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不再威脅得了誰，無所謂正義與命運，如貝多芬的第五號交響樂。如今威脅人類的是交通事故，是因設計錯誤而導致的水壩決堤，是因工作人員粗心，反應爐的錯誤設定而引發的核電廠爆炸。
──杜倫馬特〈拋錨〉（Die Panne）
最近我得了盲腸炎。看完黃子華棟篤笑也許快樂過頭，深夜準備睡覺時肚子一陣劇痛，肚臍下方兩側贅肉內的神經猶如被猛力拉扯，但我無法確認到底是甚麼回事，只有痛。急忙趕到急症室，值夜的醫生戴口罩，沒法看清楚他的臉容，但是我感覺到他的疲累。他按過我的肚子幾下後就埋首寫些甚麼，着護士替我打麻醉針，仍然沒說甚麼，直到天亮以後，下一更的醫生到病房看我，說這應該是盲腸炎。你想做電腦掃描確認，還是直接排隊做手術呢？
點滴沿透明軟管滲進手背的針孔內，我的身體此刻不是屬於自己，被禁止飲食，被抽血，被打進沒絲毫效用的止痛針，肚仍然很痛。你知道嗎，醫生此時便是我的上帝，我先不回答他的問題，而問：為甚麼會得了盲腸炎？
而上帝保持沉默。這條問題直到我被打進麻醉針失去意識，醒來後闌尾已無聲無息割除（我不懂周星馳冷藏闌尾的技術），也是沒有得到回應。所以到底是甚麼原因導致我的身體出毛病？是吃錯東西還是說了句髒話，怎樣想都不會有答案，關於那條該死的闌尾發作的真相被懸擱起來了。
杜倫馬特以小說高呼，上帝代表的命運與正義從人類心智撤出後，人間各種遇合是如此隨機和難以預料。信奉基督教的歐洲人相信所有災厄都有原因，那就是原罪。在基督教成為歐洲人的精神支柱以後，他們的時間是直線的，他們相信時間流逝到最終，要不自己蒙主寵召，要不見證末日的到來，在末日上帝清算所有的罪，各人都獲得自己的處置。在地上背負原罪生活的人，以進入天國為榮，但當時候未到，他們會把入侵歐洲的匈人阿提拉稱為「上帝之鞭」，那是他們試圖為這場災禍找出根源──上帝怒了，派遣他們懲罰我們。黑死病在中世紀一度肆虐全歐，當時街道上有戴鳥咀狀口罩的醫生，用於預防瘟疫；向外伸出的鳥喙填充各種藥物，像沒藥與蘇合（storax）。有人治病，也有民眾在街上邊走邊鞭打自己，他們則相信黑死病是由上帝降下的懲罰，在贖罪中找到解答，使其心安。
杜倫馬特寫作的那個年代的歐洲，患病的人不會鞭打自己，上帝隱匿，「罪」漸漸淡出人間。他們抱持科學理性試圖代替衪解釋世界，但是任何事的開始與結束，往往有科學不能全然解釋的時候，愈是發現愈是迷惘。正如我那條闌尾，就算肚子的疼痛消去，但是我始終沒辦法找出一個理由，解釋我身體的故障。
杜倫馬特陸續發表於1952及1956年的兩篇短篇，讀來甚有《世界奇妙物語》的味道。〈拋錨〉（Die Panne）的所有情節始於主角提帕司的名貴房車在瑞士某山區故障，他是紡織廠的總經理，所有絲線的集合，你不難想像提帕司的設定正是「紡織」與「眾生」的隱喻。車子拋錨後他走入山中，拖車要明天才到來，他唯有找尋住宿。一家別墅的三個老人予以借宿，他們分別是退休法官、檢察官、律師。老人們盛情款待提帕司，並說他們喜歡招待客人，也會邀請其參加一場模擬審訊遊戲，客人擔任被告，他們重操故業，各司其職。酒精催谷下，提帕司參與了審訊遊戲。瑞士山區的夜裡，三人問起主角生平，如何從早年窮困走到今日風光，主角原本相信自己白手興家，但是言談間他提起自己怎樣使手段排擠前上司，甚至不慎說漏嘴，讓老檢察官知道那前上司因急病死去。疑竇來了，老檢察官像騎兵團的長官下令發起衝鋒，逼提帕司老實說出他一直沒有留意到的地方。
提帕司堅信前上司的死與自己無關，但是他曾經為刺激前上司，故意勾引其妻子，並讓兩人苟且之事傳到前上司那裡去。一直以來，他不認為這是一種罪，而是一種手段一種方法，令他擺脫職場最大阻力，終於升遷到總經理。不過，在老檢察官厲色盤問與老律師不斷緊張抹汗之際，他終於發現自己所有行為背後的終極原因──他有罪。他發現自己有罪，竟然絲毫沒有害怕，他找到他建立的所有的背後，有這麼一個秘密。老法官宣判他死刑之後，他更舉杯暢飲。
