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世故事的生與死──讀史蒂芬．葛林布萊：《亞當與夏娃的興衰》

在我們的年代，人們經歷了那麼多的事情，以致即使齊澤克一再老掉牙地將這個時代稱為「終結的時代」（end times），也沒有人有甚麼意見。在我們的時代，一切制度已然成熟，但我們一直以為已經獲得的承諾，卻一直沒有兌現，也許一切人類的制度，都會停留在現世的形態當中，沒有進步。作為尼采所說的「末人」（the last man），我們在精神上已經無法再前進，惟有等待我們這個全球資本主義體系以外的野蠻人來把我們毀滅，就像卡瓦菲斯詩作〈等待野蠻人〉中的羅馬人一樣。然而那些生活在「猶太—基督宗教」環境、對教義堅信不移的人，自有一套關於起源和終結的神學史觀。不管是被流放到巴比倫的猶太教拉比，抑或是目睹羅馬帝國崩潰的奧古斯丁，他們都會講一套有起源，有終結的神學歷史，而不管是關於「起源」抑或關於「終結」，兩者都有一個共同的主題﹕即人的墮落和救贖。

我們一般人想像到的「墮落」，就是從我們本來好好站着的高處墮下，跌進我們不想跌進的深淵，即使引申作具備倫理涵義，也是如此。另一種說法，是我們「失去」了本來身處的位置，一個值得我們引以為榮的位置，在舊約聖經中就是失去了在伊甸樂園的一席位。英國詩人彌爾頓在《失樂園》開頭已開宗明義地寫道﹕

人類最初違反天神命令而偷嘗禁果，
把死亡和其他各種各樣的災難帶到人間，
於是失去了伊甸樂園，
直到出現了一個更偉大的人，
才為我們恢復了這樂土。

「把死亡和其他各種各樣的災難帶到人間」似乎更接近希臘神話中「潘朵拉盒子」的說法，而不像猶太—基督宗教的原意，因為一切災難都是耶和華主動給予世人的懲罰，祂不會像狡猾的希臘諸神，讓人類自己去「發現」它們，而是發動天使用刀劍、琉璜，或洪水等災難去屠戮他所厭棄的人類。根本舊約聖經的說法，也不是人類自己「失去」伊甸樂園，而是「被」上帝「逐出」伊甸樂園。但詩中的第四、五行暗示最終會有一位彌賽亞來臨，「光復」伊甸樂土，也許還暗示這位詩人還會寫一部稱為《復樂園》的續篇。這是一個統一主題的人類史詩，按照此種邏輯，沒有阿當夏娃的墮落，也就沒有「光復伊甸」，也沒有彌賽亞救贖的革命。

〈創世記〉與《失樂園》的傳承關係，向來都是值得文學評論家思索的課題。尤其是我們能夠屈指一數的英美文學評論家，有很多都是在猶太人家庭長大，對於文學經典及舊約聖經的「奧義」，自然有不少解讀。這些解讀或多或少都是對傳統文本的反叛，或對刻板教義加以神祕主義的視角。君不見喬治．史蒂納從巴別塔寓言中談語言和翻譯，哈洛德．布魯姆在發表《影響的焦慮》和莎劇分析以後，從文學評論家變成聖經詮釋者，連最新一代莎劇評論家，號稱「新歷史主義者」的史蒂芬．葛林布萊，也寫出了《亞當與夏娃的興衰》，但那誘使他探討這一問題的原因，並非如喬治．史蒂納般受班雅明關於語言起源的神祕主義論述影響，而僅僅是幼年時在猶太會堂被訓誡不可目視上帝的經驗。該訓誡稱，凡祈禱時上帝必降臨會眾中間，張眼直視者必會死亡，但作者像許多持懷疑論的猶太人一樣張眼直視了空氣中的「上帝」。

撇開人們對創世記的接受史，其實創世記很有可能是流亡在外的猶太教長老對巴比倫神話《吉爾伽米什》的改寫，隨着近代西方考古探險家在兩河流域發掘出古代文明的文獻，這一假設漸漸變得膾炙人口，葛林布萊只是再三強調：《吉爾伽米什》的故事裡沒有關於世界起源或罪感來源的探討，被天神塑造出來的野人恩基杜從叢林原野走向人類的城邦世界，初嚐了人類的性愛，與高傲的城邦主人吉爾伽米什成為好友，也像人類一樣終有一死。然而這「死」與偷吃分辨善惡樹的禁果全無關係。另外，熟悉〈創世記〉的讀者也知道，希伯來人接受了兩河流域史詩中關於洪水的論述，但卻刻意加上了行惡和不敬神作為洪災的起因，暗合當時猶大王國被巴比倫人滅亡的淒涼景況。在巴比倫君主尼布甲尼撒的「奴役世界主義」統治下，猶太人透過改造對方的神話（其實猶太人也聲稱祖先亞伯拉罕來自那裡，那個稱為美索不達米亞的地方），終於找到了近乎儒家「皇天無親，惟德是輔」的興亡史觀。

