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以來，書寫中國的外國記者輩出，從Edgar Snow到Ian Johnson，他們既是旁觀者又是局中人，筆下對中國的記錄既富同理心亦不乏批判。同時國內也有眾多記錄民間的記者。我要在這篇書評比較兩部書寫民間中國的作品，一部是外國雜誌派駐中國的記者的作品，一部是中國記者的作品。我經常在想，外國記者和中國本土記者是否面對同一個信息黑洞？他們又是否面對不同的觀察盲點？這是我比較這兩本書的最初誘因。
兩本書都透過對人物故事的書寫勾勒出複雜的中國政治文化全景。但這兩本書的故事很不一樣。《野心時代》[1] 的人物有憤青，也有「變節投共」後來成為世界银行首席經濟學家的傳奇，也散佈對艾未未、陳光誠的素描；《她們的征途》[2] 則聚焦在異異人士及其家人的歷程。我要問的是：哪一部作品對民間中國的描述更貼近現實？哪一位作者對材料的處理更能反映中國「民間」與「官方」的互動？兩本書的視角又如何互補？本文嘗試回答這幾個問題。
歐逸文：「民間中國」可以用一種情緒概總括
西方學界跟新聞界對「民間中國」總是興趣不斷，每一個時期都有具代表性的非虛構作品問世。改革開放初期有Nicholas D. Kristof和Sheryl WuDunn夫婦的China Wakes：The Struggle for the Soul of a Rising Power，公元兩千年前後有何偉（Peter Hessler）的中國三部曲，也有Ian Johnson的Wild Grass: Three Portraits of Change in Modern China。2014年出版的《野心時代》在某種意義上是在延續這個對「民間中國」非虛構敘事的傳統。甚麼是「民間中國」？一個威權國家的人民是否有着一種獨特的精神面貌，我們可以使用一個主題一種情緒去概括？這種民間社會的面貌一定會跟官方的敘事相異甚至是相反的嗎？極權國家裡真實的民間面貌只能是柏拉圖的洞穴裡頭人們只能勉力窺見的投影嗎？
《野心時代：在新中國追逐財富、真相和信念》的作者歐逸文（Evan Osnos） 對這一系列的問題自有他的拿捏。歐逸文在2008至2013年擔任《紐約客》雜誌駐華記者，後來把這時期所作的長篇幅報導（long-form journalism）改寫成《野心時代》。歐把這敦時期比喻成中國的淘金時代（Gilded Age）， 據說，是因為兩者皆是個人與個人之間利益興趣的「激烈碰撞」（fierce collision of self-interests）（91）。[3] 無論是美國或是中國的「淘金時代」，最耀眼的都是白手興家的人、不相信出身決定命運的人和敢於冒巨大風險的人。歐逸文在前言清晰點出他要問的問題：當代中國在閃爍的躁動的表像底下究竟埋藏了甚麼？所謂「野心」只是一種表徵，歐更想知道的是：是甚麼為「野心」提供持續不斷的能量？
《野心時代》的人物橫跨三教九流，歐逸文用三個副題來介紹他們： 對財富（fortune）的追求、對真相（truth）的追求和對信念（faith）的追求。歐其中一個重要的暗示就是，拼命追逐財富的野心也會在很多時候驅使一個人對真相與信念有着同樣的野心，像其中的代表人物龔海燕、林毅夫和胡舒立。龔海燕創立的婚戀網站2011年在美國纳斯達克上市；詐騙欺瞞在很多人看來是發財立品的必要手段，虛假用戶卻讓龔的業務損失慘重。這讓她意識到成功的商業運作也需要人們基本的道德操守（50–59）。林毅夫深信共產黨治下的中國大陸比起中華民國更能讓他施展抱負，所以決心橫渡台灣海峽；四十年後的今天，他慶幸能見證「中國模式」創造的奇蹟；這也是他相信的真相（151–152）。胡舒立在1998年創立了《財新》雜誌 。作為中國其中一個最勇於踩紅線的媒體，《財新》洛陽紙貴，胡幫助雜誌的投資者迎來商業頂峰（120–130），最後卻因為主要股東不願意踩更多的紅線而憤而離開主要編室（201––204）。財富、真相和信念的不可分對歐逸文尤其重要，在書中他曾清楚講過，吸引他去訪問維權律師陳光誠跟讓他對林毅夫的人生軌跡感興趣的原因是一樣的（348）。這就說明，對歐逸文而言，貫穿這一代最富企圖心的中國人的從來不是甚麼政治理念。
