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刊於《第二輪班：那些性別革命尚未完成的事》（群學出版，2017）
《第二輪班》首度出版於1989年，三十年來三次重版、屢屢再刷，是甚麼原因讓這本書成為美國社會學界最暢銷的書籍之一？
如書名破題，雙薪家庭中的女性，除了白天上班，晚上還要輪家務的「第二班」。在當時的美國，已婚女性一年要比男性多出整整一個月的工作時間。加州柏克萊大學社會系教授亞莉．霍希爾德（Arlie Hochschild）進一步想挖掘：夫妻雙方如何看待家務的意義？如何感受對方對家庭的貢獻？如何發展出不同的「性別策略」來維持婚姻生活中的權力平衡，並協商符合社會期待與自我認同的性別特質？
為了回應這些問題，霍希爾德在助理協助下，訪談了五十對來自不同社經地位的異性戀配偶，並且觀察了十二組家裡有年幼子女的雙薪家庭。在陌生人家庭裡做田野觀察，是一件很困難、也很尷尬的事，研究者只能「儘量讓自己像家裡的一隻狗那樣不引起注意。」透過作者敏銳的眼與生動的筆，讀者彷彿也匍匐在書中十個家庭的客廳與廚房的角落，體察這些夫妻的日常拔河。
本書精彩的田野發現，駁斥了許多常識性的預設或簡化的因果解釋。人們經常認為是薪資高低影響性別分工：所得較高的家庭成員（通常是男性），基於邊際效益法則，花較少時間在家務工作上，或因為財務貢獻高讓他在家中有較多權力。從本書的家庭案例來看，經濟邏輯雖然重要，但無法充分解釋。其中的男性可分成三組：賺錢比太太多的男性，有20%會分擔家事；賺錢跟太太一樣多的男性，有30%會分擔家事。但是賺錢比太太少的男性，反而沒有人分擔家事；因為他們感受到陽剛特質遭受財務威脅，反而更不願意分擔「女人家的工作」。
另一種常見觀點則用性別意識形態來解釋家務的性別分工，但本書內容呈現更為複雜的家庭現實，人們的價值信念與情緒感受經常有重大斷裂。一般來說，藍領階級家庭較偏好傳統性別分工，白領階級家庭較偏好平等婚姻。然而，由於缺乏經濟安全感與工作尊嚴，藍領男性未必能成功扮演養家角色，而貧乏的日托措施、沒錢購買家務與育嬰的服務，讓他們的婚姻雪上加霜。受過高等教育的男性，雖然較認同家務平等分擔，但也要面臨職場上的壓力與同事的競爭。
霍希爾德提出一個極有創意的概念「感謝的經濟」（economy of gratitude），來描述伴侶之間的權力互動。夫妻間的衝突，往往不源於勞動分工的不均（誰做家事？誰不做家事？），而是文化意義認知上的矛盾（甚麼構成對方送我的「禮物」？我們應對甚麼心存「感激」？）。當快速變遷的女性，遇上緩慢變化的男性，往往造成夫妻雙方對於「禮物」有不同評價，因而未能互惠「感激」，衍生不滿與衝突。比方說，一位先生認為相對於自己父親或其他同事，他對家務的「幫忙」應該足以讓他得到「新好男人」的美名，但太太認為自己同樣工作了一整天，期待先生更平等的付出。一位太太認為自己的高所得是對家庭的貢獻，但先生可能對這樣的「禮物」不領情，視為對他的男性認同的威脅；當她意識到先生的受挫或沮喪，反而要藉由服侍家事，來展現女性特質，或彌補先生失去的權力。
日常生活的家事分工揭露了女人與父權持續且幽微的討價還價。希望先生分擔家務的女性，很少直接跟先生攤牌，多數人用間接方式表達，如裝無助、裝病痛，甚至以性生活為交換條件。更常見的是，壓榨自己成為「超級媽媽」、削減自己的職場投入，或是尋求長輩的外援、市場的外包，來緩和婚姻內的衝突。
除了資料豐富、分析精彩，本書的寫作風格，更讓它成為美國大學課堂的社會學必讀書。我有幸在霍希爾德教授的指導下進行一年博士後研究。曾經聽她說，每本書她經常會寫兩個版本，第一稿中規中矩，讓她向內心裡的學術大師致敬，其後方可剖去術語、重生血肉，寫出平易近人卻又深刻的公共社會學著作。
親密關係中的情緒政治與性別權力，是霍希爾德多本著作的核心關懷。她的第一本書The Managed Heart（《被管理的心》，台灣譯為《情緒勞動的管理》），從空服員的工作經驗，提煉出「情緒勞動」的重要概念。她也研究像Google這樣的高科技公司職場，為何讓人們覺得「回家好累，上班反而比較輕鬆」？她訪問教人如何上網交友的專家、規劃小孩生日派對的顧問，探詢親密關係變得日益市場化與商品化，會造成怎樣的後果？甫出版的《在家鄉的異鄉人》（Strangers in Their Home Land），則因應當代局勢，透過深入訪談美國南方右派支持者，試圖了解投給川普的平民百姓為何如此憤怒與哀愁。