此書既名為《亞當與夏娃的興衰》，而不是《一個創世神話的興衰》，就意味着葛林布萊無意就猶太教創世理論發表自己的見解，他把注意力放在創世記第一對男女亞當與夏娃身上。亞當夏娃作為赤裸裸的個體，而不僅僅是神意的工具，這本身就引人入勝。葛林布萊沒有抱持神祕主義去解讀，而是爬梳歷代神學家、畫家、雕塑匠和詩人對亞當夏娃的理解：他在書中講述從俄利根到奧古斯丁的神學家，全都「後設地」重新解讀聖經創世故事，好讓他們的「信仰」變得「合理」，即使我們仍然發現方法上的差別：俄利根將創世記視為寓言故事，而奧古斯丁將其視為歷史事件。

兩者對創世紀的掌握有別，是有其思想背景的。俄利根活在基督教早期時代，當時近東地區大部份人仍接受希臘哲學，廣泛徴引希臘神話典故並對其寓意作出詮釋。早在耶穌紀元前夕，生於阿歷山大城的猶太教哲學家斐洛，就生怕熟諳希臘哲學的讀者會認為聖經故事原始和在內容上不一貫，於是把舊約聖經故事視為寓喻。而在奧古斯丁的年代，大家已相信基督教，只是有不少被視為異端的神學家，視聖經要義或當中記錄的事件為比喻。在那個基督教剛剛主導社會的年代，尚有少數人信奉不同宗教，而基督教內部也分為不同學說的派別。奧古斯丁母親雖為基督徒，他早年卻曾經加入一摩尼教團體，並曾經與一女人同居並生下孩子，但看不起聖經簡陋粗糙故事的奧古斯丁，一次在米蘭聽聖安布羅修講道時的話感動：「我在亞當之中墮落，在亞當之中被逐出伊甸園，在亞當之中死去。」「除非基督在亞當之中找到我，他不會把我召回。」被亞當與基督這既矛盾又統一的歷史吸引過來，及後幾十年一直在思考亞當夏娃墮落的故事，甚至用了一半《懺悔錄》的篇章來討論它。

從俄利根到奧古斯丁，對於這一則聖經故事的思考，已經由單純對寓喻的詮釋提升至對於整個宗教裡善惡鬥爭和道德起源的思考。本來是摩尼教徒的奧古斯丁正要摒棄摩尼教的善惡二元論，接受一個全知、全能、至善的上帝，同時又能解釋人類一切苦難和不美滿的源頭，於是原罪論便被反覆討論來解釋從亞當夏娃的墮落到基督救贖的歷史鴻溝。其次就是處理性慾的罪性與繁衍後代責任之間的矛盾（這影響日後密爾頓反對奧古斯丁的觀點），當中關乎亞當夏娃因為吃了分辨善惡樹的果子而雙眼明亮的描述。然而創造人類之初，上帝讓亞當對着飛禽走獸加以命名，也向夏娃指着分辨善惡樹，囑咐他們不可吃其果實。那麼吃了分辨善惡樹果後，眼睛明亮又是怎樣一回事呢﹖奧古斯丁的解釋是他們看見了自己的生殖器官。換句話說，這種分辨善惡的道德，就是對於自己身體的認識。作為現代人，我們都明白，所謂的「性」（sexuality）其實也是我們對身體的知識和運用。然而根據他的想法，人體原來必定不是為了肉體愉悅而創造的，他在反駁被視為異端的伯拉糾的時候，更推論說正因為亞當夏娃都犯了罪，令後世所有男人的陽具都會勃起！

對於亞當夏娃故事的解讀，第二個惡果就是對女性地位的貶低。當初正因為夏娃引誘亞當吃禁果，所以更易犯罪的是女人。已婚的二世紀神學家德爾圖良（Tertullan）論到女性時，曾說「妳們難道不知妳們每個人裡面都有一個夏娃﹖」並把女性稱為「魔鬼的大門」、「禁果的啟封者」，在奧克斯丁的年代，終生未娶的耶柔米（Jerome）甚至鼓勵一位叫瑪榭（Marcella）的女士﹕「一個擺脫婚姻枷鎖的女人只有一個責任，那就是繼續當寡婦。」

