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刊於《中華秩序：中原、世界帝國與中國力量的本質》（台北：八旗文化，2018），題目為編輯擬定。
人們很容易列舉出一長串關於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種種特別之處。然而，困難的是如何解讀和權衡，從而確認和判定正在崛起的中國力量真正代表著甚麼，以及國際社會應該如何因應。整個世界和平、世界秩序的未來，以及人類文明的發展方向都有賴於這個判定。
先來看中華人民共和國似乎很匪夷所思的幾個悖論和謎團：中國經濟按GDP（國內生產總值）來衡量，從1990年的世界排名第十躍升至2012年的第二位，預計不久就會取代自十九世紀八十年代以來世界最大規模的美國經濟，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中國同時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和第二大軍費預算（其增速遠遠超過經濟增長速度）。然而，中國政府在國內外種種無休止地追求更多權力、強化控制的行為，傳達出強烈且不斷加重的不安全感和不滿足情緒。按人均GDP和人類發展指數（HDI）來衡量，中國依然是一個典型的發展中國家。但是它卻在世界各地大量撒錢，培育、提升其形象和影響力：僅在2012至2015年就對外承諾了1.41萬億美元，以當今美元計價是六十多年前美國馬歇爾計劃的十倍。儘管如此，中國在西方（美國、歐盟、日本）以及從巴西、埃及、印度、以色列、約旦、菲律賓到土耳其、越南，都不受多數民眾歡迎。北京一直誓言永不成為欺凌他國的霸主，承諾「始終維護國際法治、公平與正義」，並呼籲建立一個新的、更好的世界秩序；然而，當第一次面對國際仲裁廷的海事糾紛裁決有利於其弱小鄰國時，其行為與其他任何霸權強國並無二致。[1]
如同預期的，有關中國及其崛起的書籍文章已經汗牛充棟。2014年的六個月裡，全球就出版了一百多種關於中國的英文書籍。[2]其共同主題是如何應對中國的崛起。有些還特地去「揭祕」中國。但是關於中國的著述與七十年前研究另一個崛起的異己力量──前蘇聯──的學術成果很不一樣。喬治．凱南（George Kennan）1947年在《對外關係》（Foreign Affairs）雜誌匿名發表分析蘇聯的文章之後，西方學界迅速匯集起來，產生了一個持續幾十年的對蘇遏制和冷戰大戰略。而迄今為止，關於中國及其崛起的海量文獻大多充滿遲疑，具有濃厚的模糊性和混沌感，缺乏可靠的預測和堅定的政策。多年來「不確定性」（uncertainty）一直是描述中國及其崛起的關鍵詞。對現在主導世界的領袖們的標準建議，大體上都是一個應付與蒙混戰略，通常混合著一些對中國崛起表示歡迎的接觸、綏靖和讓步（engagement）；某些心存恐懼、以防萬一的後備措施（hedging）；以及一種頑固的、試圖同化中國的期待（incorporation）。
所有這些朦朧不清和猶疑不決，主要原因是對中國的理解既不完整也不充分，對於崛起的中國意味著甚麼的認知更是偏頗游移。研究中國，的確很容易迷路，至少是困惑不解，因為傳統的分析工具如現實主義、共產主義或者法西斯主義看起來並不大適用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而堆積如山的各種訊息甚至神話（經常是有目的地製造出來的巧妙故事）混亂而自相矛盾，似乎每分鐘都在閃爍變幻。因此，已故學者包瑞嘉（Richard Baum）評論說，觀察中國是一個「奇特、令人沮喪、迷人與危險交織在一起的工作」；資深觀察家白邦瑞（Michael Pillsbury）則認為，以錯誤的假設進行一廂情願的思考，讓「西方決策者和學術界一再把中國搞錯」。[3]
如今的西方學界，有人在爭論中國的現實與幻像，以及觀察者該如何解釋與構建；有人探討中國人在想甚麼、如何想，並得出各種結論和各種假設；有人轉向過去，尋求歷史的相似性，討論中美衝突是否會出現類似於第一次世界大戰那樣的毫無意義的悲劇宿命。有人開始探索中國特有的中國中心觀念及其影響；有人斷言中國的崛起是一場中國要取代美國、領導世界的百年馬拉松；有人認為真正的挑戰在於如何去塑造中國的政策選項和行動偏好，而不是遏制其崛起；有人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發現了一個強大的「管控專制」（controlocracy）與「完美的獨裁」，但實際上它不過是個低效而劣質的獨裁國家；還有些人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已經開始走向結束而不是甚麼崛起，它的統治正在潰敗。無論如何，很少有人會不同意亨利．季辛吉（Henry Kissinger）的看法：中國崛起，無論成功或者失敗，對整個世界秩序和人類福祉，都將帶來難以確定但深遠的影響。[4]
