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青鳥音塵斷，往事不勝思。
──納蘭性德〈少年遊〉
廿二年前，在香港回歸前一年，向來一派抒情傳統，詩詞瀰漫故事，顛倒港台眾生的鍾曉陽交出了《遺恨傳奇》，研究香港小說的專家趙稀方評價：「看起來像是一部描寫香港大家族豪門恩怨的奇情小說，其中情欲、仇殺、通姦、亂倫等等通俗小說構成元素應有盡有。」無論是語言的淺白，內容的通俗劇化，結局的突兀匆促，角色人物過於扁平，讓讀者不免感到錯愕。
獨具慧眼的王德威在1996年就以〈腐朽的期待──鍾曉陽小說的死亡美學〉一文，獨排眾議，指出這個故事是一場「盛大的死亡傳奇」：
在那幢陰涼幽閉的山頂巨宅中，她持續搬演着鬼話哀歌。遺骸似的記憶、下了葬的秘密、幽靈般的人物，僵直的情節佈局，共同排比成一場盛大的死亡傳奇。鍾曉陽從沒有把她的形式與內容作如此緊密的結合。
繼而黃念欣以「晚期正格」評價此書，直指《遺恨傳奇》在寫作風格上有百川歸海、露出本相的意味：「鍾曉陽之早慧、飛揚、重擔，以至在後期作品中展示的不避俚俗與粗礪的生命力，其魅力與哀愁，都在這個歸流的過程水落石出。」
自1996年起，鍾曉陽停筆，她坦言在澳洲寫《遺恨傳奇》的那四年，感到自己「好像生病了」，怎麼寫都不舒服。出版後，她便放下了，撤守書寫，一個字都不留戀。
2014年鍾曉陽以重寫〈哀歌〉復出，她在1986年的作品中，講述一個少女到孤身到美國舊金山讀書，認識一對打漁夥伴，一個美國人，一個華人，三人成為好友。並與華人成為戀人，但這段感情卻因女孩歸國無疾而終。重新續寫的小說取名〈哀傷書〉，三人都邁入中年，且有了姓名：金潔兒、占、鄭星光，時光匆匆，輾轉浮世，三人分別經歷人生起伏、生活的錯失和親友的亡故，最終仍是擦肩而過。鍾曉陽將〈哀歌〉與〈哀傷書〉合集出版，稱為《哀傷紀》。出版當下，她接受黃念欣訪問時，談及下一步的寫作計畫：「未來的日子如果我決定留在美國生活，我不知這新生活會令我有更多的空閒時間還是更少。我想我還是先考慮重寫《遺恨傳奇》吧──是的，還是重寫。」顯然〈哀傷書〉只是暖身的動作，舒張筋骨，回憶接軌，告別傳奇，降落故土，重寫《遺恨》才是她對香港記憶與認同的梳理、重構與再現。
告別母系認同以故事為香港招魂
鍾曉陽從第一本小說《停車暫借問》便是師承張愛玲的「上海傳奇」傳統，採用古典風俗劇式的筆法，風靡一時。以後鍾曉陽轉而處理悲劇性強烈的故事，包含外遇、離異、死亡等題材，陸續受到的批評不脫：眈於悲劇主題、缺乏在地性。特別是作為一位在香港書寫東北的作家，她到2008 年《停車暫借問》新序之中，明言自己是「東北人」，對「東北同鄉」充滿關懷和眷戀，對於跨區域文學傳播的小說家言，香港事物零星點綴，粵語聲響偶然飄出，自然是較容易吸引台灣與中國大陸的讀者。
敏感的香港學者陳潔儀卻很早就注意到，鍾曉陽的香港認同其實早已在1984年以後，透過1984 年 的〈愛妻〉，1985 年的〈良宵〉、1986 年的〈拾釵盟〉，次第浮現，她將粵劇互文入小說中，小說中更正視「盟約」的重要，不無反諷身處中英雙方關係幾近決裂的香港，展現了鍾曉陽流動的身份認同。一旦當她客居澳洲期間，開始寫《遺恨傳奇》時，香港魂兮歸來，就此成為搬演故事的主舞台。
喜愛《停車暫借問》的讀者，如有採取政治認同的本質主義者，或許會認為認同是固定不變的，源於血緣，等同真理。從鍾曉陽家族離散的歷史，個人飄泊香港、美國與澳洲等地的經驗，她香港認同的去而復返，恰恰再一次印證當代的文化與身份認同實屬多元與流動（multiple and mobile），既非永恆存在，會在新的文化條件中，藉由韋納．索樂士（Werner Sollors）所說的同意（consent），另闢桃花源，重新建構想像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y），這似乎已成為不少香港作家秘而不宣的創作理念。
