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句話是這麼說的：「愛的對面不是恨，而是冷漠。」這麼說的緣由是因為即便是恨，也來自於恨這種情感源出於對於對象有着強烈的感情，然而，冷漠卻是愛恨此二者對立概念所處於的有感情的另一面：無感情。所謂後真相就是這麼一回事，當我們還在爭論陳述的虛偽真實，是我們還在意事實的存否，但後真相（Post-Truth）的「後」，並不只是在時間序列上的指涉──如同後現代一般，更代表是在「真偽」這組概念所代表對於真理追求──不追求的範疇之外的冷漠（indifferent）。
所謂真偽，符應論的古典理解來自於亞里斯多德所說的：「是說是，非說非。」這樣的論述也曾出現於台灣哲學家殷海光之筆。這看似簡單的道理，卻不是後真相時代的定律。當川普（Donald Trump）說造勢現場的人有幾多卻與實際不符時，或者當氣候變遷已經過專業科學家絕大多數認可是與人類活動所造成暖化有關，多數人仍就此有所「不信」時，從符應論的觀點而言，這顯然地是個非真理的時代。從威克福斯（Åsa Wikforss）所著《另類事實》（Alternative Facts）以及史奈德（Timothy Snyder）所著《暴政》（On Tyranny）也積極地談論這個問題，尤其是川普所呈現出這個時代的特徵，對於真實的忽視。
舉氣候變遷為例，即便科學實證已有證實，但來自於自由主義國家中立性的要求使得國家對於言論之任何一方不為偏頗，以及媒體在當代發展出的平衡報導以呈中立客觀，使得試圖呈現兩方說法的同時，卻使得已有定論的問題變成「可爭議的」。我們這時會發現彌爾（John Stuart Mill）在《論自由》（On Liberty）中所談到的言論自由市場所激盪出的真理，是必須侷限在如同法庭有言談規則、如同實驗室可控的情況下才有可能，實際上在現實中只會使得真實愈被掩蓋。這有些相似於民主社會中的反民主浪潮，這終究是號稱為「自由民主」因此為進步的社會所將面臨的問題，畢竟反民主的民粹式潮流是在民主的背光面，來自於人民統治人民的正當性，那怎麼面對聲稱自身是「真實人民」的民粹相同於在資訊自由的社會中必須要面對對真相追索問題。
我們會發現後真相時代與民粹主義有所關聯，川普無非就是個代表，即便至今日已經過美國大選有些時日並且爆發烏俄戰爭，仍有人緬懷起若川普在的話事情是否就有所不同，民粹主義的個特徵是在於對腐敗精英的道德批判並冊封己身為真實人民的代表，即便自身並非屬於庶民卻是真正的精英亦無礙於此等陳述所帶有的煽動性，而這些陳述的煽動性正來自於後真相在牛津詞典的定義：「指人們對於情感與信念相較於事實有更多回應的情況。」我們在後真相時代同時是後理性時代，理性殺死了上帝我們再殺死理性，尤其這裡的理性還是狹隘且不精確地對應於感性的那種冷靜的意涵而已。而對如同川普這般強人的期待，也是後自由時代中對於自由地放棄，我們不願擔負自由的責任，因此將選擇與責任之一體二面同時交付給另一個聲稱能帶往眾人前往應許之地者，即便他可能是吹笛人。
這就是後現代，這甚至不是後現代的危機，而是後現代本身。它摧毀一切，它無從定義自身，它破壞一切，反對本質，將所有一切趨向虛無。「後現代主義者的做法其實只有一種，就是質疑一切，但不會輕易將看到的當真。沒有所謂的正確答案，只有敘事。」而這是與笛卡爾有所不同的，笛卡爾式的懷疑論是要確立知識的真實基礎，並反對魔鬼的操弄，後現代卻是在真實的基礎上，摧毀自身的腳底，使己墮入無盡的深淵。語焉不詳、高知又高，正好是物理學家索卡爾（Alan Sokal）戲弄的索卡騙局的劇情，使用各種文字堆砌而成的一篇學術文章，就這麼地被後現代期刊給錄用刊登了。
