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原文刊於《青年變革者：梁啟超1873–1898》（香港：中和，2019）
一、
梁啟超正盯着我。他鼻正口闊，短髮整潔而富有光澤，由中間清晰地分開，竪領白衫漿得筆挺，繫一條窄領帶，嘴角掛有一絲驕傲，眼神尤為堅定。
這該是他三十歲左右的樣子，拍攝地可能是橫濱、墨爾本或是溫哥華。他動員散落在世界各處的華人商人與勞工捐獻資金，組織起來，營救受困的皇帝，建立一個富強的中國。幾年前，他還是個腦後拖着長辮的舉人，如今已經展現出一個現代知識分子的風貌。
在城市之光書店的書架上，梁啟超與絡腮鬍鬚的印度詩人泰戈爾，以及一位裹頭、皺眉的男子並列在一本書的封面上。我翻開書，得知裹頭男子名為馬丁．阿富汗尼，一位來自阿富汗的思想家。他們三人是二十世紀初亞洲知識分子的代表，目睹各自帝國的瓦解與西方的壓力，分別以不同方式幫助祖國重獲自尊。
它引發了我的興趣。這是2013年深秋，我剛過三十七歲，厭倦了新聞業的碎片與短暫，想尋求一種更遼闊與深沉的表達，從北京搬到舊金山一帶也是這種尋找的一部分。隨之而來的閒暇裡，哥倫布街上的城市之光書店成了消磨時光的最佳去所。我喜歡它豐富的世界文學書目，二樓poetry room的寂寥，以及櫥窗上凱魯亞克（Jack Kerouac）的黑白照片。這家書店不僅是「垮掉一代」作家的發源地，代表着自由不羈的文學趣味，還身處兩個世界的交匯地。它背後的唐人街的歷史足以追溯到十九世紀中葉，大批廣東人和福建人因淘金潮來到這裡，成為這座城市的最初締造者之一；斜對面是「小意大利」，在這家令科波拉（Francis Ford Coppola）流連的小咖啡館裡，黑咖啡與老式點唱機尤其令人着迷。
與梁啟超的偶遇，特別是他目光之堅定，令這種模糊的尋求清晰起來。為何不寫一部他的傳記，藉此追溯近代中國的轉型呢？它肯定足夠遼闊與深入，也與我的個人經驗緊密相連。
二、
當梁啟超1873年生於廣東一個普通的鄉村時，清帝國正處於最後的平靜時期；當他1929年在北京去世時，帝國早已瓦解，新生的共和國也陷入分裂與動盪，他昔日的政治對手國民黨名義上統一了中國，一個信奉馬克思主義的年輕組織正迅速崛起。社會變革席捲了每個角落：昔日的纏足女人走入學堂，探討「娜拉出走後怎麼辦」；閱讀報紙、雜誌成了日常習慣，人們在茶館裡、飯桌上談論着來自世界各地的消息；戲台上的名角將《定軍山》《長生殿》留在電影屏幕與密紋唱片上；因為火車、輪船、電報的普及，再遙遠的鄉村都可以感到時代之脈搏。思想的變化更是驚人，儘管很多人熟記四書五經，遵從三綱五常，如今卻宣佈拋棄整個傳統，要寫白話文，追求個人自由。曾自成一個天下的榮光與傲慢被屈辱與自卑取代，人們飢渴、不無盲目地尋求日本、英國、德國、美國甚至印度的觀念的滋養。
梁啟超經歷着這一切，同時是這種轉變的積極參與者。他是一位行動者，二十五歲就捲入百日維新的旋渦中，流亡日本後又參與策劃自立軍起義。他在袁世凱與張勳的兩次復辟中挺身而出，成為再造共和的關鍵人物，還是中國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幕後推動者。
他是個思想者，倘若你談論中國現代思想的形成，科學、經濟學、佛學、法學、政治思想、小說理論……幾乎沒有一個領域能迴避他的影響，他甚至往往還是開創者。他更是個書寫者，自1896年出任《時務報》主筆以來，他在三十三年時間裡，不間斷地寫下至少1400萬字，涉及時事批評、戰鬥檄文、組織章程、詩詞小說、學術專著、演講、人物傳記……幾代人如飢似渴地閱讀他的作品，二十世紀的歷史性人物—陳獨秀、胡適、毛澤東—都列居其中。
我也是他的讀者，並生活在他締造的傳統之中。我就讀的北京大學演變自京師大學堂，而他正是大學堂最初章程的起草人。我進入新聞業後，他更是一個無法忽略的存在，他也很可能是中國最偉大的新聞記者，沒有誰能像他一樣，用筆與報刊參與了如此多的變革。