如果對歐逸文而言，民間中國的主調是「野心」的話，中國官方給出的關鍵詞就是「中國夢」。提到「中國夢」，我才記起「中國」有時候是一個抽象的概念──抽象，因為這個「中國」裡面，個人的主體性被抽起。這個只有「整體」沒有「個人」的抽象概念才是中國官方「中國夢」宣傳中的「主體」。在「中國夢」的敘事裡，只有「整體」的進步，同時，傳達公民社會聲音的媒介被消磁，將市場化的改革與隨着市場化步伐加快而被釋放的壓力之間的衝突隱去。如果這個官方敘事夠強大的話，正在萎縮的「民間中國」就很難被外界得知。如果「民間」愈被限縮，會有容納有志改變社會制度的人的空間麼？這是像趙思樂那樣的九零後很迫切要問的問題。
趙思樂：「民間」與利維坦腳邊的蟋蟀[4]
趙思樂，記者，青年抗爭者。先後供職《陽光時務》及NGO「女權之聲」。趙的長篇幅報導曾經五度獲得亞洲出版協會的人權新聞獎。2014年以個人名義起訴廣東公安部門並向全國的公安機關要求公佈收容所相關資訊。2017年在台灣出版《她們的征途：直擊、迂迴與衝撞， 中國女性的公民覺醒之路》。
在政治權力高度集中的社會裡，「民間」會有甚麼樣的光景？這是一個近乎悖論的詰問。私人擁有的媒體1949年以後在中國不曾存在過。所有媒體都最終受黨國的控制。第四權在中國是不存在的。所以，所謂「體制」在中國是一個強大的現實存在。每一個人的生活日常裡的每一個小細節都能看到黨國體制的末端。如果黨國從定義上來說是一個利維坦式無所不包的存在，那麼還能有所謂「民間」嗎？市場化改革從八十年代末開始卻靜悄悄的在利維坦巨獸的腳邊擠出了小洞。市場化必須的自由和市場化帶來的空間讓壓抑許久的人們興奮莫名。這些小洞裡頭有「先富起來的一群人」，有透過成立NGO和基層組織實現民間議政的人，有在體制與非體制之間游走的媒體人，更有獨自與龐大國家機器抗衡的個體戶。這些在利維坦巨人腳邊的群體是《她們的征途》的主角。
趙思樂用多個抗爭者的運動生涯為主軸刻劃中國民間社會運動在時而激烈對抗時而降温相互試探的變奏之間徘徊。敘述的時間主要集中在胡温主政時期到2015年發生的「709」大抓捕為止。敘述的橫軸由一些關鍵的年份組成。例如2008年就是其中一個關鍵的年份：三月，中共派兵鎮壓拉薩的民族衝突；五．一二汶川地震，參與到前線的NGO有百多個，2008故有「中國公民社會元年」之名；八月北京奧運舉行，海內外華人沈浸在盛世之景；十二月，《零八憲章》發佈前數小時，劉曉波第一次因此事被警方拘留。
閱讀過程中，我們不難發現「主流」、「體制」與「民間」之間的楚河漢界。每一個抗爭者因着他們的既定社會角色而被賦予一個既定印象，例如大學教授（劉曉波、艾曉明）作為體制內的人，他們想必會遵循一個較温和的希冀漸進改良的道路，前線透過抗議或行為藝術的行動者（吳淦）就想必會是激進變革的信仰者等等。在威權中國這種政治權力越來越集中，對民間聲音越來越操控的特殊生態下，《她們》中記述的抗爭者大都偏離原來的軌跡。劉曉波是温和派的代表，做過最「激進」的行動就是上書人大和絕食。在《她們》中，劉是作為綠葉出現的，但他的征途卻最具悲劇性。作為温和派的代表，劉被認為跟丁子霖是同盟而對高智晟「維權政治化」的立場嗤之以鼻（62–63）。當劉因起草《零八憲章》被捕時，幾乎所有同路人（包括劉自己）都低估劉的刑期（劉霞是唯一的例外），枉論能預料劉於服刑期內逝世。許志永的征途同樣展現悲劇性的峰迴路轉。許志永因着「胡温新政」時上書要求除消強制收容得到回應的經驗，於2012年發表公開信向新上台的習近平喊話，「希望您展現您的勇氣與智慧，帶領中國走向民主憲政的人間正道」，宣佈發起「新公民運動」；許志永於2014年被判四年徒刑（285–287）。在政權的眼中，許志永變激進了；但許自己會認為，既然十多年以前上書得到回應，再上書要求體制改革是基於一種合理的期望。更何況，他從來都是體制內的人。
