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作活動首先意味命名。講述必須緊隨一個名字的經歷。
── “Barthes et les noms”, Alain Buisine
1915年11月12日，羅蘭．巴特於法國諾曼第瑟堡出生，自此開展了名曰「羅蘭巴特」的故事。大學時修讀古典文學與法國文學，其後健康轉壞，患上肺結核，因故無法參與高等教師甄試（agrégation），只能輾轉各地教授語言。1953年出版《寫作的零度》，回應沙特《甚麼是文學》一書的觀點。《神話學》（1957）收錄他於《新文藝》發表的文章，力求揭露大眾文化的面具，自此聲名日盛，着作越見頻繁。1977年，受傅柯推薦，破格獲選為法蘭西學院的文學符號學講座教授，並出版《戀人絮語》。年末，母親病逝。1980年，出版《明室：攝影札記》一書，二月出席一場午餐會後，橫過馬路時被貨車撞倒，一個月後因肺部併發症於3月26日病逝。
凡此種種，約略就是巴特一生的路徑了。數算下來，卻又彷彿不曾說過甚麼，即使把這些生平堆疊下去，也無從談論巴特的獨到之處，更遑論他於我的特別意義了。
在自傳《羅蘭巴特論羅蘭巴特》中，他在自己的生平年表後加上了一句括號：「讀書、生病、任職：如此過了一生。其他還有甚麼？相遇、友情、愛情、旅行、閱讀、樂趣、恐懼、信仰、歡愉、幸福、義憤、難過：一言以蔽之：一些反響聲？它們存在於文本之中──而不是作品之中。」是的，要談論羅蘭巴特，尤其是他無可抹消的痕跡，大抵必須經過文本的述說，這個幾乎與他無可分離的詞語；即使羅列他一生的傳記微素（biographeme），始終也無法迫近他特有的存在，於文本裡的種種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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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作家故去，我們的閱讀方式也會隨之改變，再說，正是這一變故打斷了寫作活動：若干本書由是變成了全部作品。死亡封存了一個文學生涯。但是，封存不僅僅是清點遺物的標記，它同時標誌一個起點：文本的新生命。
── Roland Barthes, Roman, Philippe Roger
沒有了，巴特在我出生前經已死去，我們的時間從未接合，他的全部作品已然完成，我只能重新潛入他封存了的作品之內。奇怪的是，每次讀到巴特的生平，友人為他撰寫的文章，總有一種近乎哀悼的情緒。人又何必為了一個非親非故的人而感傷？
這麼一個問題一直縈繞，往後為了理清思緒，每過一陣子，又會拿出他的《明室》重讀一遍。《明室》是巴特討論攝影的着作，與Susan Sontag的《論攝影》同屬早期討論攝影藝術的經典學術論著。其中，巴特談及的知面（studium）和刺點（punctum），幾乎是攝影論述中人所共知的術語了。雖是如此，坊間的討論卻常會略去了這兩個概念發起的原點。
巴特提出這組概念，原是因為沒法確認攝影的真諦，即使為其分類（人像照、風景照……），又或分析風格（現實主義、畫意主義……），也無法觸及照片的本質。由是，他就從個人角度出發，以自己喜愛的一系列照片起始，建設一套全以觀察者為中心的照片現象學。
因此，「知面」和「刺點」都需按此脈絡理解。知面指稱照片上文化與歷史的痕跡，客觀而毋庸置疑，觀者可從而得知一些「知識」，確認當時的衣着潮流、時代背景、文化資訊等；而刺點則是散落於照片上無關痛癢的細節，突然從照片表面如箭穿射出來，刺痛觀者，此刺痛的感覺多是起自個人的歷史，有時關乎一些往昔的感傷，無涉他人。如是觀之，就知道這組概念不可能解作放諸四海皆準的通則。最重要的，畢竟是主體觀照的即時感受。巴特作為觀察者，正是因為在某些照片裡遭遇刺點，才會起念深究攝影的真諦。不是將之看成需要處理的問題／題目，而是出於「感性的原因」，視之為「傷口」；觀察照片，進以研究，實是為了探尋自己欲望的軌跡，不以冷靜理性的論述把情感化約、收編。