廿二年後，鍾曉陽重寫《遺恨》時，更完全無視於中國大陸與台灣跨區域傳播的「忠實讀者」，更加在地化，以大量的粵語書寫，貼近人物原本的聲調與口語。例如寫男女主角在家教時的鬥嘴：
「還沒夠鐘！」小女孩瞪眼。
「扣人工吧！」他拋下一句，背上書包離開了房間。
接着：「她問他為甚麼舅舅喚她『虱豆窿』，他給她畫了虱子與虱卵來闡釋，告訴她說『虱豆窿』就是『虱卵』，是小到肉眼都看不見的東西，因為她小不點兒舅舅便這樣叫她。」兩人因為小如虱卵的譬喻，回溯身世的淒涼，而有了情感上的貼近，類此例證，不勝枚舉。有趣的是，原本在《遺恨傳奇》中過於淺白的語言，以方言改寫後，更貼近市民，但粵語古意盎然的風味，無形間提升了全書的藝術性。
鍾曉陽在新寫《遺恨》時，一掃過去疏於詳盡描寫香港的批評，在地景的細節上，無論是大嶼山長沙海灘的遺世獨立，如長沙灣兼善里舊唐樓壯麗的衰敗，半山豪宅的富麗堂皇，港島干德道樓房的金碧輝煌，深水埗碼頭的荒涼冷清等等，改換了原本狹仄的地理範疇，擴大了小說場景的空間感，更細節地以新舊、貧富、高低的對比，增添了小說情節的張力。最讓人難忘的是她以兼善里唐樓群為藍本的描寫：
眼前驟然一暗，夾道是八九層高的舊唐樓，一棟連一棟從這頭延展到那頭。他聽說過這地方但從沒來過，此刻走在這裡面才知密度有多高規模有多大，數不清有多少棟樓多少戶人家，簡直是個小型九龍寨城，天光被遮掉以致大白天都黑沉沉的，仰望是椏杈重疊的晾衣竿、魚骨天線、冷氣機殼、各色飄揚衣物，一叢叢一簇簇……
位處在福榮街與福華街一帶，屋齡超過半世紀的唐樓建築，是特殊的市民生活空間，是小說最終衝突的關鍵地點，相信也是鍾曉陽亟於以文字保留的風景，她讓寶鑽在故事最後一瞥此一壯觀樓群，然後無比沉重地寫出：「樓連樓棟連棟，幾千人口轟轟烈烈生活的氣息與噪音集中在一條小巷的兩邊。」就在拆除後，看似所有的聲息就此停熄，但在作家筆下「欲譜頻年離恨，言已盡、恨未曾消。」
告別「傳奇」迎向社會世相現實書寫
鍾曉陽出版《遺恨》時，刻意將書名「傳奇」二字刪去，應當是宣告她告別香港文學的「上海傳奇小說」影響，迎向她香港社會世情寫實小說的道路，一洗《遺恨傳奇》幾乎是煽情影劇小說翻版的譏諷。
在中國古典文學中，「傳奇」本有紀錄、傳述奇聞異事的特質，承接了魏晉以來小說「志怪」的傳統。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就說過，傳奇小說是在傳統文學、特別是志怪小說的基礎上發展演進而成的， 「尚不離於搜奇記逸」。和唐傳奇一樣具有悠久的歷史，西方中世紀的「傳奇」總是與旅程、任務和騎士密不可分，傳奇主要目的在於刻畫出真實世界中殘酷的真相，但同時也給於讀者一個美好並且可達到的遠景。在十七世紀以後，小說出現，傳奇引退，但到今天有演變為兩個分支，一種成為流行的言情小說，仍然以羅曼史（romance）稱呼；另一種演變成奇幻小說（fantasy），舉凡科幻小說、異域奇幻小說均屬之，可見愛情與英雄歷險的傳奇依舊受到讀者的青睞，不斷出現在小說與電影當中。在1930年代以降，上海的都市傳奇小說交融了中西文學史上「傳奇」的特色，也就是以想像性的情節營造為核心，故事背景與主題表達都市生活經驗，以「作意好奇」的文筆，世俗化的書寫，來講述具有虛構色彩的都市故事，或者說是富於奇異色彩的敘事。無論是是張資平、葉靈鳳、穆時英、張愛玲、徐訏或易金，無不承繼了這個傳統，也將傳奇書寫帶到了香港。
