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得出來出版社、書商、媒體都已經很用心了，但老實說，2018年布克獎（Man Booker Prize）得獎的小說《牛奶工》（Milkman）並不是那麼容易包裝的作品。其中一個文案引用作者安娜．伯恩斯（Anna Burns）的個人經歷：「從遊民到2018年英國布克獎得主、北愛爾蘭首位獲獎作家」，另一個則用標題黨：「我從未想過，『邊走邊看書』，竟成了敗壞風俗的嚴重威脅！」歸根究底，因為這部小說所牽涉的社會因素過於龐雜，且讀者未必有相關知識背景──伯恩斯寫的是北愛爾蘭問題，其中的歷史糾紛、不同參與者與立場變換，即使馬上去維基惡補都未必能理解，何況站在書架前選書的讀者呢。
我先用一段前言來展示《牛奶工》的核心思想：在七十年代的北愛爾蘭，當反抗、抗爭、或稱為內戰的狀態深入到每個普通人的心裡時，一名青春期女孩在其中如何成長？北愛爾蘭問題可以往上追溯到十六世紀，即使到了去年還有抗議者丟燃燒彈與向警察開槍。這種曠日持久的抗爭歷程，對一個女孩的成長無疑是影響巨大的。出版社對於《牛奶工》的書介就集中在這個女孩的特殊經歷：「在1970年代一個充滿暴力且戰亂的無名城市中，一位十八歲的少女遭已婚權威人物『牛奶工』的覬覦與騷擾，牛奶工利用權威與地位逼迫威脅少女。少女獨自吞下恐懼、不安與內心煎熬。」小說以第一人稱意識流寫成，但恐懼、不安與內心受煎熬的豈止是她，整個社會都像鎖在壓力鍋裡等候爆發──讀起來有悲傷的親切感──《牛奶工》也許就是憑着精細地描寫這些觀察而奪得布克獎。
如果你不想捲入衝突，除了有禮貌外也沒甚麼好做的
小說的基調無疑是灰暗渾濁的，就連內裡的角色們都對社會感到疑慮重重。伯恩斯使用第一人稱書寫，而主角與眾多角色的名字都在書中缺席，頂多有些「三姊夫」、「也許男友」、「廚子」和「牛奶工」的出現。敘事者「在這個時間點，這個地方，談到政治問題，包括炸彈和槍和死和殘廢，一般人會說：『他們那邊做的』或『我們這邊做的』，或『他們的宗教造成的』或『我們的宗教造成的』，或『他們做的』或『我們做的』，而其實真正的意思是『愛國者做的』或『反叛者做的』或『國家造的』。」從此可見，敘事者採用一種喋喋不休囉囉嗦嗦的腔調說故事，但經歷過那麼慘烈腥風血雨的人絕對有權把此生想講的話全部講完，她說：「『我們』與『他們』已是第二天性：方便、熟悉、內行人，脫口而出。」曠日廢時的抗爭改造語言，我們如今也能深切理解，畢竟「我們」與「他們」的劃分方式放訴四海皆準。
然而，這種反抗的日常除了敵我二元劃分外，更產生了一種相互猜疑的境況：「這是個有妄想症的年代。處境不穩定的年代，原始的年代，人人都疑心重重。」今天跟誰講完一段話，後來可能會越想越不對勁，會不會被抓到把柄，害自己被送上反叛者法庭？這種氛圍導致社區裡的人互相監察，即使有人可能想要提出觀點，但是「每一種觀點都無法忍受另一種，結果就是那種高度不穩定的爭論會不定期的爆發。」而敘事者說道，如果你不想捲入這種衝突，除了有禮貌外你也沒甚麼好做的，畢竟對方就拿槍把你幹掉了，即使前幾秒大家還是自己人也沒情講。「要不然你要怎樣活下去呢？這並非精神分裂。這不過就是生活。這是在創傷與黑暗下試着正常一點。」
這也是一個充滿死亡與暴力的年代，但一切都已經扭曲了，「你不能就平白無故地死，在這裡你不能有平常的死法，再也不能，沒有自然的死因。一定是要和邊界有關，是政治的，那才能讓人理解。」在展示了以上關於政治對立、人民互相監視與死亡觀念後，討論就可以回到小說的敘事技術了──為何使用第一人稱？先從另一方面設想，假如伯恩斯使用第三人稱，無論是全知或局限，只要花太多筆墨去客觀描寫北愛爾蘭狀況和跟蹤狂的去向，那會太像報導或懸疑小說了。《牛奶工》需要第一人稱的情感，需要敘事者對於這個荒謬世界的情緒爆發與獨白，才能突顯出她的個人體驗。正如譯者謝瑤玲指出的，這個故事除了是一部政治小說外，更是一部成長小說──而又有誰願意背負那麼沉重的心態用第二人稱閱讀在這種環境下的成長小說呢？
我看着妳的臉，妳的感官似乎都在消失中
儘管小說裡沒有寫明，但可以推測出書中場景伯恩斯是以在貝爾法斯特（Belfast）的成長背景作為素材，她沿用英國文學傳統的意識流手法，上接了近百年前喬伊斯、貝克特等愛爾蘭作家們的技術，將一切都鎖牢在敘事者的內心活動、慾望（暴力與性）、不安，以他們所遭受的半殖民狀態之中。而採用意識流手法來反映1970年這種恐怖局勢，她勢必面對一個巨大的矛盾。敘事者知道有些群體存在，知道有些規矩必須跟隨，「我平日的程序是避開謠言，避開七嘴八舌。令人反感的群眾心理的動量足夠撼動和陷害一個人。」但作為一個個體，怎麼可能全然跟隨他人的腳步？她也有自己的事情想要做，她有她微小的個人慾望，比如一邊走路一邊看書，交一個「也許男友」（不穩定的情愛關係，可隨時捨棄）。在無邊無際的抗爭日常裡維持個人的獨特心理，是《牛奶工》反覆強調的題材。