中華秩序
本書加入關於中國和中國崛起的探討，試圖全面分析中國力量的本質。透過重新解讀中國的歷史與現實，根本性地展示「中國是甚麼」以及「崛起的中國代表著甚麼」。具體而言，本書著重描述與分析「中華秩序」（The China Order）。中華秩序，亦即中華世界帝國秩序，是一種威權主義（authoritarianism）、且往往是極權主義（totalitarianism）的世界政治秩序，[5]奠基於用儒學粉飾其表的法家帝國政體（即秦漢政體、Qin-Han Polity）之上。凡秦漢政體，必然要以中華秩序作為其天命（Mandate of Heaven），來證明和捍衛自己，去統一、規範、統治整個已知世界（也就是「天下」）。中華秩序因此意味著一個世界性的秦漢政體。它植根於長期形成的中原或者中土（Centralia）的地理生態，這個中華秩序下的世界帝國（world empire），從西元前三世紀後期到十九世紀中葉，幾乎統治了整個歐亞大陸東部的各個民族，並不斷演化以趨於完善。[6]作為一種理念和政治傳統，中華秩序決定了中國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一些關鍵性特質。在這兩千多年裡，整個中華世界（Chinese World）其實也有過多次分裂，形成多國分治時期。其中最主要的斷層期是宋代（10–13世紀）。宋代的歷史經驗和教訓豐富而重大，但一直未能得到充分探討。本書第三章將會對此仔細分析。
在人類歷史上，帝國的擴張和政治上的泛世界主義／全球主義（political universalism）當然不是中國特有的現象。各個大陸上都曾出現過可以識別為世界帝國或「普世帝國」（universal empire）的政權。[7]中國人的天下概念（即整個已知世界）近似於古希臘人和古羅馬人的「有人居住的全部」（οἰκουμένη和oecumene），以及後來歐洲人的整個「基督世界」和「文明世界」的概念。帝國統治者們，從羅馬人、西班牙人到英國人，都夢想建立一個統一的世界大帝國，以統治整個已知的有人居住的世界（oikouménē）。但中國人的天下體系即中華秩序，卻是最持久、最獨特的存在，徹底而精緻；在今日中國依然有著無出其右的合法性和實際的影響力。與歷史上許多其他世界帝國（以及想成為世界帝國的政治力量）──如古埃及法老、波斯帝國、穆斯林哈里發、帖木兒汗國、印加帝國，或者世界法西斯主義運動及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等等──不同，中華秩序曾連續數百年存在，並統治了其支持者們確信的全部已知世界；在兩千多年內已被世界最大的人群（中國人）深深內化為某種信條：中華秩序不僅可行，而且優越。作為一個代表特殊社會經濟規範和文化價值的意識形態與政治制度，中華秩序是一個仍然活著的思維範疇，猶如歐洲哲學家波普爾（Karl Popper）「封閉社會」（closed society）概念的全球版。
作為一種政體和世界秩序，中華秩序在實踐中可行，經過歷史考驗，在政治上也是誘人的。但在社會發展與經濟成長方面表現不佳，是個次優化的政治制度。它曾被一些史家有些模糊地稱為「中國人的生活秩序」。[8]中華秩序在中華世界裡形成了中華文明，有别於羅馬帝國之後的地中海─歐洲世界（Mediterranean-European World）文明。後者在事實上遵循、隨後在法理上認可一種國際比較和競爭的世界秩序，即西發里亞體系（Westphalia System）。中華世界在十九世紀中期後，也被強力納入了源自歐洲的西發里亞世界秩序。然而1949年以後，中國共產黨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復辟並踐行了秦漢政體。因此，一如以前的帝國君王們，中華人民共和國命中注定要以自己的面貌去重新規範世界，獲得其政治的合法性和政權安全。也如同以往的秦漢政體，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它的人民實行低劣欠佳的統治，但卻有能力富國強兵，在國際政治上具有很高的競爭力。
在廿一世紀的今天，中華秩序的意識形態，與西發里亞體系特別是「美國秩序」（American Order）──即二戰和冷戰後的世界秩序，觀念根本對立。一個固執不變的、重新崛起的「新秦漢政體」，必將強勢追求一個新的中華世界秩序，從而給全球人類帶來新的選擇。這對政治治理和世界秩序而言，已經非常明確而且意義重大。
