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成終於一世。改元並無實質意義，因襲年號述史，純粹因平成伊始（1989）與冷戰結束、五五年體制崩解（1993）以及日本經濟泡沫爆破（1992）大致重疊，而後三一一地震時期則象徵1970年代中期以來日本型工業化社會的積弊爆發。「失去的二十年」（三十年？）其來有自，平成史要從昭和史說起。
昭和史
當我們談論昭和，究竟是談論哪一個昭和？根據日本社會學者小熊英二，當代日本人講起「昭和時代」，一般泛指確立於1975年前後的「日本型工業化社會」[1]，而非戰前、戰時或戰後高速增長時期。所謂「日本型」，意指保守主義與自由主義的混合體：自由主義強調自由市場及個人責任，低稅負小政府，福利止於弱者救濟；保守主義則重視家族、企業、行會及地域等共同體，福利制度建基於組織，亦旨在保障維繫組織。小熊英二認為，日本向來存在兩重世界：公務員、大企業正社員、農民及自僱人士大抵屬於保守主義領域，中小企乃至非正規雇用職員（諸如兼職、外判、臨時工）則相對接近自由主義世界。1979年政府提出「日本型福祉社會」的願景──「以個人自助努力加上家庭鄰里與地域社會的關係為基礎……憑自由經濟社會的創造力及原動力走出我國獨特的道路。」[2]──就是明確例子。
所謂日本型社會的出現，多少是由國際環境塑造。1973年及1979年兩次石油危機造成全球發達國家經濟衰退，滯脹之下，歐美等工業強國失業率急升，期間日本雖然同見生產總值回落，高速增長時期告終，失業率卻能維持於相對低水平，製造業就業人數更先跌後回升，「日本第一論」、「日本例外論」一時甚囂塵上。然而小熊英二指出，日本並非有何特別優越模式，事實上，第一次石油危機後，日本便步歐美後塵邁入後工業化，企業界亦開始推行自動化，之所以製造業就業人數下跌而失業率不增，主因在於有女性、青年、中小企及非首都圈地區之類「弱環」吸收震盪，將問題「邊緣化」：例如企業裁員往往先從女性著手，而製造業大企業外判予地區中小企的工廠員工以低薪臨時工及兼職為主，當中又以女性居多，一旦解雇通常轉職家庭主婦，退出勞動市場，流失因而未反映於失業率上。1960年代後期，日本婦女勞動人口多達一千六百萬，高於專業主婦[3]，至1975年卻錄得歷史新低，同時專業主婦人數創下歷來最高紀錄，可見一斑。
經濟結構弊端初現，加上公害、安保條例、學運及女性運動等議題，在野黨如日本共產黨及社會黨於1972年眾議院選舉聲勢壯大，開始威脅自民黨的統治地位，不過情況未算嚴重：一來緊接高速增長時代，社會普遍洋溢樂觀情緒，根據1973年總理府調查，當時自認為「中流」者佔人口九成以上，可謂從意識上成功實現「一億總中流」[4]；二來借助於高速增長時期相對平等的收入分配，大眾消費社會得以建立[5]，即使受七、八○年代一連串事件刺激通脹影響，置不起業但仍負擔得起家電、汽車等中產消費品，不滿有限；三來示威運動的主要成員來自學生及主婦，學生畢業投身社會自然遠離學運，而只要維持到大企業男性正社員的就業率，足以養家活兒，團塊世代也就得過且過。
就社會經濟結構性問題，自民黨提出的日本型工業化社會不過是應急之法，無助根治弊端。一方面提倡「日本式經營」，講究論資排輩（「年功序列」）的正社員終身雇用制，政府僅僅提供失業保障而非轉職訓練，結果促成企業僵化，加劇「會員制社會」的惡性競爭，而大企業終身僱員佔全體勞動人口不過一成（1970年），收入差距注定擴大；另一方面對非正規雇用強調彈性，加上1980年代以來的各種規制放寬，導致城鄉差異惡化之餘，又滋生大批派遣員工、外判臨時工及自由兼職者（フリーター）等低薪族，埋下社會不均乃至階級固化的根源；諸如將正社員配偶納入三號受保計劃（毋須繳交保費），確實有助維繫家庭價值，對單身女性或單親家庭經濟困境卻無著墨；拖延改革國民年金制度，按傳統思維推想長者有兒孫供養，無視非正規雇員及獨居老人容易陷入退休財困，單靠微薄年金（每月約六萬日元）並無助解決老人貧窮問題。