鍾曉陽顯然一度徘徊在傳奇的框架中，在祖師奶奶打造的都市世相中日久，這次的重寫與改寫中有意跳脫一時一地的尺度，奮力擴大紀實範疇到社會世相。在《遺恨傳奇》中，王德威在1996年已經注意到：「即使對一個甘願自閉於古典想像中的作者，政治潛意識的迷濛威脅，也必要開始留下線索。」既然鍾曉陽不滿足交錯的線索，到《遺恨》時更想交織出一片更縝密的社會世相風景。誠如閻連科在《發現小說》中所說，社會世相小說則有無限開放的文學環境，整個社會、民族、世界都可以是小說人物活動的無邊疆域。於是《遺恨》上溯1941年日軍入香港城、光復、六七暴動、保釣運動以及九七回歸前的動盪，只有六四事件悄聲引退幕後。鍾曉陽戮力以社會背景為底色，深入殖民地英國、葡萄牙、上海、廣東和巴西各地不同社會文化激盪於香江的社會文化，進而描繪一群香港世俗男女在政治、經濟、社會激蕩中的命運和相貌。
在香港歷史事件的描述上，《遺恨傳奇》中只寫出于家父親逃家，遺棄孩子。到了《遺恨》中，則細寫1941年，居住於紅磡蕪湖街上的于家四口之家，任職銀行的于父有天出門上班，被日本兵帶走便沒再回家，也把光復初期滿街難民的場景，加以厚描。不僅如此，1967年的暴動，更透過小說建構了集體記憶：
那是1967年春夏交，香港在動亂中。勞資糾紛引起的工人運動演變成反英暴動，英政府出動武力鎮壓。緊急法令、催淚彈、土製炸彈，來到市民的生活中。小城風聲鶴唳，不少人買機票到外地暫避或索性移民，因此于強收到于珍通知回港的電報時急得跳腳：「這阿珍，別人都往外逃，她偏要往火裡跳。」
點出了在香港動盪的時刻，迎來了故事關鍵的角色于珍，拉開了一連串謀殺與亂倫的悲劇序幕。而鋪陳最力的，莫過於1971年的保釣運動，維多利亞公園的千人大示威，動亂中成為拖垮于強一家的厄運，時代的悲歡，都成為鍾曉陽孜孜不倦記錄的真相。
更為細密的商戰攻防，《遺恨》有了更為豐富與細節的說明，施伯祺一家的面目更為清晰，增加了如《雷雨》中一樣天真無邪周沖般的施典朗，施閎蒂有幸成為唯一個更名的角色，施家的變遷擴增了英國殖民者之外的新軸線，再現葡萄牙作為航海霸權席捲全球歷史下，後殖民經濟體的幽黯勢力。施伯祺作為香港百年歷史的中葡英望族首長兼四海金曦集團的董事長，深謀遠慮，動見觀瞻，他一度撤資，「棄一城而保江山」的機智，正反諷了香港作為殖民地的悲哀。而四海金曦集團的重返香港，其實是看重了中國大陸房地產的崛起，預言了香港經濟地位日漸的衰微，終將成為外商進入大中華經濟圈下的一個跳板，在在可以看出鍾曉陽故事新編的用功，調度歷史，服務故事，提出驚世預言的沉重。
情迷家國的小說家總是能以小見大，在《遺恨》中，鍾曉陽藉着男主角一平到即將沒落的岳家，面對繁華下難掩的滄桑，他發出了感嘆：「它的歷史貧乏蒼涼，短暫的興盛之後是漫長的凋零，往後它只會一天天的黯淡下去荒蕪下去，住在裡面的人一天天蒼老下去。」看似描寫一個家族，又何嘗不是譬喻整個港島浮城的命運？
告別女性角色為主的傳奇書寫
讀者崇拜的鍾曉陽擅長「言情」文類傳統，善於描寫痴男怨女的悲歡離合，陳潔儀就直指鍾曉陽常見的類型是自傳性質的小說，多為女性回憶體的小說、成長小說（bildungsroman）和啟悟故事（initiation story）等。而到了《遺恨》時，鍾曉陽另闢蹊徑地寫出了于一平與黃寶鑽兩條軸線的「浪蕩漢小說」（picaresque novel )，其主要的軸線是以男主角于一平的浪遊經歷。
