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四章，是香港浸會大學翻譯課程2017-2018年四年級同學必修科「跨文化研究與翻譯」的研究報告，得到本校全人教育教與學中心的教學發展基金支持，編輯成書，作為同學為社會生產有關知識之微懇貢獻。
2014年10月初，我照常回校上八時半的課，同學都在，我以為也是照常講課，但是話到喉頭，就是咽住説不出來，我實在無法把每年必講的經典題目向眼前的學生照常地又講一次，因為我開始懷疑，面對香港的新形勢和新需要，我一貫給同學講的，是不是真的能夠幫助他們面對未來的挑戰。
但做甚麽才能幫助同學面對未來的挑戰呢？恐怕老師做甚麽都無補於事，因為關鍵不在於老師能做甚麽，而在於同學能做甚麽。因此，我去年嘗試鼓勵「跨文化研究與翻譯」課的同學進行一整個學期的研究計劃，全班分成四組，每組鎖定一個香港非華裔社群為對象，對他們在香港的歷史和生活進行研究，以此作為他們認識香港多元文化的一個切入點。而且在研究之初，我們已經決定會將成果出版成書，因為我們堅信，大學生作為社會上新一代知識份子，不該只被動地接受資訊，而必須勤於找出事實、不怠思辯、主動地為社會生產知識。
也許，看到這裡，讀者會問：為甚麽翻譯課程的大學生要學跨文化研究？要研究香港的「少數社群」？我還是回到教育的初心：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翻譯作為一份職業，固然需要一套專門知識，這是每所翻譯訓練的場所都要照顧到的；但是大學不僅是一所職業訓練所，大學是提供教育──不僅是技巧培訓──的地方，大學是栽培全人的地方。容我在此與讀者分享我翻譯課程一位同事邱偉平副教授的一段話：「每個知識部門都掌握著一套了解世界的視野及解決問題的方法；世界在每一個階段都衍生出獨特的需要，那些需要就是該時代人類共同關心的命題。而每一個知識部門的責任，就是要運用自己掌握的那套知識，去與其他知識部門互動，共同解決該時代最急切的問題。」
翻譯學掌握的知識和視角是甚麽呢？難道就是斟酌詞句精絕妙韻嗎？翻譯，首先是與「他者」互動，是跨出自己的安全網，是越過現成的偏見，是承認、接受、擁抱多元是世界的真相。正是這視角，翻譯作為一種世界觀，讓接受翻譯學訓練的同學在全球化時代走到文化、外交、經濟、政治、藝術、商貿的最前沿。翻譯作為一種文本運作，是參與建立跨文化世界的具體實現；但是如果沒有跨文化的視野，翻譯恐怕只能是一份朝九晚五的工作，無法成為個體自主生活及思考方式的一部分。用陳舊的老話，以上兩者的分別，在於一無所有，還是作為世界的主人。
我知道同學不願意一無所有。面對香港的當下和不可知的未來，他們運用從翻譯學訓練出來的跨文化視野，可以為社會生產甚麽知識，與其他知識部門一起處理社會面臨最急切的問題呢？相信無論抱持任何政治立場的人，都不會反對多元和包容是所有民主社會的基礎；因此，我們的同學就嘗試以這個理想為前提，運用跨文化的視野，審視香港社會四個非華裔社群的情況。選擇這四個社群──泰國人、葡萄牙人、法國人、波蘭人──作為關注對象，開始時並沒有甚麽特別的理論或數據原因，是同學自己憑直覺的選擇，結果這四個社群的確呈現了各自在香港獨特的情況，也許證明了經過三年多的翻譯及跨文化思考訓練，同學已經修煉出某種對跨文化現象的本能觸覺。
本書是翻譯學士課程四年級同學的研究成果，其中有獨到的見解，也有非常幼嫩不足的地方。畢竟作者都是二十出頭的青年，這是在他們能力可夠的範圍之内，為社會生產知識作出的真誠努力；不足的地方，唯有請讀者包涵。本書得以出版，除了同學的堅持之外，也得力於出版人祝雅妍女士，她也是香港浸會大學文學院（人文學科）的畢業生，在出版過程中，對師弟妹循循善誘，大家獲益良多。我的合編者應亮先生及其中一位執行編輯黎家茵女士，一位是浸會大學的兼任老師，一位也是翻譯課程畢業生，他們兩位對這書的付出，也是遠超過正常的工作的要求。特別感謝翻譯學課程主任倪若誠副教授，他對翻譯學開放的態度是建立於他本身深厚學問的基礎，他對教育和知識的付出和對同學的信任，是我們最好的榜樣。浸會大學全人教育教與學中心主任王周綺華博士對同學的支持，實在是本書得以成書的關鍵。
最後，我引用浸會大學另一位同事的話，為這序言作結──人文學講座教授文潔華教授在2014年底有一次對我説：「我希望同學明白，如果他們真正愛香港，就一定要努力讀書。」
香港浸會大學
2018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