日本型工業化社會奉行保守主義之處，結構性改革遭延誤，自由主義政策又進一步擠壓弱勢社群。表面上延續到優勢，但正如傅高義於1979年著作《日本第一》（Japan as Number One）終章指出，東亞各新興國工業群起競爭，必然不利日本依靠密集勞動型產業帶來的生產增長；人口老化漸成趨勢，終身雇用制企業人事成本將愈來愈高；弱勢低薪族如女性、青年、中小企及合約勞工一旦遇上經濟不景，將率先被犧牲；經濟大餅縮小，無法滿足各界，又會帶來政治不穩；「成功之後，日本模式能否存續？」[6]踏入平成，國內社會及國際大環境轉變之下，日本型工業化社會機能不全之窘態便逐漸呈現。
平成史
平成伊始，挑戰即接踵而來：冷戰秩序終結、泡沫經濟爆破、後工業化加劇、高齡化少子化（1989年低出生率「一．五七衝擊」）等等。總括而言，平成一世並無解決繼承自昭和時代的社會弊端，對新問題亦未提出有力回應，小熊英二以「拖延」（先延ばし）與「被遺漏者」（漏れ落ちた人びと）概括平成歷史，日本型工業及福祉制度的陰影依然籠罩社會。
後工業化
1970年代兩次石油危機重創全球經濟，出口商品備受打擊之下，日本開始另謀出路，以擴大內需抵銷出口量低迷，尤其倚賴大興土木。諸如田中角榮任內（1972–1974）倡議的「日本列島改造論」因地價過熱及通脹急現而一度胎死腹中，及至1985年美日廣場協議，日元被迫急劇升值，兩年間由一美元兌二百三十八日元升至一百二十二日元，匯率高企，資訊科技逐步成熟，加上台灣、韓國、菲律賓等亞洲多國陸續民主化，加入全球化製造業競爭浪潮，工廠持續流出國外，建造業於是擔當起振興日本經濟的橋頭堡。例如1990年前後日本製造業的海外生產率約為六％，2000年代初攀升至15%；而海外直接投資率亦見大幅增加，例如日方對韓國的投資額由1985年一百二十二億美元急增至1989年六百七十五億，泰國經濟自由化後，日方投資額於一九八四年至八九年間更是飆升十倍。[7]
製造業一度為日本帶來高速增長及全民就業，亦是生產效率成長的主要來源，直至2000年代中期的溫和經濟復甦依然仰賴製造業的出口增長──派遣員工貢獻不少──尤其倚重中國進口（2004年起中國超越美國成為日本最大貿易夥伴）。[8]考慮到經濟利益，日本外交國策亦不可免於後工業化趨勢影響。與中國交好則會得失美國，而至今日本尚未建立起亞洲區域合作體系（TPP成功與否還是未知之數），反映日本仍受制於美國主導的「擬似冷戰體制」，未能適應全球化與後工業化的轉變。[9]
產業轉移
同一時期，日本建設投資額由1985年約五十兆日元攀升至1990年八十三兆日元，期間東京灣跨海公路、灣岸開發（幕張新都心、臨海副都心、橫濱港未來 21、千葉新城等）、關西國際機場、大阪科技港之類大型基建計劃著手動工；1989年建造業公司約有五十萬九千間，十年內增加約十萬間；1998年，建造業就業人數佔整體勞動力一成有多，兩倍於1956六年數值，冠絕一眾富裕國家。[10]擴大內需的另一面是刺激消費，包括國內旅遊業、文化產業。1987年起十年間，全日本有六百萬公頃土地（相當於國土面積的16%）用於開發為高爾夫球場、滑雪場一類渡假場所，而今天日本美術館、文化館到處林立的現象，亦是確立於1980年後半：1987年至1999年間，日本全國文化會館增加約一千所，美術館從三百七十九間增至九百八十七間，博物館則增幅逾倍，多達五千一百○九所。[11]過度依賴建造業容易促成土地投機，難以持久，服務業則屬於低薪酬低技術工種，增長率遠遠不及製造業，兩者皆難以維持舊來社會的榮景。面臨後工業化與產業轉移，日本型工業化社會的配套只會加劇原有分配不均的現象，已經不合時宜。