巴特放在眼前的照片中，最核心的一幅，就是母親幼時於冬景花園攝下的一幀光影。在這張他名曰Winter Garden的照片裡，他從母親兒時藍綠色的明亮眼眸中，重新認出、尋獲母親的一切特質。沒錯，在目光之中悼念亡母，正是《明室》的原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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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說：時間可以使喪傷平復──不對，時間不能讓它消散，只是讓喪傷的激動過去罷了。
──《哀悼日記》，羅蘭．巴特
《明室》面世不久，巴特碰巧也離世了。由此，就難以避免轉喻的效果了，巴特以文章追憶母親，我們也在書中念想巴特。巴特的思想總是一直滑移，一再逃開任何的界定方法，後世老是苦於確立他於思想史中的位置。不過，對我來說，他正正是專職於探索個別事件的哲學家（Philosopher of the Particular），總是從一些偶然、意外之中閃見美麗的碎片，憑藉個人的喜好，靈巧地寫出這些特異之處的存在價值，堅守每一個主體的獨特視角，Derrida也說過，巴特一生不曾抗拒愉悅；由是我想，他與母親交疊的死亡，雖然不幸，但他會喜歡這樣的意外。
《明室》所論述的刺點，正正呈顯了巴特的獨特視角，如何從一張照片難以解釋的細節通往照片的本質，同時也借此隱埋了對母親的哀思。
細究刺點本身的定義，punctum是拉丁詞，指創傷、刺痛，用帶尖的工具造成的印記，也指小孔、切口、小斑點，甚至擲骰子。這些創傷、傷口、切口，其實統統指向一個母題：缺失（lack）；照片中一些意外的細節，突然飛躍出來，又一次提示觀者，此物已然缺失。
創傷，可以是wound，也可是更深層的trauma。它指認人生中的一些事件，過後不管如何努力，也無法好好回應、表述，消化以至收編。主體由是只能一次又一次的重演相類的場景，試圖應對問題。佛洛依德着名的“fort-da”遊戲，正好闡明了這一點：某天，他發現一歲半的孫子Ernst執起了一個線圈，不時將一頭丟進床舖裡，又扯線收回來，丟出去時喊「fort」（走了），收回來時又興奮地叫「da」（在那裡／你看）。他認為，孩子正是以遊戲模擬母親離去和回來的情境，慢慢平復、消化母親首次離他而去的創傷。
巴特反覆在刺點中看到的，許是創傷的各種轉喻了。那一幀Winter Garden，雖然統涉全書的內容，在文本中饒有形體，偏是唯一形容過卻不曾於書頁出現的照片。這正好就是缺失的特質了：代表空洞，卻又讓萬物得以運轉，彷若銀河中心的超重黑洞。母親不在，是以無所不在。他是這樣解釋的：「我不能展示Winter Garden那張照片，它只為我一人存在。於你不過是一張無關緊要的照片，『平凡』的千百種呈現之一。……對你而言，不成傷口。」
在巴特眼中，照片無限地複製存在中只能發生一次的事，特質正在於它是絕對的「個別事件」（Particular），最高的「偶發性」（Contingency），獨此其一（This），也正如Lacan所指的Tuché，一次特殊的遭遇，如命運般降臨，讓人面對難以言表的真實。
母親死亡的陰影一路延伸，他繼續追溯下去，終於在一張照片中得到感悟：黑白照中，一位名曰Lewis Payne的年輕人靠在牢房的牆上，看着鏡頭上方不定的一點⋯⋯Lewis Payne試圖刺殺國務卿W. H. Seward，被判死刑，相中的他正在等候死亡。今天他已經死去，當時他也即將死去，快門咔嚓一刻，他正好卡在兩個時態，兩次死亡之間。這就是刺點的第二重意思了：時間。照片將事實攝下，全無保留，觀者卻又在其中驟見時間的痕跡，預示相中人終將死去，由此一切照片皆沾上了死亡的氣息。重看Winter Garden，看着母親兒時的身影，他對自己說：「她將要死去：一如精神官能症患者，我恐懼，恐懼一樁已然發生的災難。每一幀照片正是這場災難，無論相中人是否已然故去。」
此一伏筆，早於巴特確立以觀者為中心建構理論之時已然寫定。三個詞語觀者（Spectator）、景觀（Spectacle）、幽靈（Spectre）原是一脈相承。在照片中看見的，正是逝者一再歸返的身影，統統透過目光連結、流轉（三者均出自拉丁詞specere，意指觀看，轉而成為影像、幻像）。即使相中人尚未死去，相片一經攝下，也無從躲避、否證死亡的可能。
