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政府、中國知識份子，甚至中國的民眾都很喜歡責難香港人未有盡到作為中國人的責任。特別是九七回歸後，這種趨向更是名正言順地進入香港政府的施政方針裡面。從政治層面，那是廿三條立法，要求香港人主動放棄僅有的公民自由。從教育層面，那就是涵蓋中小學的國民教育。這種教導、甚至啟蒙香港人的心態，除了來自中國人自認是天朝上國，餘者盡皆四夷的歷史背景，又來自香港曾經被英國殖民的歷史。好像香港人生來就是對中國有雙重的異心，中國政府必需要對香港嚴加管制，以確保中央政府能夠牢牢抓住這份罕有的民族戰利品，對內對外炫燿近代中國的強盛。這種教化香港的心態常常配合道德勸喻甚至道德勒索，從而達致滿足其國族優越感的目的。這種立場不獨見於當下，更早早反映在三十年代的香港詩歌裡，鷗外鷗〈文明人的天職〉就是此中例子。
文明人的天職
──（香港的照像冊） 鷗外鷗
汝等襟上佩戴著
S.P.C.A.的犬頭旗先生、太太。
何等的慷慨！
何等的仁愛！
汝等反對虐待畜牲，
乃文明人所必盡的責任，文明人必有的道德，
文明人所必有的善良。
偉大的人格偉大的正義。
請汝等也佩上此朵被達姆彈所槍擊無辜而受苦的染血的
花吧！
責任與人格不容汝等閃避，
汝等亦無需含羞赧顏閃避而過的，
我們四萬萬五千萬的男和女老與少的生命和汝等的生命
一樣，
乃自然所賦予！
有不可犯的生命之自由！
現在卻慘遇了不文明的侵犯的兵災，
死亡相繼在我們的國家邦土，
流亡分散在汝等的歡樂幸褔的街頭巷尾奄奄待斃。
汝等反對虐待畜牲，
汝等何不反對虐待人類？
何故硬不反對虐待人類？1939年
注：S.P.C.A.為反對虐待畜牲會英文的縮寫。每年沿途向路人售賣印有該會會徽的小狗頭旗捐款。當時周末也有人賣小紙花為國內淪陷區逃難至港的災民捐款的。
鷗外鷗（1911–1995），於1925年到廣州求學，三十年代回港並發表詩作。鷗外鷗是香港詩人，但他的立場傾向以中國內地的角度去看待香港的社會細節。這首詩大意是譴責香港人捐助愛護動物的組織，卻不捐助國內淪陷區逃難至港的災民捐款。吾友指出，討論這首詩時，我們會遇到一個無從稽考的問題，那就是鷗外鷗所責難的香港人究竟是「華人」還是「洋人」。說1939年的華人願意捐出血汗錢去保護動物，似乎有點太高估當時華人保護動物的意識。說這些捐錢的人都是洋人，雖然可能較符合洋人在香港的經濟狀況，但說鷗外鷗以中文寫成的新詩去責難洋人，這又非常滑稽。甚或華洋皆有捐款，亦有可能。然而無論這些捐款人是華人還是洋人，名之為香港人，應該是比較少爭議的。總不成這班人全部都是遊客，像2019時的銅鑼灣、尖沙咀，內地自由行的人比香港人還要多吧。在那個交通出遊昂貴的年代，這應該是脫離現實吧。
概而言之，鷗外鷗就是指責香港人竟然認為貓貓狗狗也比難民更值得關心。捐款人是洋人，那就是假仁假義，沒有幫助最有需要的人。捐款人是華人，那就是漠視同胞生死，覺得華人同胞「四萬萬五千萬的男和女老與少的生命」比貓狗更不如。身為華人而不救助華人，罪加一等。鷗外鷗的詩在三十年代非常前衞，他除了有圖象詩的嘗試，亦嘗試在字體大細上配合詩句，又會以英文、阿拉伯數字入詩。然而即使是如此破格的詩人，一旦牽扯入國族主義，尤其是中國國族主義面對香港時，那種不可理喻更是慘不忍睹。〈文明人的天職〉全詩極為偏頗，甚至到了不能卒讀的地步。首先，在一個文明社會，每個人都有自由去處置其私有財產，不論那是華人還是洋人，鷗外鷗都沒有權利去責難。捐錢給動物組織本來是一件美事，一旦將國族情感上昇至國族義務，那就是意圖以道德去勒索人民的私有財產。這是以文明的外衣去行野蠻的要求，鷗外鷗以反語譴責港人「何等的慷慨！／何等的仁愛！」，實則他在自己這首詩裡才是最野蠻的人。
