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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帝國與民主主義之間──日本近現代史《大正民主運動》

書序

在帝國與民主主義之間──日本近現代史《大正民主運動》

原文刊於《日本近現代史卷四:大正民主運動》(香港:中和出版社,2016)。

 

兩個吉野

政治學家吉野作造可謂「大正民主」的象徵。他有兩張照片,都攝於1920年(大正九年)前後,他四十歲左右的時候。一張照片中,吉野穿着輕便和服和孩子們在玩耍。另外一張照片中,他領着家人和僕人,一副大家長模樣統率着全家。這兩張照片的落差──一張的態度是尊重身為家庭一員的「個人」,另一張擺出身為大家長的「公家人」的嚴厲面孔,兩者極不統一—表明,大正民主時代必不簡單。追求政黨政治、貫徹自由主義的是吉野,以長谷川如是閑不是學者為由而拒絕其加入黎明會的,也是吉野。另外,對中國的五四運動抱有「極大共鳴」的是吉野,「坦白直言」對學生的行動方式抱有「一種反感」的,也是吉野。兩個吉野之間,表現了後人在評價大正民主時的猶豫。

吉野作造生於1878年(明治十一年),是宮城縣古川的一位棉線商的長子。從第二高中畢業之後,他進入東京帝國大學學習政治學。二高時代,他接觸到基督教,成為了教徒。吉野結婚很早,大學畢業後,他曾在中國(天津)擔任袁世凱兒子的家庭教師,時間不長。他於1909年2月開始在東京帝大講授政治史,翌年四月起留學歐洲和美國,歷時三年。

回國後,1914年1月,吉野投稿給《中央公論》。自那以後,他在《中央公論》上幾乎每期都有文章。他講解民本主義(後來,多用「德謨克拉西」),批判藩閥政治,主張普選,並積極與人論戰。對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凡爾賽會議、[1]米騷動、原敬內閣的誕生、「滿州事變」[2] 等大事件,他當然會做出評論,每次都提出不可或缺的意見。不僅如此,他還積極參與實踐活動,建立了黎明會、新人會這種主張民本主義的團體。1924年2月,吉野從東京帝大辭職,加入朝日新聞社,擔任編輯顧問兼評論員。

吉野就這樣成為了日本二十世紀初期卓越的啟蒙家。他思考和行動的基礎,是「民眾」的存在。

 

兩個轉折點

吉野在《回顧鼓吹民本主義的時代》(《社會科學》,1928年2月)一文中,這樣寫道:「日俄戰爭一方面讓國民陶醉於帝國主義的海外發展,另一方面又促進國民自覺,幫助提升民智,從而帶動了民主思想的進一步發展。這一點已為眾人所知。」

吉野在此文中以他自己的著名論文《論憲政本意及其貫徹之途徑》(《中央公論》,1916年1月)為中心,「回顧」彼時「鼓吹民本主義的時代」,認為日俄戰爭具有劃時代意義。

人們開始認識到,明治維新以來推行的近代化,在日清戰爭、日俄戰爭的勝利中得以完成。與此同時,人們還得到這樣的印象,日俄戰爭後,擔任國家和社會中層砥柱的那一代人,很快被代替,第二代人(新一代)登上舞台。不管是在當時,還是在歷史中,人們都認為日俄戰爭具有劃時代意義,這個劃時代包括「民眾」的登台。

不過,吉野還繼續寫道,「從那時起到今天,這六、七年,是一個在思想和運動的發展上急速飛躍的時代」。他同時指出,1916年到1928年期間變化巨大。在時間上,吉野把日俄戰爭前後和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視為兩個劃時代的時期,他指出,當時,帝國主義式的膨脹和民主共存。吉野對同時代的認識有多敏銳,從這些發言中可見一斑。

 

與東亞民眾一道

「我和一個個朝鮮人親切會面並聆聽其言論後,很意外的發現,現在仍對日本的統治有諸多不滿的朝鮮人,為數不少。姑且不管他們的那些不滿意見是否正確,我們不能把這些意見當作耳邊風」(《視察滿韓》,《中央公論》,1916年6月)。這是吉野在1916年3月至4月到朝鮮和中國旅行的基礎上寫成的。加上這次旅行,他一共三次踏上朝鮮和中國。吉野作造關注的「民眾」,有日本民眾,同時也包括東亞民眾。

考察同時代的日本時, 日本殖民地朝鮮、台灣、(南)樺太[3]的民眾,受到以日本為首的各國侵略的中國的民眾,這些民眾的動向不可或缺。吉野和金雨英、金榮洙一起,召開了與朝鮮人的懇談會(1917年1月5日。從第二次會議開始,叫做「參話會」),與獨立運動的骨幹接觸。另外,在寫《支那革命小史》時,他不但從殷汝耕、戴天仇等革命活動家那裡獲取信息,還與孫文、黃興等人會面。中國留學生被捕事件(1918年5月)發生時,吉野要求救援和保護中國留學生。1919年三一運動(朝鮮)和五四運動(中國)發生時,他在論文中表達了共鳴。

但是,正如吉野曾被人嘲諷性地叫作「吉野民主作」[4]一樣,左派社會主義者和右派國粹主義者都批判吉野。歷史上,有一段時期人們對他持否定的態度,評價說他的帝國主義批判太溫和了。對於吉野和民主主義,甚至還有評論者說,這兩者都是帝國主義式的論調。事情也許同時關乎對吉野的評價和對大正民主的評價。

 

帝國與大正民主

本書作為「日本近現代史」第四卷,筆者要在此書中講述約四分之一世紀的內容──從日俄戰爭後1905五年左右開始到1931年九月「滿州事變」發生的前夜結束。吉野作造既敏銳地觀察着這個時代,自身也作為其中一員參與設計它。人們通常稱這個時期為「大正民主」,把它視為一個實現了政黨政治、社會運動向前發展的時期。現行的高中教科書說明這個時代時,用的就是這個提法。

不過,我們仔細考察就會發現,不同的論者在使用「大正民主」一詞時,在時期、內容、所指對象,甚至是歷史評價方面,有着不同的用法。現實情況是,「大正民主」不管作為歷史用語還是作為歷史概念,我們都很難說它已被明確定義。隨着指標所用地方變化,這個詞也會呈現出不同內涵。但是,人們達成一種共識──「日本」的歷史在這段時期產生了劃時代劇變,呈現出新的時代面貌。

本書也基於這種認識,以日俄戰爭後到「滿州事變」時的時空為對象進行敘述。大日本帝國的發展和帝國中的社會運動、以及大眾社會的前進,貫穿了這四分之一世紀。本書嘗試着描繪出帝國範圍內的社會狀態。在考慮到二十世紀民主與帝國主義—國家主義—殖民地主義—現代主義的關聯的情況下,嘗試探索出二十世紀初民主的歷史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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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1] 中國大陸一般稱它為「巴黎和會」。本文的腳注都是譯注。同一歷史事件和歷史現象,中日雙方的命名經常不一樣。即使在日本學界內部,也常會因為學者或學派的觀點不一樣,對同一事件或現象的叫法就會有不同。譯者在翻譯時尊重原作者對史實的提法,會用加註的方式標註出中國大陸的慣用提法。

[2] 中國大陸稱「九一八事變」。另外,本文中,除了個別的專有名詞或書名(如報紙名《滿洲日日新聞》、書名《滿洲的日本人》)之外,原作者一般使用「滿州」而不是「滿洲」。

[3] 中國大陸常稱它為庫頁島,俄羅斯叫它薩哈林島。

[4] 這個綽號是把吉野作造的名字「作造」改稱為「民主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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