即使到了今日，也很難爭論亞當夏娃的故事與及他們墮落的意義是否真實的歷史事件，因為這關乎一個信仰，而信仰關乎我們接受事實的取態。換句話說，如果我們所聽聞而得知的事件符合我們的信仰，或一般現代人會說的信念和價值體系，那對我們來說該事件就是事實，相反就是信史或虛構。晚期羅馬帝國至早期中世紀的史家，如《教會史》作者凱撒利亞的尤西比烏斯或《英吉利教會史》作者比德，也往往視聖經所講述的一切故事為史實，即使到了今天，一些有信仰的科學家仍試圖找出挪亞方舟的證據。我們不必去證實其真偽，因為神學歷史和史家或一般人意義上的歷史不同。關鍵是不同時代的人怎樣看創世故事，不同時代的知識或文化背景正在影響他們作出判斷，而這一點正是葛林布萊要在書中揭示的問題。

葛林布萊號稱「新歷史主義」文學評論家，而歷史主義的視角向來就對準不同時代的思想或價值共性，而不同時代的思想家、作家或藝術家所探討的是課題是甚麼。所以這與其是一部關於阿當夏娃故事的歷史，不如說是一部關於這故事的接受史，或更準確點說是不同時代對這個故事的詮釋。即使我們把阿當夏娃當成歷史來看，不同時代對同一歷史事件也有差天共地的解讀。這類說法或許有相對主義之嫌，沒錯，到了我們這個年代，一切真偽在人們認知的位置上不再牢不可破。然而，正因為曾有一千年的時間，西方社會對這個故事深信不疑，以致造成許多女性的悲劇，與及整個社會對家庭關係和性行為進行束縛。一個「歷史事件」竟然能夠束縛無數人的行為，若不提及其宗教背景，總教人覺得不可思議。

但亞當夏娃犯罪、聖母無玷懷孕和耶穌被釘十字架恰好構成一對初始墮落的男女和一對拯救世界的母子形象，對於着重將寓意圖像化的中世紀藝術而言，更是一種經常被提及的對稱關係。從晚期羅馬帝國的棺槨上，到文藝復興大師如丟勒的鐫刻板畫裡，我們都能找到亞當夏娃這對男女，他們有衰老、臃腫的身體形象，這暗示着他們被逐離伊甸園且不得永生。還有大家都津津樂道的問題，那就是他們的生殖器官上總被一些枝葉掩蓋着。十五世紀意大利畫家馬薩喬（Masaccio）的壁畫《放逐》，畫中亞當夏娃的陰部位置在十七世紀被後人畫上無花果葉，要不是上世紀八十年代被移除的話，我們大概不會知道這位畫家的勇敢。

但最著名的例子是德國畫家丟勒，他所做的銅刻版畫《人之墮落》，讓每個人都可以一睹上面描繪的亞當夏娃形象，因而對西方社會影響深遠。在一幅完成於製作版畫前一年（1503年）的裸體自畫像中，丟勒全身肌肉緊繃，神情嚴肅。葛林布萊說直至二十世紀維也納畫家埃頁．席勒的自畫像為止，都沒有出現過這樣的同類作品。關鍵是丟勒自視為亞當後裔的信念，及因此衍生出嚴格審視自己身體的想法，以及尋求最完美地重視亞當身體的雄心，他千方百計在意大利尋找身體比例完美的雕像（這在當時是商業祕密），要把最原初男人和女人的身體重視出來。

與這些神學家、藝術家相比，密爾頓畢生對亞當夏娃的解讀更耐人尋味。密爾頓生於充斥着宗教衝突、派系傾軋不絕的十七世紀英國。《失樂園》的主題很簡單，就是人不服從上帝的命令，被路西法化身的蛇引誘去吃禁果，故而失去了樂園，並因而引起上帝及撒旦大軍的大戰。密爾頓在莎士比亞、馬羅等作家以後出生，然而其不吝筆墨書寫創世故事的雄心，不禁令人猜測其性情，是否亦如奧古斯丁般刻板古怪的神學家。葛林布萊說，密爾頓在唸書時故意保持貞潔之身，以標示與當時大學生放浪形骸的風尚大異其趣，甚至婚後多年仍無任何性行為。我們能否用尼采的「不合時宜」來形容他對婚姻和性的態度呢﹖

密爾頓肯定讀過奧古斯丁：這位天主教道德傳統的奠基人，因為世人的性愛既有繁衍後代的目的，就主張天國的性愛沒有性興奮（大概不需要肉體上的愉悅）。密爾頓對這些觀點嗤之以鼻，他在《失樂園》中描寫亞當夏娃在天堂裡歡愉的做愛，並賦予亞當夏娃有血有肉的個性，而不是像奧古斯丁般用譴責的目光看待他們。學問淵博的密爾頓，也許還看過當時法國的寓言詩和亞當劇，而且並沒有像後者般醜化女人。在今日的讀者看來，《失樂園》着力描寫亞當夏娃的純真，這或許是對人性的重新肯定。