《第二輪班》出版已屆四十年，美國社會的性別平等與家務分工有沒有明顯的改善呢？根據當代家庭評議會的最新調查，[1]美國社會的兩性平等雖然有所進步，但1990年代後限於遲滯。所謂的千禧世代（1981─2000年間出生）甚至呈現「性別反挫」的趨勢，他們雖然支持教育與職場上的性別平等，但與家庭與婚姻相關的性別態度，反而趨於保守。調查發現，在1994年，有42%的高中生認為男主外女主內是最理想的家庭安排，採取類似看法的人到了2014年卻增加到58%。當問到職業母親是否能像全職母親一樣與孩子建立穩定而溫暖的關係時，一九九四年的高中生中有48%認為不能，到了2014年卻增加到60%。換言之，隨著公領域實現較多的性別平等，私領域的性別角色反而更將強化，尤其是男性，偏好傳統的家庭性別分工，認為可以減少婚姻內的緊張衝突。表面上看起來，家事分工單純是夫妻之間的協商，但其實社會制度扮演重要的影響，由於美國的托育公共化程度低，性別反挫的趨勢更為明顯。
台灣呢？在多數的家庭裡，有偶女性（含同居）仍是主要的家務工作者。根據主計處調查，1987年，女性每週從事家事時間平均為三十三小時，遠高於男性的三小時（十一倍、差距三十小時）。女性家務工時到了2000年下降為廿三小時、2006年為十六小時，男性的家務工時則略微上昇到2000年的四小時（六倍、差距十九小時）、2006年的六小時（三倍、差距十小時）。[2]男女差距的縮小，主要源於女性家務時間的減少（可能因為外食增加、電器協助與服務外包），而非男性的協力分擔。若從家事項目來看，除了倒垃圾、育兒、照顧老人或病人等部分已漸由家人共同分攤，女性負責的多為例行勞務，如打掃、買菜、煮飯、廚房清理及清洗衣物，男性負責的多為偶發性工作，如房屋修繕、水電維修等。[3]
| 年份 | 女性家務時數 | 男性家務時數 | 差距 | 倍數（女÷男） |
| 1987 | 33 | 3 | 30 | 11 |
| 2000 | 23 | 4 | 19 | 6 (5.75) |
| 2006 | 16 | 6 | 10 | 3 (2.67) |
▲台灣歷年男女家務時數比較（單位：小時）
台灣的研究普遍支持資源論的說法，不論男女，個人的薪資增加、職業地位提高、相對於配偶的經濟獨立性高，都會使得他們參與家事的程度降低。[4]但男性的教育程度的影響，則有不一致的發現：教育程度高的男性，可能趨向認同性別平等的意識形態，也可能將其社經地位轉化為相對配偶的權力，反而強化傳統分工。[5]女性的教育程度越高，通常投入家事的時數較少，但由於她們的育兒觀念與方式接近「密集母職」，花在托兒的時間反而提高。[6]也有研究發現，當太太的教育程度高過先生時，差距越大，女方反而負擔越多的家務工作。[7]
我們需要更多的量化與質化研究來探討台灣的家庭生活與婚姻關係，尤其是：不同階級、族群，甚至性取向的家庭，如何發展出不同的策略來協商家事分工與伴侶關係？延伸家庭、公婆長輩在家務或育兒上的干預或協力，對於核心家庭的伴侶關係有何影響？公領域與私領域的性別平等有何連動關係？台灣女性在教育機會與成就上已經愈趨平等，職場上的差別待遇與玻璃天花板仍然存在，但也有所鬆動。相對於公領域的性別主流化，家庭、婚姻場域中的性別革命仍然遲滯。在這樣的社會條件下，不婚、不生的趨勢，反映出台灣女性的一種出走策略。少子化如果是國安危機，如何達成托育的公共化、職場的家庭友善、親密關係的民主化，就應該是最迫切的前瞻建設。
[1] Council on Contemporary Families, 2017, “Council on Contemporary Gender and Millennials Sympsium”
[2] 1987、2000年的資料來自蕭英玲（2005），台灣的家務分工：經濟依賴及性別的影響，《台灣社會學刊》，34: 115-145。行政院主計總處（2006），《社會發展趨勢調查》。
[3] 行政院主計總處（2006）。
[4] 見蕭英玲（2005）相關文獻回顧。
[5] 呂玉瑕、伊慶春（2005）的研究比較不同世代來考察社會文化脈絡的作用。一九七〇年代的台灣接近「修正父權社會」，高學歷男性始容易接觸性別平等價值觀。一九九〇年代接近「轉型平權社會」，教育程度轉化為社經地位、資源權力的影響較明顯。呂玉瑕、伊慶春（2005）社會變遷中的夫妻資源與家務分工：台灣七〇年代與九〇年代社會文化脈絡的比較，《台灣社會學》，10：41-94。
[7] 陳狄秋（2011），《夫妻家務分攤的角力──教育與所得差異扮演的角色》，中央大學產業經濟研究所碩士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