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從甚麼時候，谷崎潤一郎的《陰翳禮讚》成為了西方世界對日本美學的一次窺探。他們如初次登堂入室，走進了日本傳統房舍：從趟門上的門紙，到庭園的茅廁，谷崎潤一郎將日本傳統之美，與西方現代的方便作比較，道出了他心中的一些隱憂。
西方人對日本文化具濃厚興趣，便樂於把這本有數落﹑教訓他們文明之嫌的著作翻譯成他們的語言。一扇紙拉門不應鑲嵌玻璃；木製廁所比瓷磚好。畢竟，西方人都知道何謂玻璃何謂瓷磚，這是他們嘗試通往日本文化的一途：那怕是批評和比較？
然而，谷崎竟要把平安時代的《源氏物語》以現代日語重寫，想要把古典日語的世界重現於現代，哪就不是矛盾極了？要提到《陰翳禮讚》，是因為這實在讓人不解。一個對日本傳統文化推重崇敬，對現代舒適帶輕視的文學家，是如何接受《源氏物語》現代日語化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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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島由紀夫就曾經說：「現代日語化有一個問題。在原則上，我絕對是抗拒把經典現代化……但如果那是《源氏物語》，那麼，大概就是算是個例外。因為它實在是太艱澀，不是嗎？」[1] 三島由紀夫本人也對《源氏物語》有深入的了解，他不但寫下了廣為人知的能劇劇本《源氏供養》，另外，在他的《五個現代能劇》裡，其中一個就是以光源氏妻子的故事為藍本的〈葵上〉。以葵上這個角色為依據的能劇，自室町時代便有了，三島主要是透過近似西方戲劇的形式，重現劇作──這顯然算是現代化的一例。
在《源氏物語》成書後一百年，市面上便流通了好幾個版本，至於哪一個才是紫式部的第一手的原文，無從追溯。或許，對當時的人來說，都無關緊要。到了江戶時代，名劇作家柳亭種彦甚至根據著作而寫成《偐紫田舎源氏》，把《源氏物語》的時序線重置在室町年代，又再當中的和歌改成俳句，內容更是通俗化，帶情慾意味，還請浮世繪大師歌川国貞配圖。[2]
而說到和歌，話題便正式展開。日本現存最早的和歌集是《萬葉集》，收錄了由四世紀至八世紀近五千首長歌，當中的好些取材於民間故事和傳說，最為人熟悉之一的，應當是卷十六第三七九一歌中的〈竹取翁〉。這個關於一老翁上山採竹，發現天女輝夜姬的歌曲，便是後來的《竹取物語》的原型。
《竹取物語》的創作年份跟作者都不詳，但可以肯定的是，它要比日本所有的物語要早。有學者認為，《竹取物語》是其後所有物語書寫的始祖，其結構是一切物語或寫作的創作藍本。[3]
《源氏物語》自然也不例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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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和歌到物語，作者本來就是一個極為抽象的概念──《萬葉集》有一半以上作者不詳，它們就似是民間故事，說不上有一個明確的作者；最多，就有一個人把故事潤飾一下，完完整整地寫下來。
雖說《源氏物語》的作者是紫式部，但活字印刷術要到十六世紀才傳到日本，[4] 在此之前，大部份著作都是靠口耳相傳和手抄的。就如大部分古典著作一樣，在一邊大聲朗讀和抄寫的過程裡，讀者的意識便悄然介入文本。[5]<./sup>根據如此思路，把《源氏物語》從古典日語重寫成現代日語，或許說不上是對原作的貶抑？
但問題是，新譯本的出現，除了舊語新譯，還把故事的整個敘事方式改造了。 正如大部分西方學者所稱，《源氏物語》為「歷史上第一部小說」，現代人似乎無可避免地以小說的方式去理解這部經典著作。又或者說，當谷崎潤一郎等人把《源氏物語》的古典日語原文重寫成現代日語，他就成了新舊言語之間的一道橋，在想要把古典美重新呈現的同時，他亦以現代的審美重新為古典下了定義。
這向來是翻譯的大問哉。按一些哲學家的想法，被翻譯的原文並非一個閉合的﹑不受影響的本體：當它被翻譯成另一種語言，它就必然地被外來的目光詮釋了一遍。又或試想想，當年的英國宗教改革者約翰．威克里夫（John Wycliffe），和捷克宗教改革者揚．胡斯（Jan Hus），把《聖經》從大眾讀不懂的拉丁文翻譯成日常用語，卻馬上遭受到羅馬教廷的極力反對，原因何在呢？
不是別的。羅馬教廷畏懼伴隨翻譯而來的詮釋問題。
畢竟，古人早就作古，我們只是嘗試用一面鏡去反照古人的世界而已。幸好的是，《源氏物語》的新譯問題遠不如《聖經》的翻譯與新譯般複雜（最少用不着喊打喊殺）。一些學者擔心的是物語式敘事的消亡。更不用說，有不少人還會以為，把《源氏物語》視為歷史上第一本小說是對其價值的提升；實情為，這是一個「反物語性」的過程。[6]