中華秩序的源流如何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內頑強存活
本書的第一部分（一至四章），描述和分析了中華秩序的來源、性質、前景和意義。我也嘗試在政治治理、社會經濟發展、科學技術進步、文化和社會，以及人民生活水準各個方面，評價中華秩序的歷史表現。許多世紀以來，中華秩序對各種威權主義統治者們而言，都極有吸引力，甚至令人上癮；在中華菁英人士中也建立了一種似乎不可動搖的合法性。但它在社會經濟發展上的記錄卻不甚優秀，甚至十分低劣。儘管有過多次王朝興亡，中華秩序下的中華文明卻是長期停滯，形成了「超穩定」結構。[9]直到十九世紀中葉以後，中華秩序才因外來力量的衝擊而崩潰，中華世界不再是天下，而被降低為僅僅是現實世界的一小部分。然而，中國的統治者們對此從來沒有滿意，儘管中國和中國人民在這個所謂的「百年國恥」（1840年代–1949）期間其實經歷了偉大的試驗和進步。與中國官方和主流歷史敘事相反，中國歷史上最好的時期，實際上是中華秩序缺失或者弱化的時期，即中華世界在法理上或者事實上採取了西發里亞體系的時期。這些時期包括：先秦的中華世界、宋代，以及十九世紀後期以來的中國。中華秩序的基礎──秦漢政體──在十九世紀末開始了意義深遠的重大變革，但這一變革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被強力中止並扭轉。中共革命的所謂偉大勝利，很快就被證明是一個史詩級的歷史大躍退。
本書的第二部分，即第五至第七章，試圖揭示秦漢政體所固有的尋求中華秩序的內在邏輯和使命如何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內頑強存活，及其對中國政治和外交政策的決定性影響。剝去掩蓋在中共秦漢政體及其驅使中國去追求中華秩序的必然這個核心問題上的種種有意無意的包裝粉飾，如何解讀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本質、其崛起的性質，以及應該如何應對崛起的中國力量，就變得十分簡單明瞭了。這或許會令許多經常誤報信息、並誤導人們的故弄玄虛的分析家們和過於熱心的辯士們大失所望。詳細分析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治理上和社會經濟發展上的總體記錄，將是筆者另一本書的任務。在這裡，本書僅簡略地描述中共為了生存、權力和控制而在國內國外的不斷鬥爭。身處一個沒有中華秩序的世界，深受其必需要建立一個中華秩序的艱難命運所驅使，中共治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本質上就成為中國歷史發展進程的一個悲劇性大彎路：耗費了驚人的生命、金錢和時間，除了維護其政權外卻所獲甚微。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個政權本身也只是通過選擇性地接受西方領導的西發里亞體系，才得到拯救並得以致富壯大。回到1949年以前的社會經濟發展道路上之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力量隨著國家資本主義和重商主義的發展，而不成比例地強盛起來；深藏不散的中華秩序意識形態也隨之復甦。因此，中國力量的崛起，代表著對當前世界秩序的一個系統性全面挑戰。這個挑戰包括了國際關係學界新現實主義（Neorealism）和建構主義（Constructivism）理論所描述過的兩種基本路徑：一、國際體系中力量的重新大分布；二、世界政治秩序之各國主權平等定序原則（ordering principle）的改變。[10]北京的新秦漢政體日益強大，由此變成一個「非常不滿足的國家」；中國的經濟模式已經變成一個強大的「裙帶資本主義」（crony capitalism），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創造的誘人的竊國腐敗官僚政治（kleptocracy），只會令中國對世界秩序的不滿和挑戰更具有結構性、更有力，也更影響深遠。[11]
本書的各章內容簡介
第一章旨在回答三個問題：甚麼是中國或者中華？中國歷史是如何編寫的以及應該怎樣解讀中國歷史？甚麼塑造了中國的政治思想和傳統？藉由對中華作為一個國家、一個政權和一個世界、一個自成一統世界的中原或者中土（Centralia）的諸項基本事實的重新解讀，本章探討了中華秩序的豐富而多元的起源。它論述了歷史對中國人的宗教角色以及重新解讀中國歷史的迫切需要。本章也概述了西元前三世紀之前的戰國時代，是一個封建的、西發里亞式的中華世界秩序。