於是後來，她甚至下了一個定論──「去他的，到哪裡都被他們監視，他們想怎樣就怎樣吧。」她用這種態度承認了那些無所不在的死亡氣氛，算是一種揚棄，接受且進行否定，而得出的效用則是「對我這種沒有力量的人而言，是有可能採取這種承認的態度，接受，並疏離。」還在成長中的女孩，沒有慾望要拿起槍枝和炸彈和敵人對着幹的她，一旦使用疏離的態度好像就解決了所有問題。除了愛情，她的「也許男友」就因此表示，儘管他喜歡她古靈精怪，喜歡她邊走邊讀書，但「妳好像已經不再活着了。我看着妳的臉，妳的感官似乎都在消失中，或者說已經全部消失了，因此沒有人可以接觸到妳。妳一直都很難猜透，但現在是完全不可能。」在一個狂熱的政治環境裡當一個疏離者，她為此付出了失去愛情、失去友誼與失去被任何人理解的權利。甚至還有個虎視眈眈的「牛奶工」盯着她，這可說是能想像到的，最糟糕的成長故事了。因此，《牛奶工》並不只是成長小說，它其實是一部創傷小說。
無論對於「我們」還是「他們」或是「國家」而言，敘事者的處境都不是任何一邊的對立，她更像是一種溢出，疏離且不知為何自己存在於此，也不知道為何被牛奶工盯上。也許是因為美貌吧，但牛奶工也沒有對她動手動腳。她既在這種氛圍的外部（無人接納她），也在內部（她能理解到處的氛圍，作出「想怎樣就怎樣」的反應）。她既淫蕩（對她的也許男友而言）也純潔（對於牛奶工），接近反叛軍的核心牛奶工同時又對其一無所知。換言之，她站在看破一切的位置，同時也在這混沌如泥濘般的環境般成長，所有對立都只在她的內心統一，外部看來一切都沒有意義。於是，第一人稱意識流的技術就此成立，且成了最適合的方法，她喋喋不休、時序跳躍且放飛邏輯的講了四百頁。內裡全是廢墟般腐爛的世界，無可救藥也愚蠢無比的人類，以及面對牛奶工無所不在的監視時所產生的自暴自棄。
我們怎樣確定自己的聲音是自己的還是眾人的？
成長小說與意識流，兩個在文學閱讀上幾乎可以跟「疲憊」劃上等號的詞，在《牛奶工》裡加入了北愛爾蘭元素與女性向度，為伯恩斯奪得了2018年的曼布克獎，也是首位得獎的北愛爾蘭作家。與其作為對照的，是同年的布克國際獎（International Booker Prize）得主是朵卡荻，她憑《雲遊者》（Flights）奪得曼布克後，同年還拿下了諾貝爾。在這裡可以看到一對有趣的對照組，朵卡荻所書寫是群體面對荒謬的無序世界，事件任意發生留下爆炸性影響後又隱然退場；而伯恩斯則寫一個女子面對運轉着荒謬秩序的世界。無論如何，這也得回到最當下基本的哲學問題：選擇（決斷）、距離（或裂縫）以及例外（或事件）。在《牛奶工》裡，敘事者原本選擇當一個疏離的人，當「牛奶工」無緣無故地闖入（事件）時，她得全面反思自身與社會之間的關係。
距離是最為致命的鋼索，無論走得過近還是過遠都是異類。敘事者既覺得「即使在街上與她們其中一人眼神交會，我都等於在社交自殺」，同時又必須與朋友之類混在一起，免得被排擠，在這一切之上還有個抗爭的前提。在這裡，伯恩斯其實在詢問一個尖銳的問題──即使對我們來說也是相當尖銳的問題──當抗爭進入每個人的心中，成為一種「我們」與「他們」的語言，我們怎樣確定自己的聲音是自己的還是眾人的？《牛奶工》敘事者的「也許男友」說的「妳的感官似乎都在消失中」，其實就是這個意思。
在全書的最初，其實敘事者已經說了，這段往日的「事件」已經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無論是「三姊夫」、「也許男友」、「廚子」和「牛奶工」，全都已成過眼雲煙。用這種目光重新審視意識流的手法，那更使人感到驚詫與不適，因為，如果意識流代表的是心理深層的流動與慾望的展現，表示出敘事者開放內心的態度，那麼，已經時隔二十多年的敘事者，為何還能用如此透明且打動人心的語氣把事情原委講得那麼細緻呢？細思恐極。那是因為，《牛奶工》作為一部創傷小說，而牛奶工本人與當時的氛圍作為一種「事件—創傷」，狠狠地鑿進敘事者的腦海，即使她當時覺得自己是疏離的，但她餘生都不能與此拉開距離，一切延續至今，如同去年北愛發生的槍擊那樣，無法散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