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刊於《智者與仁者的交會》（台北：八旗，2018），標題為編輯所擬。
1931年，聯合國前身的國際聯盟（League of Nat ions）為促進各領域知識分子相互交流， 便由國際智力合作委員會（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n Intellectual Cooperation）出面， 邀請愛因斯坦就政治與和平議題， 與他所選擇的人士進行跨界思想交流。該委員會為促進各領域知識分子交流的國際組織，即是今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的前身。
獲此機會，愛因斯坦選擇了佛洛伊德做為交流對象。他們曾在1927年有過一面之緣。佛洛伊德較愛因斯坦年長二十三歲，對於兩人當年初見面的情況，他曾幽默表示：「他對心理學的理解，就和我對物理學的所知一樣多，因此，我們聊得十分盡興。」然而，愛因斯坦的這個對談選擇，其實帶有些許風險，因為學界當時對於佛洛伊德的理論仍多持保留態度，甚至不乏批判者。
愛因斯坦向佛洛伊德提問：「是否有任何辦法， 能讓人類擺脫戰爭威脅？」隨後兩人便就此開始通信，討論人性及止戰的可能。
而對此大哉問，佛洛伊德以心理學家的立場，從人性本能的侵略及破壞特質切入，解析人類發動戰爭的原因。他認為，人類之所以引戰，多出於兩種因素， 一是爭奪有限物質資源的欲望， 另一則是受內心的本能驅使。這在暗中驅策人類產生行為的， 一是破壞與殺戮的本能， 另一則是愛欲的本能，而兩種本能無論運作是協同或互斥，總會與對立的本能有一定程度的混合。
佛洛伊德在回信中同時也從歷史角度，窺看促成群體聚合與造成崩散的重要因素。他認為，肇因於天性，人類的攻擊傾向永遠不可能遏止。就算有方法，也只能暫時解決戰爭課題，無助於永久消弭世上戰禍。
特別的是，佛洛伊德指出，有些戰爭確實有助於和平與秩序的成形，若細論，本質上甚至帶有正面效果。如此從心理學與人性剖析的特殊觀點，顯然有違持反戰態度者的傳統認知。佛洛伊德真正相信的是，莫認為人性的良善與所謂的文明能抑制或消弭人類本質中的侵略與破壞天性， 從而遏止戰爭；世人反而應接受如此黑暗的「死亡本能」，進而在文化演進過程中認知文明的能力極限。但在如此冷靜且犀利的剖析下，佛洛依德仍然認為，所幸，與破壞本能對立的愛欲本能、所有那些讓人與人之間產生情感認同和牽絆的因素，定能在化解戰爭之效中扮演一定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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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洛伊德論及人性破壞本能的觀點，在不久後的歐洲局勢上得到殘酷的驗證。1933年，納粹勢力在德國興起；愛因斯坦當時人在美國，由於納粹反猶，德國境內一連串的變動讓他深知再難返國，因此決定留居美國普林斯頓。他與佛洛伊德兩人先前就止戰議題的通信內文，也在該年以法、德和英三種語文印行出版，但印量稀少，僅有少量流通，而且未廣為人知，後來在希特勒政權下的德國甚至遭禁， 而佛洛伊德的著作同樣也在柏林遭焚。1938年，納粹占領維也納，猶太裔的佛洛伊德此時雖已七十八高齡，也不得不離開久居一生的故鄉，在隔年五月移居英國倫敦。
同為猶太裔的流亡作家褚威格（Stefan Zweig, 1881–1942）曾在其回憶色彩濃厚的《昨日世界》（Die Welt on Gestern）中，如此形容這時的佛洛伊德：「我在那些日子常和佛洛依德談論戰爭及希特勒世界的恐怖。身為具有人性的一介凡人，他震驚於這一切，但身為思想者，對於如此野蠻之舉，他又不覺訝異。佛洛伊德說，大眾一向指責他是悲觀主義者，因為他認為人類文明無法戰勝人性的野蠻本能。如今，世人已看到他的觀點已以最教人驚駭的方式獲得證實──人類靈魂當中最原始且野蠻的毀滅本能顯然無法根除。當然， 他對此並不自豪。或許人類將來能找到遏止如此毀滅本能的方式，至少在公眾生活中可以，但在日常生活以及人性本質深處，這樣的本能絕對無法徹底根除。」
1939年9月23日，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的第三週，罹患下顎骨癌已久的佛洛伊德選擇以注射過量嗎啡的自主死亡方式，逝於倫敦，幸運地未見到日後全世界的烽火連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