第二章是關於中華政治和中華世界秩序的理念與傳統。中華秩序是中華中心主義的、天下體系的世界帝國秩序，是基於秦漢帝國政體之上的，即表面上是儒家，但本質上是法家（或現實主義）的專制政體。這個政體的性質是威權主義甚至是極權主義，命中注定為了政權的生存和安全，不得不去（或者假裝去）征服和統治整個已知的世界。中華秩序是人們特別努力為之和精心設計的結果，憑藉武力、權術、詭計以及純粹的運氣等偶然因素而得以成功。作為人類政治治理的一項重大成就，中華秩序有著自我強化並不斷複製的機制。它對各民族的統治菁英都極具吸引力，甚至令人上癮，因此在中國人心裡獲得了一個超穩定的地位，從而能夠主宰中華世界，並使之停滯不前，長達許多世紀。
第三章中，我對中華世界政治史中的一個特別階段提供一種修正的認識。探討了極有意義、但長期被忽略的宋代（10–13世紀）時中華秩序的中斷。當時整個歐亞大陸東部，存在一個法理上類似於西發里亞國際體系的世界秩序，即澶淵體系。這是個深刻的、一直被曲解乃至拋棄的歷史大轉折，裡面蘊含著對今天的中國和世界領導人都非常有裨益的豐富信息。宋代之澶淵體系的消亡，就像秦國結束戰國時代一樣，是對中華文明的另一個悲劇性摧毀。
第四章考察秦漢政體與中華秩序的特點和歷史記錄。本章總結和評議了中華秩序的主要特徵、異常的持久力，及其強大的復辟能力。以歷史的眼光來看，中華秩序對統治菁英、對有政治野心的人來說非常有吸引力；但記錄顯示，與西發里亞體系的世界秩序相比，它在政治治理、社會經濟發展、文化生活等方面基本是停滯、落後、極為次優化（suboptimal）。中華秩序下的人民不僅苦難深重，還周期性地大規模非自然死亡。本章就如何理解中華秩序的長命與停滯提出了一些看法。
第五章重新解讀並分析了十九世紀中葉到二十世紀中葉的中國政治史。在這個時期裡，中華秩序在實踐中分崩離析，但是作為一個深遠的傳統觀念和強大的政治理想，它並未消失。本章考察了中華世界在這個漫長世紀裡經受的巨大衝擊和經歷的宏大變革，認為這是一個充滿實驗和進步的世紀，而不僅僅是中國官方歷史敘事所宣稱的「百年國恥」。這是一個歐亞大陸東部各族人民都取得了各方面偉大進步的時代，但也確實是一個秦漢統治菁英們遭受巨大挫敗和屈辱的時代。頑強的秦漢政體通過1949年建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獲得了一個看似不可能但最終卻不可阻擋的全面復辟，打碎了許多厚望也令中國人民錯失了重大機遇。
第六章介紹並解釋了現今中國政治制度的創立及其本質。巧妙地用民命或者民意（Mandate of the People）取代天命或者天意（Mandate of Heaven），毛澤東帶領由外國創立和資助的中國共產黨，在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崛起為一個秦國式的極權主義政權。憑藉其精明的權術和強大的武力，中共在1949至1950年贏得了內戰，結束了中華民國在中國大陸的統治。中共借助於進口的意識形態術語和重要的外部援助，創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帶來了中華歷史的一個大躍退和大彎路，抵銷了中國自十九世紀後期以來取得的諸多進步。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在一個新的專制集團統治下轉世復活的秦漢政體，一個列寧主義、史達林主義黨國。這個新秦漢政體，為了其政權的生存和安全，不得不對內對外都一直殊死奮鬥：對內，與中國社會和文化（上個世紀以來已經發生巨大變化）不懈鬥爭；對外，同時反對幾乎整個世界。這樣的無休止的拼鬥，於是不可避免地帶來悲劇性的政治治理，及失敗的社會經濟政策。毛澤東之後的中國領導人，被迫退回到1949年以前的社會經濟發展軌道，通過引進和模仿外國，取得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偉大成果，儘管其總體記錄迄今仍然是相當次優化的。在民主方面，中華人民共和國仍然比不上七十年前被它取代的中華民國，更不用說與今天在台灣的中華民國相比了。