這是一個值得深思的「文本對話」。密爾頓與其同時代人約翰．洛克，都以清教徒目光讚美自然狀態下受造的人類，以反對承襲自奧古斯丁理論的天主教傳統觀念，即認為生而為人即預定有罪，必須向所有人宣揚信仰（這也是殖民者迫令美洲原住民改宗之一理由），讓其得到救贖。但奧古斯丁和密爾頓都有一個共通之處，那就是他們都借闡述或解釋創世故事來加強自己的宗教觀點，所以他們不會懷疑亞當夏娃故事的真確性，直到最後達爾文的演化論，向整個基督教思想予以狠狠一擊⋯⋯

千百年來，對創世故事抱質疑態度的大有人在，然而這等於把整個基督教連同西方社會道德基礎一併連根拔起，在「墮落／救贖」的穹頂式歷史主題底下，拆解創世故事也就等於否定救贖的意義。在十七世紀，出身馬拉諾家庭（Marrano，即逐出西、葡兩國的猶太人後裔）的質疑者佩雷爾（Isaac La Peyrère），就發現墨西哥古代阿茲台克祭司的歷史文獻比聖經上記載的亞當生卒年份更悠久，於是寫成《前亞當人》（Pre-Adamites）一書，從歷史真偽考證發現聖經沒有提及拉美殖民地的古老歷史。即使不是因為達爾文提出人類演化自靈長類動物（至今仍有很多很多基督徒，無法接受「人類的祖先是猿猴」的說法），單就比亞當夏娃更古老的先民與現代人一樣要承受生老病死這一點，就足以質疑基督教信仰的歷史真確性了。

佩雷爾的論點建基於先肯定歷史上真有亞當夏娃其人，然後從美洲考古發現中證實先於亞當夏娃就有人類出現，作者發現這種類似「多元發生論」（polygenesis，指人類出現的源頭不止一處）的論調容易證成種族主義（如指黑人和美洲原住民並非源於基督教的亞當夏娃譜系，因而視為次人類）的假想。但是佩雷爾也不肯否定亞當夏娃的故事，日後法國啟蒙時期的哲學家培爾（Pierre Bayle）和稍後也更有名的伏爾泰，就對亞當夏娃的故事提出了更明顯的懷疑態度，然而直到達爾文以物種起源論發動沉重一擊，變相將亞當夏娃故事丟進歷史故紙堆以前，不曾有人試過真正撼動過這一神話，大家先是圍繞在應該把它當成一個隱喻抑或史實來看待的前題下，去探索人類的起源問題。葛林布萊的著作，反而道出人類起源問題在猶太—基督宗教中的關鍵地位，教條主義者認為必須像對待人類道德準繩一樣嚴肅看待它，一旦他們對於人類起源的說法被推翻，整個宗教和信仰體系都會土崩瓦解。

亞當夏娃故事的興衰，也挑戰某些堅認真探究「人類起源問題」的人的信念。當然，我們也會爭論說，亞當夏娃故事是屬於宗教範疇的，演化論和DNA演變是屬於科學範疇的。但如果我們借用實證主義鼻祖孔德的三段階段論，這不過是人類社會知識從神學階段，中經形而上學階段，轉變到實證科學的階段而已。又或者，如果我們將對於人類起源的說法，視為不同時代的意識型態，那不同時代人們對於其起源的觀念，都不啻是處於柏拉圖式洞穴內的神話臆測，我們仍未觸及真相。

作者和我們都很清楚，目前的考古科學發現，基本上推論人類祖先是來自非洲的類人猿，就像Lucy和她的同伴那樣生活。然而基於歷史主義的猜想，我們能否預見有一天，Lucy的故事就像亞當夏娃的故事一樣，被另一個關於人類起源的故事無情地淘汰，然後我們又再把那個「新」故事奉為歷史的圭臬？我們必須感謝千百年來不少才智之士為了一個觀念而作出許多看似無意義的爭論，甚至為此而丟了性命，不管他們做的是製作神話，抑或是拆解神話，他們奮鬥的過程本身就是一個漫長而可歌可泣的神話，值得後世讀者去閱讀，甚至評述。然而葛林布萊指出「亞當夏娃故事」源於「吉爾伽米什」，對我們仍有一定的意義的﹕這表明了最古老的人類對於時間的概念往往只有一個歷史的當下（即使是一闕神話史詩，也清楚描繪了當時的城邦背景），他們對於人類起源是毫不關心的，也許對於工商業蓬勃發展的蘇美爾文明來說，這也不是最重要的。現代實證科學即使推翻了亞當夏娃的故事，但有一點與猶太—基督宗教仍是相似的，那就是對於起源問題的執着。這或許也是我們的「祖先」吃了知識樹果子的惡果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