趙描繪了她所見到的「民間中國」，但這部非虛構作品也呈現出「民間中國」浮動的形態，這種浮動指「民間」的範圍和「民間」在政治光譜上的定位。本是大學教授的艾曉明89.64以後被逐步打壓，但她利用製作紀錄片、成立NGO介入公共事務。在官方的眼中，艾就是一個「行動者」、「維權人士」（輸血感染愛滋事件、太石村、女權議題等都在在挑動起權力的末稍神經）。但艾始終堅持「我對政治問題沒興趣」，對社會議題的參與建基於簡單的是非觀。同樣在中國經濟市場化被體制徹底拋棄，寇延丁和王荔蕻各自透過網路行動集結成為跟眾多主流知識分子一起被視為「境外煽動顛覆國家政權」勢力。抵擋從國家、公權力為其設立的既定角色，她們一次又一次踏上真實現自我價值的征途，也一次又一次衝擊「主流」、「體制」與「民間」之間的界限。「民間中國」在政治光譜上的定位可以是温和的，也可以是激進的。這種浮動性也導致「民間」呈現寬廣的政治光譜。抗爭者游走在「體制/民間」或「激進/温和」之間，在不同時期採取了不同的行動模式；他們的行動軌跡互相交叉在向前推進的時間軸上，形成了一幅斑剝的圖畫。
這是「中國的淘金時代」還是極權體制的頂峰？
無可否認，《野心時代》呈現的中國民間社會畫像也是多層次及多樣化的[5]，但作者卻別有用心的用「野心」來捕捉瀰漫在中國民間對「機遇」蠢蠢欲動的情緒。除了「野心」之外，歐逸文另外一個重要的關鍵詞是「衝突」（collision）。衝突源自隱藏的張力與本質的矛盾。
整部書都可以用一種張力來概括：人們的野心與黨國對個人野心的管控與打壓（210）。有限度的市場化釋放了人們久被壓抑的對個人財富、真相和精神靈魂的渴求，同時黨國維持着對信息和機會的壟斷。這種張力在很多方面得到體現。這是一個言論不自由與藝術品泛濫共存的國度。在這個特殊的國度裡，連黨國都進入商業化的鴻流而成為藝術市場的投資者和持份者之一。區逸文在書裡幽幽的說，中國的畫家、作家和電影導演每天都在想，「究竟我要把我的哪一部作品造成『商品』，哪一部造成藝術品（189）。[6] 整本《野心時代》由這種黨國與個人野心之間的「鬥法」鋪展出來。張力漸漸變成矛盾：黨不能容許任何從主旋律的背離，個人需求的卻不僅僅只是信息傳播的自由，更是一個既能代表他們而又具「批判性的聲音」 （a critical voice）（193）。
這種矛盾也逐漸把黨國陷進自我矛盾中。黨要操控言論，但互聯網上的言論是不能被操控的。刪除的速度無論多快都要「等」貼文出現了，決定了要屏蔽的關鍵詞，文章或字眼才能被屏蔽。這個動作還要被無數的互聯網用戶「見證」（199）。互聯網本身是具備顛覆性的。黨國無視這個事實（200–201）。一個像互聯網那樣的公共討論平台是具顛覆性的，藝術創作本身也是顛覆性的。我想歐會說，在更根本的意義上，單單是人們的野心，人們對事實和批判精神的需求，已經造成顛覆的空間。那麼我想，歐的這個判斷假設了只要一天這個顛覆性的空間沒有被完全「屏蔽」，人們也不會喪失對事實和批判精神的渴求。
這是令人震撼的評斷。然而這也是過份樂觀的評斷。歐的樂觀有跡可尋。[7] 歐用「野心」來捕足這一代中國人的精神動力。但我們都知道，在中國實現「野心」的空間是被黨國所壟斷的。黨國不僅僅控制了追逐「野心」的空間，更是「野心」最大的既得利益者。因為龐大的體制就是長期透過掠奪民間的社會能量作為持續維持「穩定發展」的養份。這兩點都在書中的敘事被神秘地隱去。也許在書的前言，歐逸文給了對這個問題最大的提示：作者認為他所碰到的中國已經由集體合唱的國族敘述」碎裂成十億個故事，當日由「單位」、公社及個人犧牲組成的國度已經裂解成個人野心拼發的空間。對於歐逸文來說，這就是「中國的淘金時代」──不同階級的人都可以無拘束地最大程度地釋放那久被壓抑的追求精神物質財富的本性。可是，個人選擇的自由和市場運作的自由是真正的資本主義市場化經濟必須的，但不是「發大財」所必須的。如果歐逸文認為在有限度的市場化和自由化產生的財富會想當然地持續催生更大程度的經濟和政治自由的話，這就只是九十年代西方對鄧小平南巡後中國政治發展的共識的反映──當年歐美外交界一相情願的以為中國在湧現大量的中產階級後，中國的政制民主化就會是一個不可抗拒的後果[8]。
