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上的先鋒才是真正的左翼。[1]
──施蟄存
對左翼思潮或中國現代文學有興趣的人，應該相當熟悉《黑暗的閘門》這本經典研究著作。在英文版出版近50年後，完整的中文翻譯終於面世。時至今天，《黑》仍然是進入中國共產黨研究一本不可多得的參考著作。本文無意再於此侃談其影響力之深廣，反而希望藉由閱讀《黑》的啟發，延伸討論中國現代文學先鋒者的失落。
一、
幸或不幸，中國文化傳統中，「筆權」與「政權」一直處於密不可分的狀態，一如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分期往往以政治事件劃分，中國文學從來難以離開歷史政治的陰影。
王宏志為《黑》所寫的序言中，談到「僅從（《黑》）現有的幾個個案來看，已清楚見到夏濟安所要強烈宣示的訊息：在文學與政治之間的角力中，最終失敗必然是文學。」（頁xxiii）《黑》具體提出了共產政權如何限制了文學的發展，相反文學卻未能真正如魯迅所言達到「新民」的效果。在文學和政治的角力中，文學始終從屬於政權、讓路於政治。王宏志的看法自然是正確的，不過筆者更希望將視野收窄至作家個體。在《黑》中，前面幾章分別以瞿秋白、蔣光慈和魯迅為重心，寫法貼近作家生命史的研究方式。尤其在瞿秋白和左聯五烈士兩章，仔細交代作家的生平和經歷，嘗試還原共產政權「集體」底下的「個人」面貌。夏濟安的重要性也正正在此，他嘗試穿透集體觀念的迷障，探討共產政權底下，左翼文人的生存狀態。
自五四以來，西學東漸，中國的作家不論在政治意識形態上還是文藝上都追求先鋒的啟蒙姿態，其中大多數更擔任譯介者的角色。誠如夏濟安的分析，在朝往政治的發展中，先進文藝的位置逐漸被邊緣化、甚或媚俗化（例如蔣光慈），最後文藝的性質在延安講話被一錘定音，必須歸攝於「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大方針底下。作家為了「保持著統一」的形象，只能拋棄自身的藝術審美（傾向現代主義或頹廢色彩的文藝），繼續盡心盡力為無產階級抗爭奮鬥。然而，左翼文人即便放棄了文藝，甚至進一步專注於政治改革，宣導無產階級革命，依然無法確保社會理想──馬克思歷史唯物辯證法所應許的無產階級社會——會得到實現。筆者認為，夏濟安特意選擇瞿秋白、蔣光慈和魯迅作為重心，正正是要呈現當時中國共產黨在面對外憂內患的情況下，文人所面對雙重的——意識形態與藝術的先鋒性的失落。
二、
以往討論《黑》，焦點往往落在政治與文學相互傾軋的問題上。事實上夏濟安以非常有限的資料討論左聯的分裂、左聯五烈士事件，經常回到共產黨黨內鬥爭的背景。夏濟安通過這一個龐大的歷史框架，意圖進一步說明，即使文人放棄了「無用的文學」，專注於政治，這些文人在政治上不見得就能夠一帆風順，無往不利。恰好相反，等待作家的是政治和藝術雙重的失落。這種情況在魯迅身上可以得到驗證。魯迅作為五四以來文學和政治上的先鋒者，起勢自然極好，然而，其私下的文藝喜好不為後來政權所欣賞（《野草》後來即被左翼文人批判）。為了維持革命者的形象，繼續政治的道路，他必須將這些部分隱藏起來。後來，他更把精力全部投放在政治，放棄了文學。魯迅同時不得不面對政治上的鬥爭，卻也無力改變中共政權的政治決定（聯合戰線、國防文學論爭）。也正正在這一些時刻，魯迅體會到革命者與作為革命同路人的自己，不論在政治還是文學的觀點上都存在根本的差異，而個人的聲音，卻必須歸順於集體。
當共產政權成為了組織建制，集體概念被大肆宣傳，甚至政黨的決策與民族國家的命脈直接「被」連繫起來。個人、啟蒙者、先鋒者等等概念就注定要被揚棄，他們最終不論在政治還是文學上（如果兩者真的曾經分離）都必須妥協於政治權力，可以說中國左翼文學史其實就是先鋒性失落的歷史。而先鋒和個人精神燃燒殆盡的結局，正正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夏濟安指出毛澤東認為「只要文藝還在個人或小團體的控制之下，不論他們如何支持黨的事業，就總有可能發出質疑、反對的聲音，要求公正、獨立思考和追求個人幸福的權力，繼而從根本上削弱黨的勢力。」（頁219）撇除了夏濟安極有意識形態的論述，毫無疑問，延安講話是文藝「去個性化」的舉措，標誌著先鋒性正式被集體意識所取代。
三、
我們時常都說，文藝和政治是相互矛盾的：因為文藝講求獨立、講求個人性，而政治牽涉集體利益，個人必須讓路退場。但與其說左翼文人當時未能意識到文藝和政治有著先天性的矛盾，倒不如說，他們曾經衷心盼望著兩者奇妙而脆弱的結合可能，卻最終事與願違，文學不單無法與政治結合，甚至最後為政治所支配。而當瞿秋白寫出〈多餘的話〉、當魯迅與左聯鬧翻，他們都彷彿退回到文藝的內核、個人的位置。他們作為一整個時代的啟蒙者和教育家——一個突出的個人，注定無法完全融入在集體意識當中。真正可悲的是，先鋒者之於強調集體性的時代，不過是時代錯亂（anachronism）下的丑角（comedian）而已。
夏濟安的研究提供了一個詮釋中國現代文學史的歷史框架。由之，我們看到文學和政治中個人性和先鋒性退場，集體性取而代之的歷史過程。可能確實如施蟄存所言，真正的左翼，都必然曾經是國際主義者、是藝術先鋒。然而，隨著政治的發展，先鋒者最終只能成為政權的傀儡，被建構成屬於集體的神話。夏濟安道破了中共的造神計劃，揭示個人主體在集體意識下的掙扎和反抗，然而這黑暗的閘門終究落下，理想的先鋒者被困其中，無法自拔。
注釋：
[1] 出自李歐梵訪問施蟄存的訪問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