杜倫馬特寫三個老頭的醉態，以及隨審訊高潮而呈現各種狂亂、迷幻的動作，語意含糊不清，舉止亦不似一般法庭審訊，法律在老檢察官心目中是豁出所有，找出置被告於死地的原因。當辯護律師的老頭也擔心起被告的安全，老法官則着人開了一支又一支名貴紅酒。氣氛很是詭異，因為提帕司獲得成功的關鍵原因，他以前隱隱約約知道，但是透過對方咄咄逼人的追問，他在酒精影響下逼於回答，竟達致一種狂喜。他為更能夠認識真實的自我而感動。
然而，天亮後老人們「登出」遊戲，提帕司卻在興奮不已的狀態下把遊戲成真，在客房吊頸，自我處決。故事完結後，不禁想起提帕司的死亡，在於他重新認識並貫徹罪的概念，他抱擁自己的罪，與尋常畏罪自殺有很大差異。原罪的原字，竟然是「原來有罪」的意思。要不是汽車拋錨，提帕司就不會參與審訊遊戲，只是念及到底汽車的拋錨是天意，還是汽車零件隨機地損壞？哪種是人更能夠接受的解釋？我想許多人會這樣說：冥冥中自有主宰。
在〈隧道〉（Der Tunnel）的故事裡我們見到一列前往蘇黎世的火車，當它進入隧道後就沒有再走出來。蹺課的年輕人發現火車其實沒有向前走，而是往黑暗深淵下墜中。他找乘務員，向身邊的乘客問時間，大家都沒發現火車的異狀，因為他們深信火車進入隧道後，無論如何都會走出來。依然順着「找出理性主導外的可能」的思維，杜倫馬特構築一個封閉的非理性世界，習慣科學與理性分析的乘客明顯處於狀況之外，畢竟火車、路軌、火車票、時鐘等物事，背後都有規律。買了火車票所以乘搭火車，過去此路段有一條隧道，所以窗外會陷入漆黑；路軌一直往前走，所以不會往下墮。因為確信規律與習慣，乘客不曾懷疑窗外的漆黑為何還未褪去，唯一可做的只有繼續幹自己手上的事，聽歌的聽歌，小睡的小睡。走不出隧道的火車是一個隱喻，指向的是人類普遍清醒的精神狀態中，對外部世界潛藏的不安感、恐懼感。
英國哲學家洛克（John Locke）在《人類理智論》（An 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有個說法，一種模糊說不清的不安感，是人類生活首要及不可或缺的動機之一。事實上，人類從古至今都經歷着建立心靈的過程，從神話到宗教，從宗教到藝術，從宗教到科學，隨時地文化差異，它們在人類心靈佔領不同位置。那些都是人類賴以認知世界的各種門戶，杜倫馬特似乎不滿於現代由科學建構的人類心靈，他的書寫策略是重提昔日的宗教、神話，其關鍵係舉出「隱喻」，在科學與邏輯的世界裡沒有隱喻，所有事物都條理分明。眼前是一塊平地，建築師會寫出地的方圓，地質學家會分析泥土成份，但詩人可以稱之為荒原。
如果說，那列火車進入了甚麼境地是不解之謎，那就是杜倫馬特試圖挑戰的，人類以科學思維接觸自然，以為事物的存在背後都有規律制約，愈來愈多的理論把世界塑造得更為客觀。但是人類也曾經相信，世界沒有因果，是超自然，或涉鬼神，他們／我們活在其中，周遭所有瞬息萬變，動盪不安下人類情緒起伏。我們以各種目遇之，耳聽之的印象輔以想像，建立對自然的另一種客觀，一個眾神護持的世界。
杜倫馬特的書寫所流露出的，正是科學以外，人類也曾仰賴的宗教信仰體系，以及由隱喻主導的神話思維。如果說，真的沒辦法找出盲腸炎的成因，那麼我所承受的疼痛就會走向與邏輯殊異的領域──那痛可不可以是一個隱喻？卡西勒（Ernst Cassirer）分析，科學使人類心智把事物的因果規律客觀化，直覺與隱喻退居其次。但是人類也有一段時期，以自己內心的情緒波動客觀化，建構出神的世界，其中最常出現的情緒是驚異，因為無從解釋外部事物的客觀規律，外物顯現的一瞬間是如此集中、凝結，以至是與其他物事割裂，對當時的人類而言，抽象思考、建立體系統整和分析不同現象間的連結，幾乎不可能。於是烏西諾（Hermann Usener）提出瞬息神（momentary god）的概念，所指的便是人最早想像神的方式，一瞬間在任何事或人身上顯現。衪可以是愛人的身體，可以是某一年的際遇，歸根究柢是人類遇見外部事物時，心靈劇烈的悸動。
杜倫馬特身為瑞士的德語作家，也許曾留意以上兩個德國學者的學說。〈隧道〉內的那列孤立起來，無法以科學系統地解釋的火車，作者安排了這樣一個結尾──火車在黑暗之中，往上帝墜落過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