泡沫爆破
自民黨政府以低利率刺激投資，雖能維持經濟增長率（1975至1991年間日本國民生產總值平均為4%），但亦釀成泡沫經濟。鑑於地價及股價已然過熱，大藏省由1989年起逐步加息，將借貸利率由2.5%提升至6%，結果不出一年，日經指數由四萬點急降至兩萬點，不少地產公司陸續破產，影響逐漸擴散至各行業，到1992年日經跌至一萬四千點，大藏省方才下調利率救市，但因銀行已累積過多壞帳，貨幣政策再寬鬆亦不願借貸，因而窒礙經濟數據復甦，開啟了第一個「失落的十年」，1990年代經濟增長率平均僅得1.4%。市況不景，企業緊縮開支，減少聘用新血同時遣散非正規員工，剩餘工作量則由現役正社員加班分擔，當時冒起的「社畜」、「過勞死」問題就暴露出日本型工業化社會在經濟衰退面前的脆弱。改革呼聲高漲，泡沫經濟爆破翌年選舉，自民黨議席不過半，在野黨聯合政府上台，細川護熙組閣，結束自民黨連續三十八年執政的「五五年體制」。
政界混亂
五五年體制之下，自民黨一黨獨大，黨內又分寡頭派系，例如田中角榮內閣任期雖然不過兩年，但田中派則把持日本政局近二十年，層級架構導致黨內難以出現改革（譬如政治黑金問題），而按門閥及年功序列的分贓政治又引起黨內少壯派不滿。田中角榮死後，自民黨派系分裂，黨內異見分子如小澤一郎與細川護熙趁1993年大選乘勢而起，各自吸納自民黨黨員另組新生黨及日本新黨，最終反撲成功。細川內閣任內實行「政治資金規正法」，改以政黨補助金協助無派系黨員參選，並將選舉中選區制改革為小選區制，小選區每黨公認僅有一人參選──同黨之間「鎅票」只會助長敵黨──如此黨員大可毋須依附門閥出選。東京大學先端科學技術研究中心政治學副教授菅原琢指出，一黨獨大制崩解之後，日本政黨便一直歷經「再編」（party realignment）及「脫編」（party dealignment），黨內派閥弱化，以致政界難以出現典型的兩大黨局面。此外，小選區制帶來一批無派系黨員同時，由於不受政黨拘束亦不以政策方針為本位，開始出現以政客個人為中心的離心勢力，除非領袖強勢（例如小泉純一郎和第二任安倍晉三），否則難以避免議會對內閣的攻訐，諸如「加藤之亂」、「麻生包圍網」、菅直人為避過不信任動議而向黨內承諾有條件辭職，促成一個又一個短命政權，嚴重打擊國民對民主選舉的信心。[12]
消費主導
1990年代經濟下行，細川護熙內閣為籌措資源支援既有福利，打算廢除消費稅，另立稅率7%的國民福祉稅，遭聯盟內部反對，細川辭職，社會黨村山富市接任，將消費稅由3%調升至4%，間接促成社會黨解體。2008年民主黨鳩山由紀夫提出四年內不上調消費稅的競選承諾，結果大勝，及後繼任者如菅直人與野田佳彥卻重提消費稅，相繼政治自殺；即使人氣高企如安倍晉三，亦多番押後消費稅上調時間表。消費稅是敏感話題，原因之一當然是日本已成為消費社會。1985年起就「円高不況」問題，首相中曾根康弘宣稱正好「一人買一百美金舶來品」，便象徵日本正從偏重製造業過渡至消費主導社會。廣場協議以來，政府陸續廢除大店法、煙酒專賣、價格管制、舊糧食管理法等保護中小企的措施，乃至1996年孫正義以「價格破壞」普及互聯網的使用及近年TPP的倡議，均反映出社會側重消費者利益的趨勢。事實上，民主黨1998年首屆統一大會就宣稱代表「排除於官僚保護主義的既得利益以外之生活者、納稅人、消費者的立場」。在後工業化時代，比起勞動者、生產者，日本人──特別是都市居民──更傾向界定自己為消費者，然而消費者與生產者的關係並非民粹二元對立能夠總結，廢除保護措施亦不無後遺，日本各地中小企聚集的商店街在大店法廢除後成批倒閉，便是一例。