另一處值得商榷的是，1939年的香港乃英殖香港，香港當時已割讓予英國，香港人與中國人已經份屬兩個國家。香港人並沒有義務去捐助內地。退一步言之，中國內地本就虧欠了香港人太多。中國人不思進取，導致香港被割讓予英國，致使港人被洋人殖民。這是一虧欠。香港被洋人殖民，中國內地又未有持續爭取收回香港，放棄以武力擊潰英殖港府收回香港，直當香港為棄子，任其自生自滅。這是二虧欠。中國既不曾盡責，如今國難當前，卻又重提雙方份屬同國同族，理當踐行國族責任，此即厚顏無恥。這是三虧欠。由此可見，中國人的國族道德，其實極為自私，永遠只強調其他人對自己的義務，並且務必忽略自己對其他人的義務。其扭曲、厚顏之處，不獨在品性，更在其邏輯。其邏輯混亂，最可見於「汝等何不反對虐待人類？／何故硬不反對虐待人類？」不論華洋，捐助動物，並不代表沒有捐助難民。然後，華人在國內所受的傷害，罪在日本侵華，「虐待人類」的乃是日軍，與香港人沒有絲毫關係，更談不上「硬不反對」。將港人捐助動物解釋為不反對日本侵華，這是極為錯誤的邏輯，而且顯示出近乎幼稚野蠻的自我中心，以為世間一舉一動，皆與我中國有關。幫助中國就是「文明人的天職」，然後將其餘的道德美事都貶為次要、虛偽，不然就是對道德國族有虧，這實在是非常專橫。
〈文明人的天職〉，時至今日，依然存在。譬如在今天我們抵拒武漢肺炎期間，政府拒絕封閉中港關卡。為政府護航的陳健波便謂中港乃「一家人」，不可阻止家人入境，特首甚至謂這會構成歧視云云。這就是鷗外鷗「四萬萬五千萬的男和女老與少的生命和汝等的生命一樣」的變體。又譬如廿三條立法，又謂香港對中國有憲制責任，有保護國家安全的責任，要求港人放棄部份自由。這是要求香港人在國族名義下付出，卻故意忽略基本法列明：「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的原則而規定，最終達至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後普選產生的目標」。再如民間自行抗疫，暫時不做內地客生意，應對港府的不作為，港漂的黎明，就到光榮冰室放蛇，意圖証明光榮冰室是歧視內地人，甚至引申為狹隘的民族主義。其實黎明自己才是民族主義者，自己最不文明，卻偏要像鷗外鷗那樣，以一種文明人的姿態去啟蒙香港人，這就是更高明又更陰險的國族情感勒索。可以說，〈文明人的天職〉是一首非常重要的香港詩。它代表了中國對香港以國族道德勒索的一貫思維，值得我們一再細讀。
拙文〈七十年代最好的香港詩人：癌石〉，就曾指出，癌石之前的香港詩人，不時會以古典語言入詩，又好以文化中國或者現實中國代表一種理想國度。甚至乎香港重要詩人如崑南，亦無法超出這個時代的局限，不知不覺中令香港詩人也成為苛索香港人的幫兇。在1963年寫成的〈旗向〉一詩中說：「敬啟者 閣下夢夢中國乎／汝之肌革黃乎 眼瞳黑乎」，質問讀者，你既是黃皮膚，黑眼睛，何故甘心活於殖民政體之下，尋求飛黃騰達。事實上，黃皮膚黑眼睛並不一定是中國人，也可以是日本人、韓國人、越南人。從這個角度看，香港詩歌要有更深邃的思考，其中一項要點就是擺脫來自中國的國族情感勒索。中國並不可能是一個理想國，更不可能是香港成為一個更文明的社會的正面參照。當香港詩人真正擺脫了國族情感勒索，詩歌才能開出截然不同的審美，甚至以香港為本位的一套政治道德，概而言之，也就是「本土性」的發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