。對比「主權」對從屬的統一命令、對主體的發展方向等特色，國際金融市場顯然是一個相對「負面」的權力──它並無統一的指向，也並非依照一個「國際計劃」以執行其權力。然而，這個超級權力也非完全抽象的概念，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下稱IMF）等由各國組成的金融組織正是這種權力的具象物。IMF的工作表面上是監察各地金融交易狀況並在一國經歷經濟困境時給予貸款援助，但當國家無力償還貸款時，IMF的做法就是強逼該國進行經濟改革（新自由主義化）、推行緊縮政策（減少政府開支，增加稅收）。這種做法顯然無法令國家經濟健康成長，特別是那些已無力還債的國家本身已欠缺再借貸的能力。阿根廷曾採用IMF建議的經濟政策，但正因這些政策，2001年當地發生了金融災難，數年後才勉強回復財政狀況。近年的例子則當數希臘債務問題，而IMF聯同歐洲中央銀行及歐盟的做法實則與阿根廷的個案大同小異。IMF作為國際金融市場的象徵，代表了一種絕對的意識形態，但這種意識形態空洞無物──它把各國都推上同一條路，但卻沒有人知道方向與終點。
無力還債的國家，在窮途末路下只能按IMF的指示執行政策，把越來越多的公有產權私有化（如土地、醫療、教育）。南美諸國、希臘等地民眾不斷抗議，認為這是毫無遠見的方案；但事實上，相對發達的國家之所以能免於民眾的控訴，只不過是因為它們早已把一切產權私有化。儘管在負債國家的運作中，信貸是收入來源的基本，但借來的錢終究是要還清的，時限一到，要不再借多一點，要不加稅、削減公共開支──到頭來命運都一樣。「利潤私有化」（privatization of profit）和「虧損社會化」（socialization of losses），是一塊銅幣的兩面。
負債主體──當代人民的異化
對於提倡新自由主義的右翼分子而言，談論「當代異化」似乎荒謬無比。畢竟我們確實已不再於工廠工作（對發達城市而言），亦不是「歐豬五國」的國民；在稅率低，且產權私有化趨勢旺盛的社會中，我們確實相當「自由」，只要有錢，想做什麼都可以。我們無須把自己的錢交由國家使用，每個市民都能為自己的人生作主，這樣的社會現狀可謂新自由主義的烏托邦──當然，事實絕非如此。
在文首提及的〈朝向政治經濟的新批評〉一文中，巴里巴就已經指出了當代異化的背景。所謂「私有化」，實則與馬克思提出的「商品化」互相呼應，但最重要的並非商品化後的產品特點（如交換價值徹底埋沒使用價值），而是越來越多「商品」被當代資本主義「發明」出來的過程。巴里巴提出「生命商品化」（commodification of life）的概念──生命的一切都已經在利潤私有化的背景下變為商品。病痛（健康）是最為明顯的例子，它本來是主觀感受的一種，屬於短暫的、一次性的體驗；但在今天，病痛的定義已變為由掌權者（醫生）客觀的判斷，而「健康」則從「非生病狀態」變為一種必須持續額外增補（藥物、補品）的「義肢性」（prosthetic）事物。正是這些不經意間的商品化，藥廠工業等各種「健康」相關的產業才得以獲取大量利潤──而我們仍被蒙中鼓裡，以為透過購買產品能夠無限量地「增加健康」。除了健康外，學術水平、文化也是當代被「發明」出來的商品。
在「生命商品化」的論述中，新自由主義者聲稱的個人選擇，實則上等同於「過度消費」（overconsumption）及隨之而來的「消費不足」（underconsumption），企業透過意識形態、商品拜物以營造出民眾的虛假意識（false consciousness）。開放產業市場帶來的終極影響不僅是生命商品化，而是權利的私有化（privatization of rights）：教育、住屋、醫保等基本人權原應由政府提供，但在當代，市場取代了政府的角色。在民族社會國家（national-social state，巴里巴以瑞典為例）中，國家僅作為社會權力關係的中介人，負責重新分配財富，並由社會自身作為實踐者，確保市民的「權利」得到保障；但在金融凌駕政府的國家中，企業自身實現了原有的宰制關係，並只能滿足民眾的「欲望」──在〈負債政治〉中巴里巴特別強調了這一點。
當一切需求（無論是需要或欲望）都只能透過市場得以滿足，而金融資本的推動下這些消費又以信貸作為形式，巴里巴由此指出「負債」（indebted）作為當代人民的主體性。在西方傳統理論中，社會中的主體乃作為「法人」（juridical person）而存在，有法律賦予的權利及守法之義務；但現時，「法人」的身份限制明顯不及「負債人」的身份明顯。這一方面是由於法律對人的規限相對被動，但負債主體的債務源自個人的欲望，也即「個人對未來生活的規劃及想像」，而最基本的還款如信用卡結欠、保險供款等收費顯然比「守法」這一限制來得緊急。對民眾而言，法律並不再是「最後保障」或終極的權威，市場所展現的權力才是吸納我們的主人。