福利不公
消費稅作為支持福利制度的手段，往往是政客妥協的結果。「日本型福祉」的養老金制度之下，國民年金（覆蓋所有國民）加上厚生年金（限於企業正規雇用員工）或共濟年金（適用於公務員）固然足夠（每月共約十五萬日元），然而單靠國民年金（每月約六萬日元）則難以維生，而企業年金又按正規與非正規員工身份劃分為界定利益（defined benefit plan）與界定供款（defined contribution plan），前者照年資及薪酬定額分發，後者相當於強積金，退休所得相對浮動，非正規員工乃至失業人士一眾弱勢社群的退休生活相當缺乏保障。調升消費稅多少是屈從於商界不欲增加企業年金費的妥協之舉，至於小泉純一郎任內的新自由主義政策（譬如2001年引入界定供款制），則是將問題轉嫁成個人責任（投資理財），加劇聘用條件的貧富差異。民主黨內閣起初提倡社會保障「一元化」，改行全民基本保障，消除日本型福祉制度的不公現象──例如2000年代中期「三號受保者制」對大企業員工配偶（專業主婦為主）的補助金額高達一兆三千億日元，同一時期，單親母子家庭近半陷入貧窮，而日本政府的介入措施竟導致兒童貧困率惡化，為發達國家之中絕無僅有[13]。議案遭自民黨反對之下未能通過，而其他社保政策如兒童津貼又停留於入息限制式弱者救濟，最後唯有重回提高消費稅的老調。法政大學社會學教授仁平典宏就以「商品化」（支付能力原則）／「脫商品化」（利益原則）形容平成時期新自由主義與昭和時代日本型生活保障底下生產模式的拉鋸。[14]
會員主義
社會保障制度改革不成，固有的不平等愈見惡化，甚至造就階級社會。1970年代有所謂「一億總中流」的說法，如按後續調查，自覺屬於中流（中上至中下）的比率四十年來其實變化不大。[15] 不過社會學家吉川徹指出，1975年至1995年間數值表面穩定，但職業、學歷及收入逐漸滲入階層意識，由起初影響微弱，到後期則成為階級認同的關鍵。[16] 關西學院大學社會學部副教授貴戸理恵認為，日本自高度成長期以來一直奉行「會員制主義」，由學校與企業擔任樞紐。由於日本並無統一考試，大學各自設入學試，企業難以評估畢業生成績，唯有倚重教育機構的口碑。[17] 學校負責出口企業人才的組織，為品質管理把關，企業反過來又重視學歷，結果「學校與企業過分成功」[18]，學生只顧考取名校及大企業的「會員資格」，又造成「教育及工作內容空洞化」。[19] 會員制主義仰賴「學校 >> 企業 >> 社會」的扣連關係，但當泡沫經濟幻滅，終身雇用大減乃至成為世代體驗，會員資格的權威動搖同時，同儕競爭亦更形激烈，日本大學生一般畢業前一年便已開始求職，期間往往荒廢學業，而一旦錯過招聘期仍未能成功入職，可能又要再等一年。由於企業傾向延攬新生，不少求職失敗者索性放棄正規勞動市場，成為自由工作者，而企業又鮮少聘用轉職者，令被遺漏的一群難以翻身。直至2017年，日本跳槽人數達三百萬以上，但仍不到整體勞動人口的5%。
底層階級