第七章概述1949年以來的中國外交政策：這是一場持久而劇烈的中華大博弈，一方是這個新秦漢政體固國有的天下政治使命，一方是其難以擺脫的西發里亞國際關係體系。被秦漢政體的內在邏輯所驅使，毛澤東本能地竭力推動中華秩序的重建，但是他的世界帝國夢淒慘破滅。當北京被迫暫停它的世界革命事業、隱藏其中華秩序的雄心之後，頗有諷刺意味的是，拯救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並使其富強起來的正是西發里亞體系。毛澤東之後的中共領袖們有選擇地接受了西方領導的西發里亞體系，並由此獲得了豐厚回報。然而，中華秩序使命深藏未散，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力的崛起而再度復活，成為主導中國外交的中國夢的一大主要成分。於是決定中國與世界命運的中華大博弈，將會更加強烈地持續下去。
結語總結了中國力量的本質：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一個次優化的巨人，但是在國際上仍然頗具競爭力；中國共產黨不懈追求的中華秩序與當今世界秩序，二者之間不匹配和不相容的程度既深且廣。在概述了中國崛起的幾種可能的未來走向之後，本結語也預告了這本書的續篇──探討因應之策。
注釋
[1] 中國經濟和軍費開支數字見ICP 2014、IMF 2014、SIPRI 2015。對中國的民意調查見Pew 2015。對於國際仲裁的反應，見Xi 2016和Allison 2016。
[2] 關於中國及其崛起的新近英文學術書籍包括（按作者字母順序排列）：Callahan 2013；Christensen 2015；Chung 2015；Deng and Wang 2005；Dickson 2016；Friedberg 2012；Goldstein 2005；Hung 2015；Kissinger 2011；Lampton 2008；Lieberthal 2005；McGregor 2012；Nathan and Scobell 2012；Naughton 2006；Pillsbury 2015；Rosecrance and Miller 2014；Ringen 2016；Shambaugh 2013；Schell and Delury 2013；Shirk 2008；Sutter 2012；Wasserstrom 2013；Westad 2012。
[3] Baum 2010；Pillsbury 2014；Kennan 1947 and 1954；Shirk 2008；Hachigian 2014；F.Wang 1998a；Bader 2013；Lampton 2014；Galtung and Stenslie 2015。
[4] 詳細參閱Mann 2007 and 2016；Lampton and Mann 2007；Ash et al. 2007；Hessler 2006；Leonard 2008；Halper 2010；Rosecrance and Miller 2014；Ford 2010；Callahan 2012 and 2013；Pillsbury 2015；Christensen 2015；Ringen 2016；Chang 2001；Mattis 2015；Shambaugh 2015a；Kissinger 2014, 4-9
[5] 帝國，指一種「中央集權政體」政治制度，有一個統一的官僚統治體系；它「以自我為中心」，在一個「沒有政治競爭的世界」裡「獨占一切」，征服並統治所有其他的社會政治社團、群體和組織（Eisenstadt 2010, 21-2；Wesson, 1967, 46-47）。
[6] Levenson 1965 & 1967；Pines 2012, 11, 22-3；Smith 2013, 5。
[7] Wesson 1967, 21-54；Bang and Kolodziejczyk 2012。
[8] Lattimore 1951, 512。
[9] 長期停滯和超級穩定指缺乏科學技術創新，以及沒有像啟蒙運動和工業革命那樣的社會與經濟質的進步，儘管人口和經濟還會有數量上的增長。在理論上，糟糕的統治如果有關鍵的菁英群足夠的支持，完全可以維持長久（Morrow et al 2003）。
[10] Morgenthau 1948；Waltz 1979；Gilpin 1981；Wendt 1992 and 1999。
[11] Machan 2008, 272-73；Khatri1 et al. 2006；Kingston 2013；Wademan 2012；Bai et al. 2014；Pei 2014；US DOS 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