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為《漁村變奏︰廟宇、節日與筲箕灣地區歷史（1872－2016）》書序
中國傳統的社會組織維繫於拜祭的對象，所謂血緣或宗族組織，即以祖先為拜祭對象的地域團體，而地緣組織即以神明為拜祭對象的地域團體。這些地域團體透過周期性的社區節日，定期獻祭，與社區成員共同分享祖先或神明的庇佑。每次社區節日，都需要重新界定受神明或祖先庇佑的社區成員和地域範圍，因此社區節日具有凝聚和分化社區群體的功能，亦是理解社區群體內在結構和外在關係的媒介。由此可見，傳統民間宗教活動直接或間接地影響了地域社會的性質、結構、內部關係和外部環境及其變遷。然而，以往有關傳統節誕的研究，往往集中於香港新界的鄉村社會，但對於傳統節日於都市的變異，卻甚少談及。
在香港的都市，傳統社區節日往往要面對宏觀環境的影響，例如社群結構的變動、經濟環境和行業的轉變，都市化、人口急速流動、地方社會團體的介入和政府文化政策等。這些因素會如何影響社區節日和人群組織呢？城市化對社區傳統的節慶帶來衝擊時，傳統的節日與社會組織又如何適應、發展和變異？本書嘗試以筲箕灣為例，解答都市化與民間宗教之間的關係。
昔日作為鄉村或漁村的筲箕灣，雖然經歷急速都市化發展，但該區的傳統民間宗教仍然頻繁，既有新廟宇落成，社區的巡遊活動也依然活躍。為了解讀這一現象，本書透過文獻的爬梳，包括官方檔案、廟宇碑銘、報章等資料，以及在田野上的深度訪談和節誕的參與觀察，從不同的角度探討十九世紀以降筲箕灣的廟宇、傳統節日及社區組織的互動過程，為我們勾勒出動態、複雜的社區歷史。本書的主要貢獻，是透過分析筲箕灣的廟宇和節慶，生動地呈現出筲箕灣開埠以來，急促都市化的過程中，人群組織、社區文化的延續和變遷的歷史發展過程。
社區廟宇的興建和重修，社區節誕的延續、廢止和重構，往往牽涉到社區群體及有力人士的支持和贊助。因此，歷時性分析廟宇興建和重修的捐獻碑刻，往往能發現社群結構的變動。這個變動正是一段很生動、有趣的地方群體興衰歷史，與地區的經濟環境和行業轉變息息相關。以筲箕灣為例，該區開埠初期以打石為主，先有工業崛起，及後日治時期和戰後香港漁業的興盛，至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城市規劃，漁民相繼上岸定居，積極參與陸上的節誕，這些變化使到地域範圍和社群身份界線不斷轉變，構成筲箕灣獨特的文化格局。本書的作者認為，水上族群的參與是筲箕灣具備濃厚民間宗教色彩的重要原因。這個改變在日治時期已見端倪。日治時期日本人大力發展漁業，筲箕灣水上族群的經濟實力大為提升，他們重修廟宇、聘請儀式專家進行酬神活動，這一現象與日治時期「三年零八個月」民間宗教幾乎停頓的刻板印象，差別頗大。
興建廟宇或舉辦節日活動的成功與否，除了社群成員的支持外，往往需要一位精神領袖，或者有魄力的統籌人，本書稱之為「民間權威領袖」。這些人不單對節日的實踐和詮釋有重要的影響，並且往往能破舊立新，推動或復興民間宗教。由於傳統儀式並非一成不變，能不斷地被「民間權威領袖」重新詮釋、創新和改變，儀式的文化內涵及象徵意義得以重新詮釋，適應特定時空的社會變遷。由興建廟宇到舉辦節日，由宗教的象徵符號到儀式行為上的變化，本書透過「民間權威領袖」於社區的角色，說明社區多重的社群界限的浮動性、傳統節誕儀式的可變性和族群關係的可塑性。「民間權威領袖」扮演一個整合社區不同群體的角色，以及能够利用不用的社會資源、神明信仰、政府政策等將社區不同的社群串聯起來，使得他們在社會上有號召力及凝聚力。
此外，地方社會團體的介入和政府文化政策等宏觀環境的影響，也為傳統文化的活動帶來衝擊。本書探討了屬於個別社群的文化傳統，怎樣轉變成筲箕灣居民共享的文化資源。以筲箕灣譚公廟為例，早期的祭祀群體主要集中於筲箕灣東，自2011年起，筲箕灣社團聯合會先後復辦譚公誕巡遊、粵劇等活動，同時吸納了筲箕灣南及筲箕灣西的潮州及廣府族群。筲箕灣社團聯合會通過譚公誕，成功統合地方不同的社會團體，可見譚公誕有重要的社會政治角色和意義。2012年，譚公賀誕活動得到區議會的贊助，逐漸被認定為東區主要的傳統文化活動。譚公誕活動很快成為整個筲箕灣區的文化象徵，同時成為地方社群展現傳統文化和自身身份認同的重要方式和手段。
廟宇的歷史和節慶活動，是理解地方社會、人群組織的重要窗口，而「民間權威領袖」對推動和維護區域的內在網絡和文化有莫大的幫助。本書展現了一個理解都市社區的新維度。這種深度的社區研究，可以更全面地了解香港史，也是研究香港史真正的活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