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3月28日卓亦謙和我的對談選記
卓亦謙（阿卓）與我對談，超過100分鐘。我們談天說地，討論過中學的回憶（我們是校友），原生家庭的問題、社會／考試制度帶來的生命數字化（其實就係非人化）、內地電影發行制度、資金籌措、拍攝《年少日記》的辛酸、得奬（沒）期望及以後的計劃。主持人馮文粹Tommy、同學和我們皆對不同議題深入反思及坦率溝通。下文記錄的是其他媒體少提及的主題。
打大Boss：自殺，究竟有何問題？
在對談當中，參與者不停分享身邊涉及自殺的故事及體會。一位中學生說：她的師姐原生家庭有問題，加上DSE壓力好大，在IG上放負說想死，又講死咗也是好事，之後她發覺這位師姐不只𠝹手，甚至𠝹頸。這位中學生的父母叫她要小心，但她依然有安慰師姐。一位社工同學曾盡力開解一位表明要尋死的朋友，結果是自己情緒反受感染，變得暴躁、負面，在家人提醒下，唯有抽身暫停見這位朋友。阿卓及Tommy都不約而同的指出，在照顧他人的同時，須好好的愛自己。
其實，自殺，為甚麼可以重要到一個點，令身邊人明知困難大壓力大，也要盡力阻止呢？
在對談開始前，我詰問早到的社工同學：如果生命是私人財產，一個人自殺，尤如毀滅屬於自己財產，除非傷害其他人，第三者憑甚麼指手劃腳？尤其是當事人在「生不如死」的境況看不見出路的處境下。主持人Tommy更是重擊的說出一個心理事實：對活在（極端）痛苦之中的人，𠝹手之後真的會感到沒那麼痛。（讀者也可參見《晴報》2023年11月7日裕美的訪問）在對談中，我也問阿卓，自殺問題在那裡？他嘆了一口氣，說：我諗呢個係我諗極都唔會有答案嘅一件事。（他之前Whatsapp我，曾寫：我至今仍非常認同卡繆那一句「只有一個真正嚴肅的哲學問題，那就是自殺。」）
有兩位社工同學語重心長地指出：生命誠可貴，任何情況下，都不可放棄，現狀總有改變的機會。然而，說出這一句，其實是極具勇氣，也須極具承擔。一個簡單回應就係：你點知喺嗰個特定環境下，當事人仍未到極限，可以撐落去？繼續撐落去，好痛苦，如果冇好轉，你係咪可以孭起所有責任？我當刻以加沙地帶的居民當下面對的處境作例子──每分每秒面對連聯合國都不能阻止的攻擊，斷水斷電斷糧斷醫藥──那根本就係一個國際法真空的結界。結界外，尋求和平的努力未停過，大家都疲累，需要休息才可繼續；但當地人卻是每分每秒每刻面都在對朋友親戚家人及自己陸續或突然逝去的現實。簡言之，那裡的居民已與世界隔離，被宇宙遺棄，生不如死。試問誰可以負責任的跟她／他們講：「不要放棄，多堅持一天吧。希望在明天」？
我也擔心討論太負面，於是加說一句：自殺係一個非常重大的決定，當事人在考慮時，會猜想、估計一連串漣漪反應；但事實上，一切未必盡如當事人想像般發生，但當事人已往生，對局面發展，無能為力。因此，不可輕易做決定。阿卓提醒我：身處「不可存活」unlivable的處境，如果當事人已經要考慮是否自殺的一刻，她/他的思維會與一般人不同。
這一論點非常真實，也警醒我們，必須學會尊重每一人各自邏輯言之成理的觀點與角度。每套理論的出發點及價值觀都可以有差別，這不該成為排斥貶低一套理論的理由或依據。是故，Tommy不停提醒聽眾：在接觸可能自殺者時，不可judgemental。同理，無法不同意阿卓說的：如果自殺係一個問題，而又未有答案的話，請繼續開放討論，不要逃避。其實，我們都知道，有學校因題材敏感而拒絕借出場地拍攝。
坦承自己是弱者，才是成熟
我沒有問當中原因。我估計是因為題材敏感。校長固然知道應該討論「學童自殺」，但又怕學生「有樣學樣」，又怕嚇親同學，又怕客戶（即家長）以為學校有此問題。
所謂「有樣學樣」的Copycat理論，根本不成立──我自己超準時，又不見我所有學生都準時？至於學生是否脆弱至不可討論自殺呢？阿卓在對談中，分享了一個黃梓樂（飾有𠎀，即自殺了的哥哥）的故事：他其實是所有演員中從角色抽離最快的一個，但他見到眾大人依然愁眉苦臉流淚滿面，唯有選擇繼續演一個不開心的人。他的細心，令人佩服。很多時，成年人以為未成年人不成熟不理智，都只是自己無能的投射；借用保護弱勢為理由，逃避面對自己遭閹割的痛楚傷痕。語重心長講一句，老師自己不能處理自殺，問題不大，就請不要用學生做借口了。
忘記（不）了你：時間不是最好的解決？
相對於電影的中文名字《年少日記》，我更喜歡英文名稱Time still Turns the Pages；當前者以特定年齡（「年少」）作依歸時，後者更強調時間的流動。於是我問阿卓如何看「時間」。他分享了一段回憶：當他朋友自殺死亡後（詳見導演的其他訪問），身邊認識那位朋友的同學及老師，除了事發後那幾天，都不想再討論他的存在。之後，當阿卓偶爾在亡友的臉書上留言時，發現朋友的profile picture不見了──原來頁主不使用臉書一段時間後，她／他的profile picture便會消失。阿卓於是意識到，終有一天，朋友會消失於記憶裡。阿卓很想知道朋友自殺此事對他的意義，尤其，當很多人都認為亡友將遺書留給阿卓並不適當時──一個人（他的朋友也好，片中老師鄭Sir的哥哥有傑也好）自我了結生命這事是改變不了；然，隨時間移動，唯一可以改變就係對事情的看法。
我們須承認，時間結構既有客觀的物理向度（即過去—>現在—>未來的單向走動），亦含主觀的情感選擇—回憶固然是一個心理分析的創造呈現（回憶身邊人對自殺的反應不會永遠一致），未來更是突破傳統的慾望實施（改變各人約定俗成對自殺的觀念就是挑戰常理）。我覺得，須珍惜的，正正就係這種不可預計的、可以改變既定生活模式的態度，令每人的人生下一頁，如何翻如何揭，不會全是早注定的。
後話：與作者對談的意義
電影（不止《年少日記》，還有《正義迴廊》、《白日之下》等）、電視（如Coronation Street、Mr Bates vs The Post Office）當然可以引起大眾對社會問題的熱烈討論。與作者對談目的不是去尋找她/他在作品中希望傳達的「真正」意義──「作者已死」論ABC已提醒我們：當作品完成時，詮釋作品的權力已經全在觀眾的手裡。故此，此類對話有兩個目的：最基本的就是讓大家分享對電影的觀後感受（點都要渲洩一下的話，作者一定有反應，所以係好的傾討對象。）其次，就係以批判角度去討論由電影文本引伸岀來的一連串問題──明顯，在創作過程中及作品上市後，作者對那些議題一定曾不停深入思考，他們的分享應甚有啓發性；就像今次與阿卓的分享一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