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節錄自潔西．辛格《並非意外》（台北：臉譜，2023）
* 題為編輯擬定
歸咎會造成一個最主要的後果，就是讓意外連預防都無從預防起。把事情的責任歸到某人的頭上，就等於直接否定了一件意外是意外的可能性。
研究顯示這個簡單的行為──找個人來頂罪──會讓人比較看不到系統性的問題所在，也比較不會去尋求系統性的改革。有項研究提供了各式各樣的意外新聞給受試者：理財操作失當、空難、工業災難；當報導把錯怪到人為失誤上時，讀者會比較傾向於給予懲罰，而比較不會去質疑人造環境，也比較不會設法調查那些存在於意外背後的組織。不論是哪種意外，歸咎都可以讓預防工作無從開展。
你的腳踏車用安全帽就是關於這一點一個很經典的例子：安全帽是一種很基本而低成本的吸震器；在接觸到堅硬地面時，它會吸收一部份衝擊，降低腦震盪的風險。而要是騎士沒戴安全帽，那有心人想把事情歸咎給他或她，可就方便多了。
安全帽多多少少會有幫助；如果你騎在鄉間道路上，撞到坑洞，身體被拋飛起來，那安全帽就會扮演重要的傷害防護罩，讓撞擊獲得緩衝。但如果你是騎在都會區的道路上，被一台近兩噸的汽車或六噸重的卡車輾過，那安全帽只會陪著你一起粉身碎骨。
雖然有這些事實，但在腳踏車意外的事後，騎士有戴或沒戴安全帽幾乎都是一定會被提到的訊息；新聞報導與意外報告中都少不了告訴你騎士有戴或沒戴專用的安全帽。艾瑞克被酒駕者撞死時，《紐約時報》就指出他沒戴安全帽；問題是他有戴安全帽也好，沒戴安全帽也罷，一頭撞上他的都是一輛2000年出廠的BMW 528i跑車，那輛車都足足有1,585公斤重，當時的車速也高達每小時約九十六公里。硬要扯艾瑞克沒戴安全帽，就等於責怪煎鍋邊上那顆破掉的雞蛋。
大量的證據顯示，要預防自行車的意外，最好的辦法就是讓路上的腳踏車與機動車輛分流。只要能改變腳踏車與機動車輛在路上交錯的危險環境因子，那腳踏車騎士有沒有戴安全帽這點人為疏失，就枝微末節到不值一提。分流可以讓超速的駕駛人數減少，讓腳踏車騎士、汽車駕駛與行人的意外減少，傷亡數目也一併獲得降低。
還有一些證據顯示了幾種狀況：汽車駕駛開在有戴安全帽的腳踏車騎士附近時，會表現得格外魯莽；要求騎士戴安全帽的法律會讓人降低騎腳踏車的意願（廢除這些法律則會讓人更願意騎腳踏車）；還有證據顯示而這種效應──騎腳踏車的人變少──反而會讓人均的腳踏車意外件數增加。雖說一個區域內的自行車騎士數目愈高，地方醫院內出現的受傷腳踏車騎士就會愈少，但這種相關性在有法律要求腳踏車騎士戴安全帽的地方是看不到的。在有高比率的人騎腳踏車的國家中，最少騎士戴安全帽的國家也正好就是那些腳踏車騎士死亡率最低的國家。在美國，腳踏車騎士配戴安全帽的比率傲視各國，但我們的腳踏車騎士死亡率也是各國之最。就連吉羅（Giro）作為北美一家非常大型的安全帽製造商，都不諱言公司設計的安全帽無法保護騎士不受到汽車衝撞造成的傷害。
這並不是說安全帽就不好或無用──安全帽絕對不只是個讓人看不到真正問題的障眼法而已；就跟汽車的安全帶一樣，腳踏車的安全帽確實可以降低某些意外的發生機率及其所造成的傷害嚴重性。只不過牽涉到安全帽的錯誤歸咎──如新聞報導中提到遇害的腳踏車騎士有戴或沒戴安全帽──反而會增加未來意外發生的機率，因為安全帽會錯誤地轉移人的注意力，讓我們忘記去改善真正造成意外的危險環境。
而放眼全美，腳踏車安全帽的法規執行面表現出一個特點，那就是連警察都不相信這個法律的用意是出於安全考量。在西雅圖，警察有多達六成的安全帽罰單都開給了無家者；一項關於安全帽罰單的研究顯示，在西雅圖，騎腳踏車的黑人有四倍於白人的機率被攔下來，而原住民則是兩倍。在佛羅里達州的坦帕，被攔下來的腳踏車騎士有八成是黑人，但其實坦帕是一座只有大約四份之一人口是黑人的城市──這個問題在坦帕當地之嚴重，逼得美國司法部都介入了調查。《達拉斯晨報》（Dallas Morning News）發現，在由白人盤踞的高級住宅區，騎腳踏車沒戴安全帽的罰單一張都沒開出，但明明那裡一堆人都明目張膽地不戴安全帽騎車。事實上，排除掉在中央商業區被開出的罰單，剩下的這類罰單有九成六都被開在了以少數民族佔多數的社區裡，八成六是被開在了窮人佔多數的社區裡。《洛杉磯時報》發現，十五年間有十一起事件是由攔檢腳踏車升高成警察殺死了騎士──而這十一起案件的死者都是黑人或拉丁裔。類似的狀況從奧克蘭到紐奧良再到華府，在全美各城市都看得到。腳踏車安全帽是如此具有代表性地標註了「歸咎」在美國腳踏車意外中所扮演的角色，以至於德國海德堡大學的一名學者受到了啟發，決定來追蹤看看。他分析了美國二十五座城市的腳踏車騎乘安全建議，結果發現當中對於安全帽的強調實在太氾濫，以至於他決定將之稱為一種「執念」。歸咎是這種執念中的核心，透過安全帽所表達的安全建議更像是一種泛道德化，動不動就會被給予特殊的地位──由此你會看到安全帽被標上驚嘆號、斜體、特殊效果──相較之下其他的安全建議彷彿是以素顏示人。這名學者的結論是安全帽是一種手段，為的是讓腳踏車騎士的死亡在外界的眼中，變成一種意外；為的是方便人歸咎跟卸責，為的是分散人的注意力，讓人忘記要去檢討一項核心且系統性的危險環境因子：汽車是一種殺人的凶器。
刻意強調騎士沒有戴安全帽，就像是在吹響一種人為失誤的狗哨，就像是在召喚三寶行人、方向盤後的瘋子，還有犯罪的成癮者。學者發現，當我們讀到一場意外的報導，然後突然聽到沒戴安全帽等人為失誤被提及的時候，就會像飛蛾撲火一樣被吸引過去。這種吸力是如此之強，以至於我們一讀到報導裡提到有人被發現是罪魁禍首，我們就會強烈地想要看到那個人被懲罰，而無視於那些亟待改革的體制性或系統性的危險環境，比如不安全的路街。
《並非意外：從車禍、工傷、空難到核災，拋開「意外」思維，探究事故背後的社會失靈與卸責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