歐把「民間」與「官方」之間的拉扯乃至矛盾的根源放在人對自由空間的追求，趙卻把拉鋸活生生的架在「異議共同體」與國家機器之間。
異議共同體
同樣是最有活力最有野心的人，在趙思樂的筆下，他們展現的是完全不一樣的光景。他們的能量不但得不到釋放，還被系統地打壓。
一般認為，中共沒有所謂「民間」政策： 碰巧有鷹派上場，就會預見民間組織遭受打壓；碰巧有像胡温那樣的「明君」上台，民間的氣氛就會相對寬鬆；這種看法意味着中共沒有一個一貫的民間政策。這種看法忽略了一個事實：中國奉行黨國體制，很多看上去像是屬於各級政府的工作真實際上屬於中央統戰部。中共從來都視整個抗爭光譜為「激進的」、顛覆政權的力量。《她們的征途》的其中一個可觀之處就是打破了坊間以為習近平上台後才打破「胡温新政」以來相對寬鬆的政治氣氛，然後在709大抓捕來到對公民社會打壓的高峰的刻板印象。事實上，2001年就發生了新青年學會案，那時候才是江主政的後期。楊子立被判七年徒刑（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是四至五年起跳），後來隨着新領導層上台，楊子立的重判被解釋成江強硬派政府的最後一着。2009年的耶誕節，劉曉波在胡温政府相對寬鬆的氣氛下迎來令人震驚的重判。2010年寒冬，當民間還沈浸在中國第一次有在囚的異見人士獲諾貝爾和平獎的興奮中（238），中共已開始新一輪對抗爭者施行軟禁，亦是全面打壓推特黨的先聲。打壓並沒有像一般人所認為的那樣集中在2012年（中共十八大）政府換屆後。
讀《她們的征途》的時候，我的呼吸總是很急促。每一次黨國都沒有讓抗爭者一個退路。看到的是一個從期待到被打壓又再次期待的輪迴。抗爭者在「激進／温和」的縱軸上浮動。黨一路上追逐，抗爭者一路奔跑，愈走愈遠。
如果《她們的征途》的反映是真實的話，中國沒有「民間」，只有政府和抗爭者在籠裡的困獸鬥。[9]
中國政府對NGO和民間基層組織的消磨和耗減在NGO夾縫中轉型掙扎又被持續打壓的事實中最為明顯。「民間」的主要構成是所謂「中間社會」，這裡假設了一個基本的社會分層：基層個體（工人、農民、服務業基層員工）、中間層（工會、NGO等）、高層（代議士、政黨、政府機關）。「中間社會」有可能會成為一個變革的動力，因為在威權國家，直接民主既然不存在，對於底層的人來說，「中層」的志願組織是他們唯一「傳遞聲音」「釋放能量」的渠道；這種中層力量可以吸收底層的矛盾，將基層的行動力組織起來，跟上層進行一些博弈和談判，有利於「和平轉型」（304）。從趙思樂的敘述可見，中共的體制經常以消滅這個中間層為目的。[10] NGO要麼將自己的業務「去政治化」，要麼不能避免被「收編」或「定點消除」而成為黨國機器一部分（128–132、140–142、303）。2014年政府利用中國民間支持香港佔中運動為藉口把「全知行」等NGO和像寇延丁等的行動者一網打盡。民間抗爭力量從資源到組織都被打擊殆盡 （285–308）。
相對於歐逸文的樂觀，趙思樂近乎絕望的註腳無疑是清醒的一巴掌。但必須要強調，透過聚焦及追蹤書寫抗爭者的征途，《她們》成功使他們和她們的生命變得立體，他們和她們不僅僅是一群與國家機器以死相搏而只引起過些微不足道的影響並被歷史遺忘的人；[11] 閱畢全書，你會發現，中國存在着一批人，他們和她們的抗爭有中長期目標有路線會讓步會調整策略，他們和她們曾經成功推動過一些實質政策的改變，例如廢除強制收容政策（275）。