告別傳奇，自然就不能挪用「騎士小說」 （novelas de caballeria）或「田園小說」的框架，鍾曉陽沒有取法後現代的新奇手法，而採用了「浪子小說」的舊瓶，用以釀造香港現代化過程的一罈苦酒。于一平出身微賤，家無恆產，中學數學老師，大學畢業，香港當地大學的研究所肄業，擔任審計署公務員，做了幾個月，覺得氣悶，轉任數學老師，人如其名，平凡，不在乎人事紛爭名利徵逐，也懦弱、消極。本性善良，在感情上並不積極，但愛情會來糾纏他，他周旋在金鑽、寶鑽、嬌妹和施紘蒂之間，以質樸見證奢華，以「非英雄」（antihero）對抗富賈，他隨波逐流的遭遇，正巧揭露香港商界、教育界和社會上各個角落的齷齪，也正好諷刺世人的卑鄙。
鍾曉陽在《遺恨》更立體描寫了黃靜堯的面目，他的父母死於發生在台灣的一場車禍，五歲時黃景嶽收養了他。這位留學英國，繼承家族企業的青年企業家，與施伯祺合作開發房地產，陷入與紘蒂的婚姻陷阱中。鍾曉陽藉由這位精通珠寶、金融、地產的企業家之口，絮絮叨叨地呈現了港人在九七前的盤算與經營，更藉由黃靜堯的為非作歹，點出良民可欺與蒼涼的命運，更加深了主人翁不可逆反的悲劇命運。
《遺恨》中最為悲哀的配角，莫過於于一平的父親于強，日據時期父親失蹤，從小兄代父職，背着妹妹打工、換米糧、躲警報，半工讀完成學業，成為教師。參與保釣運動後，遭學校開除，後鬱悶而終。在《遺恨傳奇》中，鍾愛陶淵明〈桃花源記〉的他，到《遺恨》中，不再朗讀背誦陶淵明，港島也絕無一絲世外桃源的氣息，罹患腦瘤的他，腫瘤壓迫視覺神經導致視力減退近乎失明，生前最後沒把南宋易學家邵雍的《漁樵問對》看完，似乎哀嘆于強縱使隱居長沙海灘，尋「道」於斯，終究失敗。
《遺恨》沒有改寫于一平的命運，而是更細緻地描寫他所面對的情慾誘惑、暴力犯罪與死亡威脅。誠如張大春所說，細節顯示了想像的兩個層次，其一是透過文本「還原」世界的能力：其二是「結實」那個「還原／重塑」出來的世界的能力，鍾曉陽在重新與新寫的文本中，賦予了于一平與黃寶鑽全新的面貌與血肉，更展現了她更加成熟了小說技法。她讓寶鑽展讀母親〈狂人日記〉般的人吃人故事，揭露一樁樁謀殺案的真相，更讓寶鑽重返犯罪現場，用意識流與兇手對質，接着說《遺恨傳奇》未完的故事，又留下一個巨大的復仇懸念。
誰的遺恨？遺恨綿綿無絕期？
記得2014年的專訪中，當黃念欣曾問鍾曉陽心中是否有一部終極的「理想之書」（The Book）呢？鍾曉陽說：
啊，The Book，我沒想過，但應該有的。我想我還是對家庭這題材感興趣吧。很簡單的家庭，但每個人各有不同的人生，一家子關起門來，沒人知道裡面發生甚麼事。像Jonathan Franzen所寫的freedom，很簡單，也很複雜，很好看。
誠如小說家李維菁在〈當遺恨成為傳奇〉一文中指出：
重寫舊作，要比從零開始寫新作來得更加痛苦艱難。因為，不只是在技術上痛苦，作者還必須面對隨時與過去的自己對抗牽扯的壓力。永遠要面對，這是對自己過去的否定嗎，自己正在做的究竟是未竟之志，還是狗尾續貂？這些糾纏需要突破，身心壓力甚大。重寫舊作，真是非常罕見，非常帶種的行為。
《遺恨》確實貼近了鍾曉陽的期待，是否能與強納森．法蘭岑（Johnathan Franzen）比肩，就留待評論家來論斷。然而，鍾曉陽的《遺恨》究竟抒發了誰欲言又止的「情」？述說誰未曾消磨的「恨」？相當值得玩味再三。
是情迷家國，無法見證中華民族強大的于強？
是歷經滄桑，經歷情殺，家庭凌虐，子女亂倫，真愛難尋的于珍？
是情深不壽，隨波逐流，長負父誨，歿有遺恨的于一平？
是如同香港一樣孤兒身世，讓強權操弄，終將面對繁華消逝的靜堯？
是失去摯愛，歡期已過，遙知別恨，等待復仇機會的寶鑽？
當讀者終卷時，得知寶鑽將要到北美取得父親手稿，有機會揭露黃家從滿清以降的複雜身世時，似乎遺恨綿綿無絕期了？鍾曉陽難道給自己留下了下一次重寫的動機？這或許會成為當代小說史上最令人期待解開的一個謎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