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時我覺得老師是一個挺浪漫的人。例如早前我替他掃描研究資料，突然發現那原來是一本關於海盜的書。海盜？不是電影才有的角色嗎？儘管老師外表看上去好像是斯文有禮的謙謙君子，我還是覺得這樣一個形容自己跟洗衣機「赤裸相對」，害怕微波爐的咇咇聲是人類私通外星人的中年男子，其實暗藏一些奇怪的想法。不知道是不是我想像得太浪漫，但是我開始因為他而留意海盜的二三事。尤其當他寫下「我們的祖先全是海盜」時，我立即想起天天在尖沙咀碼頭接載遊客的「張保仔號」，在維港遊四十五分鐘，每位乘客竟然盛惠二百元；由馬料水前往塔門的街渡，同樣是四十五分鐘，在公眾假期都只是廿八蚊而已。
我們的祖先全是海盜？我忽然覺得老師的那句話，未免太保守了。
的確，香港一直與海盜都有撇不清的關係。每個人去長洲，都一定會到張保仔洞，試圖在無數遊人鑽過的洞穴中，尋找唯獨自己才能找到的寶藏。但是海盜與香港的關係，並不只是一個純粹供人幻想的洞穴。羅貴祥在〈從海盜邦到耕作村：國家主權下香港的海岸與農地敘述〉中指出，橫行於南中國海的海盜與北方國家朝廷周旋的形象，令香港難民一代頗有共鳴。他更追溯南來作家葉靈鳳以「葉林豐」之名出版的《張保仔的傳說與真相》一書，指其「打開了有別於國家論述的地方故事敘述」。
特朗普其實是古文明蘇美爾的傳人？
所謂的國家論述，即是建基於農業生產為主，以定點式發展模式而來的一套關於「文明」的論述。羅貴祥同時指出，「傳統的國家論述與文明制度都表揚農業社會而貶低游牧民族，更視之為漢文明禮教與蠻夷的最大分野。」無論中外，我們平時所認知的文明，大多是從農業建立出來的：例如三皇五帝中，就包括教我們耕作的神農氏，小時候讀世界歷史，也要背「尼羅河泛濫令土地變得肥沃，適宜耕種，孕育出古埃及文明」。英語的 Agriculture 與 Culture，均自拉丁文詞根 Colere 衍生而來，意指培植。由此可見，農業與文化兩者互相緊扣。
但是以農業作為根基的文明，卻埋下了將一切分界的伏線。青柳正規在《人類文明的黎明與黃昏》一書中，追溯在公元前八千年蘇美爾文明如何種下人類第一顆種子，繼而招來狂風浪蝶。
想當然耳，豐饒的農耕聚落，將是周遭尚屬狩獵採集階段聚落的攻擊對象。因此在耶律哥（按：位處耶路撒冷附近）周遭有高三公尺的石造圍牆，總長五百公尺以上，牆體甚至包含高九公尺的瞭望塔。圍牆外又設有寛三公尺，深三公尺之壕溝，藉以加強防禦。
興建圍牆至少有兩個重大含義：一，正如青柳正規亦言，這促使聚落集體行動，催生社群意識；二，青柳正規沒有說的，就是這道圍牆區分了「我們」與「他們」。在任何流動可能發生之前，一道圍牆把兩群人區分開來。隨着差異越來越大，狩獵部落很難與農耕部落抗爭，例如其北方的瓦第法拉狩獵部落，根據考古學家的考證，在攻擊耶律哥失敗後，便於西元前7000年被消滅。
以一道圍牆區分「我們」與「他們」的舉動延續至今。大家應該還記得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美國－墨西哥」邊境興建圍牆，阻截墨西哥非法移民吧？只是當時的耶律哥人，從來沒想過原來可以一邊說“I will build a great great wall on our southern border”，然後一邊跟瓦第法拉人說“I’ll have Wadi Fallah pay for that wall”。
實體的圍牆，我們現代人可能要去旅行才能看見。但這種區隔變成了另一種存在──地圖上的國界。藉由國界的操作，現代以民族為主體的民族國家區分了「我們」與「他們」。一萬年的歷史，人類只不過由聲稱「這是我們／他們」轉為「這些土地屬於我們／他們」。當代的耶律哥變成了以色列的「應許之地」，巴勒斯坦人恐怕會步上瓦第法拉部落的後塵。上帝在曉諭摩西，把這片地賜予亞伯拉罕的後裔的這麼多年後，才發覺一萬年改變不了人類甚麼。
海盜是無腳的雀仔？未免想像得太浪漫