艾可（Umberto Eco）的著作《試刊號》（Number Zero）中辦報的角色西梅說出：「你們要知道，今天若想反駁任何指控，不需要證明自己的清白，只要讓指控方喪失合法性即可。」質疑一切不再是為了找尋確切根據的手段，而是去破壞已有論據的知識根柢。並非是對問題或爭議提出反對，而是直接否認問題的存在。例如在台灣的處境，面臨戰後未行住民自決的未定主權狀態，卻係因循政治現實而致的模糊現狀，但仍持續面臨着鄰國的併吞企圖，然而政治歷史所致的國號中華民國卻使得究竟這是單純的形式國號或者實質的國體本身，因若為後者則將面臨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權糾葛，前者則是實質的主權獨立國家，但在如此的爭議中卻仍有不少人稱統獨為「假議題」，而這毋寧是前述後真相的特質表現。
不只是否認問題存在的本身，陰謀論更是常見，按照以桑思汀（Cass Sunstein）在《剪裁歧見》（Conspiracy Theories and Other Dangerous Ideas）所定義者：「陰謀論試圖用有權勢者的密謀來解釋某些事件或做法，而這些有權有勢的人也成功隱藏了他們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從歐巴馬（Barack Obama）的出生地、阿姆斯壯（Neil Armstrong）是否登陸月球、台灣總統蔡英文的論文真偽、甚至美國政府內部是否為蜥蜴人所掌控或者是最為常見的光明會，這些簡單的預設能去解釋這些陰謀論者本先即已相信的信念。而陰謀論的叢生更是使得信徒愈甚地去否認現實本身，即便擺在眼前的證據已經確鑿，自身所主張的卻空乏無物，然而這樣的雙重標準從來就不是問題，因為如同齊克果所說的信仰之躍，就表現在信仰真空的後現代各人無所依憑之時，我們去信仰所有一切超越知識能理解的東西，進而去否認知識本身。但是，如同索卡所諷刺的，若是懷疑物理定律的真實性，何不從高樓窗戶跳出驗證？
實在之事物卻被矮化為社會建構，生理性別如此明顯地外觀彰顯，卻能透由心理認同予以否決，「我決定我是誰」似乎是自主性（autonomy）的彰顯，但當自欺欺人成為慣性，卻忘記自身無法改變自然的外顯（除非變性）。客觀真理似乎成為手握權柄者所展現的壓迫，是種專斷，但言語遊戲終究無法否認地心引力會摧毀思考這個言語遊戲的大腦組織。作者麥金泰爾（Lee McIntyre）在結尾是樂觀地以個人的自主性能經由選擇與行動來追求真實，他這麼說：
除非我們願意，否則我們既不會進入後真相，也不會進入前真相。後真相並不關乎現實，而是關於人對現實的反應。一旦我們意識到自身的認知偏差，就等於是處在上風，得以伺機擺脫。如果我們想要有更好的新聞媒體，那就去支持優質媒體。如果發現有人說謊，可以選擇是否要相信，並且加以挑戰。在這個有人試圖怪抹嗯眼睛的世界，仍是由我們來倔定要如何應對。依如過往，真理／真相仍然很重要。我們能否及時理解這一點，也是取決於我們自身。
然而，我沒那麼樂觀。因為終究的問題，是對於後真相的人們而言，為甚麼該去在乎現實？又是甚麼使得人們不再在乎現實？問題不是我們該如何去辨別真假，真正的問題是在如何讓人們願意去辨別真假？而這或許又回到教育的問題，甚麼時候我們才會讓人們知道知識與真理的重要？而不是超譯與消極的相對主義去承認各種觀點都有其價值。所謂的公平並不是對於萬事萬物皆予以對待，因為這反而是不公平，公平應該是：「等者等之，不等者不等之。」對於有根據的科學論述與廢話連篇，我們不該給予同等的待遇。對於公平的實踐與知識的追求，或許才是真偽消融的後真相時代中，重新鎔鑄疆界的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