隨着社會不均擴大，階級亦呈現固定化趨勢。社會學家橋本健二將當代日本社會劃分為五個階級：資本家階級、新中產階級（受薪的管理層、專業人士、高層職員）、勞動階級（受薪勞工）、舊中產階級（自雇人士、家族經營者）以及「階級以下」的底層階級（Underclass；兼職主婦除外的非正規勞動者）。據2012年統計，底層階級人口由2002年六百九十一萬劇增至九百二十九萬，比舊中產階級八百餘萬人更多，佔全體就業人口近15%，亦是五個階級之中唯一激增的階級，主要從事體力勞動及服務業，平均個人年薪僅得一百八十六萬日元，屬於極低水平，其中近半女性陷入貧困。[20] 有學者如湯淺誠主張問題不在不均而在貧困，但據橋本健二分析2015年統計指，階級世襲率於平成年間愈見攀升，與父親隸屬同一階級的資本家佔四成，新中產階級與勞動階級比例相約（分別為57.4%及55.6%），舊中產階級則相對流動（22.3%），階級移動主要流向新中產階級及勞動階級（各佔三成多），反映日本正由「格差社會」（相對流動）演變為「階級社會」（相對固定）。[21] 社會向上流動亦見停滯，新中產階級條件相對優渥，其中亦僅有2.3%晉身資本家階層，勞工階層於1995年後亦呈固定化趨勢，[22] 呼應學者山田昌宏所謂「質的差別」，亦即單憑個人努力無法彌合的差別與隔閡。[23] 由1980年代中起，非正規雇用開始擴大，僱員由1984年佔整體勞動力15%，急升至2008年35%。金融海嘯引發的新年派遣村事件促使民主黨政府提出改革方案，但在自民黨反對下，依然容許製造業實行非正規聘用，純粹禁止三十日內的短期契約，以及引入非正規僱員轉升正社員的機制，改革成果有限。[24]
地域差異
除階級、職業、學歷、性別之外，日本的社會不均亦體現於地域差異。中央大學法學部政治社會學教授中澤秀雄指出，自1970年代田中角榮提出「土建國家」（開發主義）構想以來，日本中央政府對其他地域一直奉行「風險補償政治」，例如「電源三法」以補助金換取東北地區興建核電廠為首都圈及工業地區提供電力，又或是1980年代津貼開發全國觀光場所，大量公共事業津貼不但造成地方政府過度依賴中央，陷入長期債務同時失去「內發」活力，亦加劇地區失衡，就業人口變成以公務員及建造業為主，而外來補助對地區企業又無太大裨益，譬如柏崎刈羽核電廠建設對當地企業的帶挈，不過是一部自動販賣機的訂單。[25]若說昭和時期政府仍然以「空間凱因斯主義」的修辭掩飾城市獨大的方針，平成年間則是公然倡導「都市圈立地政策」，完全放棄「國土均衡發展」願景。1998年大批自民黨議員指責補償政治不公，批評都市納稅人的稅金過度流入其他地區，該年所提出的「二十一世紀國土總設計」和2008年的「國土形成計劃」明白指出：「大都會作為經濟活動與國際交流的據點，負責提供高端都市機能；其他地區則為大都市供給人材、食物、水和能源。」[26]產業空洞化及津貼開發失敗案例（例如北海道夕張觀光業）加劇鄉村人口流失，加上高齡化少子化，「地方國」與「東京國」之間的發展差異愈來愈大。三一一地震之後，地域不均問題將愈來愈難逃避。
令和史
平成一世無法解決既有日本型工業及福利制度的積弊，現由令和接手。觀乎近年的趨勢，日本似乎有將問題「輸出」的傾向：年金制度改革不果，一批退休人士的養老金不敷應用，唯有移居海外退休，單計泰國，截至2016年已有八萬名日本長者落戶過老[27]；非正規雇用問題未解決，安倍晉三反而提案引入外籍勞工，近年不時發生來自發展中國家的留學生或實習生遭受盤剝的事件，例如有越南外勞被企業與中介誘騙到福島地區除污等等[28]。日本現有約一百二十八萬外籍勞工，而自2019年4月起，日本將於五年內接收三十四萬多名「特定技能」外勞。移民工人的「好處」除了低薪低要求，政府又毋須負擔其教育成本，而一旦失業或約滿回國，更可以將失業率「遣返」，省卻日本政府福利援助。吉見俊哉曾經預言，全球化與新自由主義體制一日存在，企業為求加強競爭力，正規與非正規雇用的矛盾將愈演愈烈，導致貧富差距日益擴大，令日本富裕社會最終趨於解體。「一個全社會的階級鬥爭的時代，或許正在捲土重來。」[29] 階級矛盾能否用外勞規避，福利不均又可否輸出國外解決，令和一代或者將有分曉。
注釋