相比起農業政治體建立的圍城，海盜也許就是域外者。他們游移海上，無所在，因而無所不在。當圍牆內的政權依賴定點居住的農民繳稅來維持收入，神出鬼沒的海盜很多時候都是農業政權的心腹大患。1548年，明朝嘉靖帝曾經派朱紈在浙江打擊海盜，翌年在刑場上一次過斬首九十六名海盜，其中包括海盜首領李光頭。結果海盜卻沒有因此消失，反而南下到福建廣東一帶。明朝海防壓力沒有減少，只不過由一地轉移到另一地。由此可見，海盜靈活進退，陸上政權卻過份笨重。
派兵打擊無用，明朝也多次下令海禁，不准民間出海，但是實際上卻令海盜更加猖狂。根據Robert Antony在Like Froth Floating on the Sea: The World of Pirates and Seafarers in Late Imperial South China中指出，在1550至1574年這二十年間，中國南部海岸基本上已經脫離朝廷控制，而由海盜聯盟接管。當年香港的年青人要出人頭地，目標未必是上樓，而是上船。南中國海海盜比起興建圍牆的耶律哥也許更大愛──例如張保仔本來是廣東漁民，被海盜鄭一擄走後，卻加入成為其中一員──劫與被劫之間，連一線之差都消失了。我懷疑這是海盜的慣常情況：例如漫威超級英雄電影中的著名海盜星爵──對，就是那個衝動地打醒魁隆，於是引起網民公憤，以致要在Instagram上道歉的星爵──本身也是被宇宙海盜尤度擄走，後來才成為海盜團的一分子。張保仔的情況，可說是比星爵更混亂，因為他後來的妻子鄭一嫂，顧名思義，本身就是他首領鄭一的妻子。海盜的流動性，不單只體現於海上，還體現在人事關係上。「我們」與「他們」的界線其實相當模糊，睡一下就睡過了。
然而，將海盜想像為絕對的流動性，未免過分浪漫。絕對的流動其實未必存在，海盜亦同樣需要港口作為基地補給。事實上，我們常常有種錯誤的印象，以為海盜就像Johnny Depp一樣戴眼罩，每每講打講殺。事實上，海盜也同時是商人。港口居民為海盜提供補給，一方面是懼怕他們的軍事實力，另一方面，亦因為他們可以從海盜船上，以低價購買賊贓。像羅貴祥所說：「海盜打劫所得的物品，以低價在地下市場售賣，讓普羅大眾也可以享用這些物品，同時亦拓展了批發網絡。由於不少人需依靠海盜延伸的商業活動維生，而逐漸成了在現代初期南中國沿岸重要的自足經濟體」。Robert Antony書中亦引述明朝官員的說話：「當市場開放，海盜就成了商人；當市場關閉，商人便成了海盜」。與其過份浪漫地想像海盜為浪跡天涯的Johnny Depp，回歸現實，海盜的營運模式反而揭示了在流動同時亦需要定居。
直至現代，海盜的移動空間逐漸收窄，陸地政權已經發明了一個新方法染指大海。本來，一個國家的水域疆界，大約是自岸邊距離三海里──即是十八世紀時大炮的射程，換言之，那是以國家軍事捍衛領土的能力來定義的疆界。但是1945年美國總統杜魯門發表兩道宣言，表明國家有開發海上資源的權利，然後國與國之間開始形成有關「經濟專屬區」的概念，所謂國家海域擴張到離岸200海里。起初以農業文明為本定立的國界，自此框住了海洋上的流動。
飄泊的農業，定居的海盜
流動與固定也許根本並不對立。農業的固定，同時也是流動的。儘管上面引述蘇美爾的歷史，指出農業的固定性，但其實青柳正規在另一邊廂亦指出：在多瑙河一帶的考古發現，農業文明亦會沿着河邊遷移，因為一片土地的肥力有限，耗盡後便需要遷移到下個地點。亦即是說，定點式文明也有流動之必要。固定之於流動，猶如流動之於固定，雖然兩者差異甚大──農業背後其實也是飄泊，飄泊汪洋的大盜也有定點的基地。
儘管國族國家想固化「我們」的定義，但經濟本身就是需要流動的。事有湊巧，當Economics一字引入漢語時（也許是由日本翻譯），剛好選中「濟」字，帶有「過渡」的意思。但是當代國族國家固化我們對於世界的想像，卻談得上是相當成功。如果問你甚麼是中國，你很有可能會在腦海裡浮現出一塊以國界圈起的疆域──這就是「我們」──就連地圖上的標示也是以國界為主。
作為海盜的後裔，我們能否試試以一種域外的視角，比如說飄泊在海洋上，回頭撼動這些似有還無的國界？之前聽說有高登仔做了水手，但是做海盜呢？似乎太過不切實際了。但海盜的游移正教會我們，這種不切實際，往往也切中了某種生活上的實際需要。我們大概都不得不承認，在香港生活竟然要「當我在外地旅遊」，那麼換個角度思考，或者是時候學會像一個海盜，以飄泊定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