但我感覺，在歷史書寫中，他至關重要卻又面目模糊。他的政治與思想遺產仍強有力地影響着我們的生活，他對現代中國的構建與想像還佔據着公共討論的中心，「新民說」仍是日常語彙，流行偶像則把「少年強則中國強」寫入歌詞。但他的思想與性格、希望與挫敗，他的內心掙扎、與同代人的爭辯，卻很少得到充分的展現與分析。
在世界舞台上，他更是被低估的人物，他理應進入塞繆爾．約翰遜（Samuel Johnson）、伏爾泰、福澤諭吉與愛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的行列，他們身處一個新舊思想與知識交替的時代，成為百科全書式的存在，喚醒了某種沉睡的精神。即使置於他自己的時代，梁啟超也該進入全球最敏銳心靈的行列。這些人看到一個技術、民族主義、全球化驅動的現代世界的到來，在希望與掙扎中搖擺。梁啟超則從中國語境出發，回應了很多普遍性問題，對於科學、民族主義、個人精神都作出獨特判斷。但與用英文寫作的泰戈爾不同，他從未被中國之外的讀者廣泛認知。
這種情況與近代歷史的動盪和斷裂有關，也受困於中文歷史書寫的特徵。中國的歷史人物常受困於意識形態，很難得到連續與公正的評價。梁啟超自己也曾嘗試開啟現代傳記寫作，這一傳統從未真正紥根於中文世界，沒有一位中國人像鮑斯威爾（James Boswell）觀察約翰遜博士那樣描述一個人，更不會像愛默生一樣篤信「沒有歷史，只有傳記」。個人更像是歷史潮流的產物，而非自成一個世界。
這也與觀察角度有關。梁啟超常常僅被置於中國自身語境中敘述，很少被放在世界維度中，但他其實是上一波全球化浪潮的擁抱者，在輪船、電報、鐵路、印刷術構造的現代網絡中遊刃有餘。他在橫濱編輯的雜誌被偷運到國內，給一代人展現了嶄新的知識與思想。他的足跡遍及日本、大洋洲、美洲與歐洲，所到之處受到海外華人的熱烈歡迎，當地政要與新聞界對他趨之若鶩，認定他握有中國的未來。他在華盛頓會見了西奧多．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在紐約拜訪了摩根（John Pierpont Morgan），邀請羅素（Bertrand Russell）、杜威（John Dewey）訪問中國，在戰後的歐洲與柏格森（Henri Bergson）探討現代性的困境。
三、
2015 年9 月，在被書架上的梁啟超注視了兩年之後，我寫下第一行字。接下來的三年裡，這次寫作變成了一樁徹頭徹尾的苦役。
這個旅程比想像的更為艱難。梁啟超的作品以及他參與的政治、社會轉型的廣度與深度，都令人望而生畏，個人與時代之關係也難以把握。英國作家Philip Guedalla 的警告始終在耳邊迴響：「傳記是一個非常明確的區域，北面的邊界是歷史，南面是小說，東方是訃告，西方則是冗長沉悶。」
對於在西方思想與文學滋養中成長的我來說，漢學與宋學之爭、公羊學的興起是一片充滿荊棘的森林，甚至僅僅文言閱讀就讓我頭痛不已。清代是中國傳統學術的終結時刻，是一個吃力而盲目地擁抱新潮流的開端。我受困於中國歷史書寫對個人情緒與性格的習慣性忽略，使得作為兒子、丈夫與朋友的梁啟超在個性的展現方面顯得過分單薄。
出於畏懼，最初的計劃被拆解成三部曲。這一卷有關他的早年歲月，從出生到戊戌變法的失敗，短短二十五年中，他從一個邊陲之地熟讀四書五經的少年，蛻變為將孔子改制與明治維新嫁接一處的年輕變革者。他的敏銳開放、自我創造與行動慾望，在這個時期展現無遺。他不顧功名等級的限制，拜入康有為門下；在上海的四馬路上，他駕馭現代印刷業發展的新浪潮，成為一種新文體的開創者。他迫不及待地將思想轉化成行動，是公車上書的策動者之一，並在學堂中鼓動年輕人的反叛意識，隨後捲入百日維新的派系鬥爭。