專門研究平安文學的學者秋山虔認為，要把《源氏物語》重新翻譯，亦是無可口非；但新譯注定無法把原文完整地傳遞，甚至乎，嚴格地說，每一次新譯都是一個文本創造的過程。也就等於說，《源氏物語》新譯，其實都是《源氏物語．副產物》。[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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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以上各種，總讓我想到意大利作家卡爾維諾（Italo Calvino）。
一來，他本身也研究民間故事。受結構主義者普羅普（Vladimir Propp）的《故事形態學》（Morphology of the Folk Tale）所啟發，他曾經花三年修編《意大利民間故事》（Italian Folktales）。
在文學理論文章〈控制論和幽靈〉（Cybernetics and Ghosts） ，卡爾維諾以「一切都由部落中第一個說書人開始」這句說話展開討論。沒錯，一切都先由部落中的一個人展開：先是心靈，繼而轉化為聲音，其後是文字。日本的故事建構自然也是如此，前是口耳相傳，而最早的神話傳說材料《古事記》也是配合漢字讀音寫成的；其後《源氏物語》和《今昔物語集》等著作，便發展成以漢字輔以平假名或片假名書寫，都是讀音上和傳達上的考慮。在文章的最後，卡爾維諾進一步探索所謂故事的作者，又宣稱：「文學的建構過程已變成碎片與重組；文學生命的決定性一刻，綁定在閱讀的活動上。」[8]
要提卡爾維諾，是因為他對現代小說與傳統民間故事的看法。西方的現代小說是由中世紀的民間故事書寫漸漸發展而成的，既然民間故事是多個作者共同建構出來的，為何小說就不是呢？從日本古代的物語書寫，到現代的新譯，彷彿也有相同的內在邏輯：不但翻譯的人是新文本的作者，其實每一個讀者也可以是。
也就是，對於《源氏物語》的作者權與詮釋權上，問題並非在於物語與現代小說的區分之上。
而對筆者而言，要弄清《源氏物語》的新譯與詮釋的問題，主要是它所伴隨的權力與意識形態價值。近年，一些女性主義學者開始研究《源氏物語》的女性書寫，試圖以文本的建構方式，和當中的一些情節繫到女性主義。然而，搞清了物語時代的書寫，或會發現學者們的理論或有不一致的地方，以致到最後只是拿了《源氏物語》之名建構理論。
但因篇幅所限，只好下篇再試着絮說……
注釋
[1] 筆者譯自Yukio Mishima and Harumi Setouchi, “Genji monogatari to gendai,” in Hihyō shūsei Genji Monogatari, ed. Akiyama Ken, vol.3 (Tokyo: Yumani Shobō, 1999), p. 177.
[2] 這裡感謝日本友人的指點。
[3] Tsvetana Kristeva, “The Pattern of Signification in the Taketori Monogatari: The ‘Ancestor’ of all Monogatari,” Japan Forum 2(2), 1990.
[4] 張樹棟、龐多益、鄭如斯，《中國印刷通史》（台北市：財團法人印刷傳播興才文教基金會，2005），頁 422。
[5] 見Jonathan E. Abel, “Translation as Community: The Opacity of Modernications of Genji monogatari,” in Nation, Language, and the Ethics of Translation, eds. Sandra Bermann and Michael Woo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150. 另見Michael Emmerich, The Tale of Genji: Translation, Canonization, and World Literatur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pp. 10-17.
[6] 見Jonathan E. Abel, p. 152
[7] 同上。
[8] 見 Italo Calvino, The Uses of Literature: Essays (San Diego: Harcourt Brace, 1986), p. 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