[1] 小熊英二，〈総說──「先延ばし」と「漏れ落ちた人びと」〉，小熊英二編，《平成史》（日本：河出書房新社，2012），頁 32。
[2] 同上，頁 25。
[3] 呂美女，〈價值觀改變日本〉。取自天下雜誌：https://www.cw.com.tw/index.php/article/article.action?id=5038148，2019 年 4 月 28 日。
[4] 吉見俊哉著，李振聲譯，〈「失去的十年」間〉，《後戰後社會》（香港：中和出版，2017），頁 257。
[5] 武田晴人著，徐靜波譯，〈為何日本能夠實現經濟高速增長？〉，岩波新書編輯部編，《應該如何認識日本近現代史》（香港：中和出版，2017），頁 224。
[6]小熊英二，〈総說〉，頁 43–44。
[7] 同上，頁 47。
[8] Andrew Gordon 著，李朝津譯，〈日本的「失落年代」〉，《200 年日本史》（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4），頁 434-435。
[9]小熊英二，〈国際環境とナショナリズム──「フォーマット化」と擬似冷戦体制〉，小熊英二編，《平成史》（日本：河出書房新社，2012），頁 448-449。
[10]小熊英二，〈総說〉，頁 49。
[11] 同上，頁 46。
[12] 菅原琢，〈政治──再生産される混迷と影響力を増す有権者〉，小熊英二編，《平成史》（日本：河出書房新社，2012），頁 115–126。
[13]仁平典宏，〈社会保障──ネオリベラル化と普遍主義化のはざまで〉，小熊英二編，《平成史》（日本：河出書房新社，2012），頁 265。
[14]同上，頁 222。
[15] 橋本健二，〈分解した「中流」〉，《新・日本の階級社会》（日本：講談社，2018），頁 29。
[16] 同上，頁 32–33。
[17] 貴戸理恵，〈教育──子ども・若者と「社会」とのつながりの変容〉，小熊英二編，《平成史》（日本：河出書房新社，2012），頁 288–289。
[18] 同上，頁 315。
[19] 同上，頁 311。
[20]橋本健二，〈アンダークラスと新しい階級社会構造〉，《新．日本の階級社会》（日本：講談社，2018），頁 89–90。
[21] 同上，頁 126–127。
[22] 同上，頁 136–137。
[23]吉見俊哉，〈「失去的十年」間〉，頁 262。
[24]Andrew Gordon ，〈日本的「失落年代」〉，頁 444–446。
[25]中澤秀雄，〈地方と中央──「均衡ある発展」という建前の崩壊〉，小熊英二編，《平成史》（日本：河出書房新社，2012），頁 182-183。
[26]小熊英二，〈総說〉，頁 78。
[27] 金其琪，〈在養老天堂孤獨死去的日本老人〉。取自端傳媒：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60814-dailynews-japan-retiring-in-thailand，2019 年 4 月 26 日。
[28] 〈沒想到是去「除染」！一越南實習生的在日遭遇〉。取自日經中文網：https://zh.cn.nikkei.com/politicsaeconomy/politicsasociety/29501-2018-03-07-05-00-20.html，2019 年 4 月 27 日。
[29]吉見俊哉，〈「失去的十年」間〉，頁 2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