不管梁啟超多麼傑出，未來將怎樣聲譽卓著，此刻仍是歷史的配角，作為狂生康有為的主要助手出場。在彼時的中國學術與權力地圖上，他們都是邊緣人。但邊緣賦予他們特別的勇氣，令他們成為既有秩序的挑戰者。這也是歷史迷人之處，即使人人都受制於自身環境，自由意志仍催促一些人脫穎而出，成為異端與反叛者。倘若你不理解十九世紀末的政治與文化轉型，不了解一個帝國晚期讀書人怎樣應考，怎麼理解外部知識，聽甚麼戲，朋友間如何通信、宴請，審查之恐懼如何無處不在，你就很難理解這種反叛之價值。
地域特性就像時代氛圍一樣，給個人打上鮮明的烙印。我在茶坑村散步，品嚐了用陳皮製作的各種菜餚，一個夏日午後坐在殘留的廣州萬木草堂一角發呆；在衰落的福州路上想像報館與青樓林立的昔日繁盛，在夜晚的火宮殿小吃攤上，猜測梁啟超剛抵達長沙的心情；或是在北京的法源寺外閒坐，想像他與譚嗣同、夏曾佑熱烈的青春……很可惜，在一輪輪的拆毀與重建中，歷史現場早已面目全非，你只能依賴想像力，儘管它常不可靠。
寫作不可避免地帶着當代意識。在觸發這本書產生的舊金山，梁啟超也曾在一個世紀前到來。他四處演講，出席宴請，接見華人領袖，還品嚐了一種叫王老吉的飲料。他感受到這裡的人「愛鄉心甚重」，「義俠頗重」，更看到了不潔的街道、林立的宗派、政治能力與現代德行的缺失。他感慨，若把「自由、立憲、共和」的理念和制度引入中國，可能像是夏天的裘皮大衣、冬日的葛布單衣──「美非不美，其如於我不適何」。[1] 如果不能塑造出一種「新民」、一套新的價值觀，任何變革都是無效的。一個世紀過去了，華人後代中有一位成了市長，另一位買下了曾鼓吹排華的《舊金山紀事報》，這座城市開始熱烈期待引入中國投資人……但走在此刻的唐人街，你會感到梁啟超的一些憂慮與困惑仍頑強地存在着，能激起迴響，已經獲得富強的中國也在尋找某種政治與社會秩序。
梁啟超那一代人也面臨一個加速度的、技術革命與知識爆炸的時代，他應對這些變革時的勇敢與迷惘，激起了我強烈的共鳴。這本書是個避難所，每當我對現實感到無奈，就躲入了另一個時空尋求慰藉。在經常令人厭倦的寫作中，意外的驚喜也不時湧來。我感到自己日漸篤定，甚至生長出一種新的雄心。我越來越希望這三卷本的傳記成為一部悲喜劇、一部近代中國的百科全書。我期望它能復活時代的細節與情緒，展現出幾代人的焦灼與渴望、勇氣與怯懦。當梁啟超成為聲名鵲起的《時務報》主筆時，比他年長四十五歲的改革者王韜已走到了生命的最後歲月，他看着自己一生呼籲的理念正展現在這個年輕人的報紙上；同樣閱讀這份報紙的還有安慶的少年讀者陳獨秀，二十年後，他將成為新文化運動的發起人；在1898年北京躁動的夏日裡，身經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太平天國運動、甲午之戰的李鴻章，旁觀着康有為、梁啟超這兩個青年過分活躍的舉動，心中不屑卻又暗自欽佩。人性之弱點與光輝，個性之必然與命運之偶然，彼此交織。那些相濡以沫的同志，在歷史考驗面前也經常反目成仇，彼此疏離，然後在人生下一個路口再度交匯。
第一卷即將完成時，我讀到了博爾赫斯對吉本《古羅馬帝國的衰亡》的評論，在他眼中，閱讀這本書仿若「投身於並且幸運地迷失在一部人物眾多的長篇小說裡。其中的人物是人類的一代又一代，劇場就是世界，而其漫長久遠的時間則是以朝代、征服、發現以及語言和偶像的嬗變來計量的」。[2] 我很期待，這三卷本完成時，我的讀者也能有相似的感受，如果你尚未在這一卷中獲得，就請耐心地等待第二卷。
注釋
[1] 梁啟超，《新大陸遊記》（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頁132 、146。
[2] 博爾赫斯，〈愛德華．吉本《歷史與自傳選編》〉，《序言集以及序言之序言》（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5），頁1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