「異議共同體」重新成為「民間中國」的主體，儘管民間已經隱沒於人們的視線以外。
注釋
[1] Evan Osnos, Age of Ambition: Chasing Fortune, Truth, and Faith in the New China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14). 本書評所作的任何引用都根據英文原版。
[2] 趙思樂，《她們的征途：她們的征途：直擊、迂迴與衝撞，中國女性的公民覺醒之路》（台北，八旗出版，2017）
[3] 為簡化註腳，括號內為標註頁數。這個做法應用到全篇書評。
[4] 趙思樂在眾多訪談中以苔蘚和蟋蟀來比喻中國抗爭群體的生存境況：「像苔蘚一樣生存，像蟋蟀一樣歌唱。」
[5] 《野心時代》所描繪的人物如下：林毅夫（林正義），陳光誠，龔海燕，李陽，Siu Yan Ping，艾未未，胡舒立，唐杰，韓寒，劉曉波，Hu Gang，王立軍，劉志軍，小悅悅，何佩蓉。
[6] 歐逸文的原話：“The current pressures were more subtle: there had never been more money available for the arts in China, but receiving those spoils required tolerating the limits on expression. Writers, painters, and filmmakers had to decide how much of their work was activism and how much of it was to produce a commodity.”
[7] 歐是一個誠實的寫作者：他對透過非虛構寫作呈現的角度毫不掩飾，也不止一次直接把自己被被訪者質疑的內容寫進作品裡面。
[8] 對於這個西方世界認為中國最終必然隨著開放經濟而迎來政治體制改革的「共識」，James Mann在他2008年出版的書裡有過深刻的批判。James Mann, The China Fantasy: Why Capitalism Will Not Bring Democracy to China (London: Penguin Books, 2008)
[9] 《她們的征途》下半部的副題叫「困獸猶鬥」，當中意味不言自明。
[10] 被「消滅」抑或選擇去政治化是中國NGO最常面對的掙扎，趙思樂對此在其寫作及訪問中皆有詳細討論。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xesuDLZ9VY , 從26:20開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t8J6SHPrkg&t=1677s, 26:30–27:50, 北京清理「低端人口」和中國NGO的關係。亦可參看一系列名為《覆巢：中國權利NGO生死劫》的報導。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50916-mainland-NGO2/
[11] 《她們的征途》全書厚達365頁，敘述的生命行歌繁多，我無法在本篇一一細數，只能把他們和她們的名字列在下面：艾曉明，劉曉波，高智晟，虛志永，胡佳，胡杰，謝燕益，李和平，郭玉閃，潘海霞，李英強，王峭嶺，原珊珊，寇延丁，艾未未，譚作人，楊佳，楊福生，王荔蕻，劉霞，江天勇，王全璋，王靜梅，滕彪，天天海豚，張輝，郭寶峰，吳淦，范燕瓊，游精佑，吳華英，葉海燕，黃凱平，萬延海，張祖樺，莫之許，凌麗莎，柳建樹，郭彬，李文足，王廣微，樊麗麗，劉二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