Subsumed to debt，這種新的主體性徹底把人異化。負債原本屬於一種暫時性的狀態，但在今天，這種暫時性將成為人們一生的狀態；債務所隱含的希望與焦慮，令「暴露於風險」成為一種普遍的日常經歷。巴里巴強調，負債主體的債務是永遠還不清的，這裡指的不但包括所有一般欠款、供款的總和，還包括國家的公債（將以稅收形式轉移予市民）。永遠還不清的債項將在主體身上形成一種無意識的罪惡感，而負債政治中強調的個人責任，終究會令主體變得極端個人主義，導致社群意識的瓦解。
然而，被債務吸納的狀態並非只出現於主體內部，負債主體同時也是一種社會共識，用以考量一人之優劣──信貸評級將影響主體求職、申請按揭、購買保險等各種關係生活質素的範疇。值得注意的是，這種潛在共識並不等同於以財富決定高低的意識形態：正如國家之實力取決於其借貸能力一樣，債權人在接受借貸時，借貸者的還款能力並非最後考量，其借貸能力（信貸評級）才是最重要一環。由此，負債主體絕非單純對精神狀態的分析，負債人的行為也將同樣變異。為了保持良好的信貸評級及債務狀況，負債主體必須完全適應與銀行、金融機構共存的生存策略，盡量以「理性」作為決策的唯一指標；在負債政治中，不理性的主體將被拒諸門外──這與經濟學中的「不理性的人自然會被市場淘汰」並不相同，不理性的主體並非被市場淘汰，而是被社會淘汰。信貸評級不良的人要申請按揭、保險、借貸將變得極為困難，儘管這些行為的目的關係到其基本生活需要。
負債主體為了理性的決定，最終將成為類似希法亭（Rudolf Hilferding）於《金融資本》中描述的股份公司：去個人化、以長遠利益為首要考量。以人作為資本的視點並不再由人力資源管理獨有，現時，每個人都把自己視為固定資本。當然，這種比喻也並不完全合適：在無力還債時，企業和公司隨時都可以申請破產，但負債主體只能選擇自殺——申請破產對一個主體而言等同於社會性的死亡。
資本主義作為唯一現實
金融市場永遠在追求更高的利率，而國家為了證明其償還能力也只能眼白白看着泡沫膨脹。大衛哈維（David Harvey）曾明確指出，在新自由主義的運作邏輯下，假若實業經濟並無增長，金融市場中那令人乍舌的利益只能來自社會各方面的原有價值——資本主義社會的未來只會每況愈下，越來越多的債務將拖垮那些不幸的主體和國家。巴里巴形容這個趨勢為「新一輪的無產階級化」（a new wave of proletarization），而這些被拋棄的主體並不一定屬於無力還債的階層，也可以是一些文化或生理上的階層（如移民、老人）。為了擠出財富填補金融市場，社會只能不斷尋找新的階層，並以各種意識形態構成一種宰制關係。巴里巴在文中直言，這些新的無產階級將被貼上「無用」、「可棄」等標籤，然後從社會中淘汰。儘管聽起來有點虛幻，但事實上，這些新型的宰制關係已然存在於社會之中。
在馬克思主義論述中，要突破資本主義的枷鎖不外乎革命和改革，然而巴里巴在〈負債政治〉的末章也承認，以目前的發展而言，兩者都幾乎不可能實現。論革命，在金融產品不斷衍生的情況下，負債階級根本無法得知「債權階級」為何，甚至主體自身可能同時屬於兩種階級，根本找不到「敵人」；論改革，在債務問題逼在眉睫的情況下，加上強大的「準主權」，唯有各國聯手宣佈取消債務方有可能實現。儘管在歷史中曾發生國際債務的取消，但全部都只被定義為例外情況，要不是債權國認為取消現有債務將能夠增加未來的利息，要不就是基於一些歷史上的災難級事件，如二戰後德國的債務問題。後者似乎也從側面解釋了齊澤克（Slavoj Žižek）經常說的一句話：想像世界的滅亡要比想像資本主義的滅亡還容易。如果取消債務能夠使資本主義滅亡，那麼發生災難將會是前提。
資本主義現實主義（Capitalist Realism）是評論家費沙（Mark Fisher）重提的概念，指的是資本主義已經成為人們唯一能夠想像的運作模式，也即是「資本主義作為唯一的現實」。這種說法似乎也與巴里巴論述到最後時的觀念相近，有一種萬念俱灰的意味。但巴里巴在文章的最後，還是用接近空想的形式，提出一種所有負債人團結一致，發動一場全球革命的假設：「Debtors of all countries, unite? Why not? But also: We are the 99%…」為什麼不？資本主義已然是唯一的現實，但在所有人自殺或被視為垃圾淘汰出局之前，現實也成為唯一僅餘的資本了。債務總額的上升趨勢並不會停歇，我們似乎只能殊死一搏，在債務尚未被清算之時，找出活下去的最後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