照片的真諦簡單得過份，就是「此事曾經發生」（That-has-been），我們無法否定，銘刻在底片上的，毋庸置疑地是自相中人身上反射而來的光線。如是，照片就是現世的memento mori了，不容否證一個人的存在，死亡的陰影卻時刻伴隨。尤其在照片之上，死亡變得平板，無可評論。死亡，最可怖的莫非如此：對於最愛的人之死，對於她的照片，我無話可說，即使參詳多久，照片僅僅指認「此事曾經發生」，沒法抵達甚麼結論。巴特無話可說，只能略帶調侃地表示，面對無語，他唯一可以做的，就是談論「無話可說」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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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將喪傷（悲慟）消彌（以為時間可以療傷的愚蠢想法），而是改變它、轉化它，將它從一種靜止狀態（困厄、悒鬱、不斷重複的相同情緒）變成一種流動狀態。
──《哀悼日記》，羅蘭．巴特
沒錯，一個人又何必為了非親非故的人而感傷呢？巴特對母親的哀思，畢竟出師有名。我卻一直數算不清，自己因何迷上「巴特」這一名字牽繫的一切，以至為何妄談哀悼。
不過，我卻總是記得，那一次在網上看到Julia Kristeva的講課影片，突如其來的驚詫：「這雙眼睛曾經親眼見過巴特。」Kristeva曾是巴特的學生，把Bakhtin的理論帶進法國知識界，巴特的文本理論也受此影響。《明室》本身，也是以相似的事情開展的：巴特偶然看到拿破崙最年少的弟弟的照片，驟然驚覺：「我看到的這雙眼睛，曾經見過拿破崙大帝。」影像一再轉喻，從一道目光轉向另一道目光，途中卻也滲染了《明室》之後探索的主題：刺點、時間、死亡。
自此，讀過許多巴特的傳記、生平，友人為他撰寫的悼文，諸如Sontag的〈緬懷巴特〉、Calvino 的Collection of Sand、Derrida的The Work of Mourning，試着從別人的文字中重新尋見巴特的殘影。雖然，終究是沒法清楚了解，巴特之死到底掀起了我何種欲望，至少也在諸多文章裡窺見折射而至的友誼之光。
悼文總是矛盾：對象既已故去，悼詞究竟植根何處，對誰人訴說？面對逝者，我們總是找不着適切的言語，然而沉默又形同背棄，視對方不置一提；讚頌、評價容易流於自私自戀，將他變形得不倫不類，只覆述他說過的話語，卻又近乎全無意思。悼念，若要忠實於逝者，幾乎是不可能的。
閱讀悼文，自也見出這種難言之苦，總是沒法子一針見血，直寫對象的特殊之處。要不沉悶囉嗦，要不彷如三言兩語便已打發，要不就是陳詞濫調，令一個人獨一無二的死亡事件流於俗套。常是顧左右而言他，不是誇飾就是貶抑，悼文就是如此進退失據，毫無分寸。
《明室》一書，也是一種側寫的悼文，其中提及母親的部分，偏是少之又少。參照《哀悼日記》，巴特在紙沿透露，《明室》是專為母親而寫的，渴望以此為她立下紀念碑，不求個人名聲，只願母名長存。雖是如此，書中的巴特即使不曾遮蔽自己的存在（全書不似普遍論着般避用「我」為主語），也沒有呼天搶地，哭喊母親的離席，情感是平緩的，書也寫得迂迴曲折，一路揭示探究的過程（常言「來到這一刻我的探究⋯⋯」），時而失敗，時而兜轉，卻總在一些缺口中閃現他深沉的情意，是至為感人的哀悼之作。
悼文如有真諦，或許就是源於執着，一再追逐主體心中逝者那難以捉緊的核心，甚至失卻焦點，顯得粗野笨拙，內容不斷兜轉。迂迴正正是悼文這一文體的形式，這一種形式，有時卻比一切的內容都更顯心跡；悼文注定失敗，而失敗更見忠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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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悼念一位思想家，重現他的力量而不違忠實，或許就只有一種方法：重複他的思想，讓他自行說話，任其再次流轉。
《明室》裡提到：「我的現象學同意與一種力量妥協：情感；情感正是我不想化約的事情」，也許正正顯露出整個寫作計劃，以至悼文這種文體的核心。悼念逝者，單靠理性，難免索然無味；只談感性，一如《哀悼日記》，悽楚固然明確，卻又不免失卻深沉。哀悼若然真切，就不是容讓理性的話語化約情感，將之馴服收編，處理得妥妥當當，封存起來，事後不再理會；情感的真相總是在東拉西扯，散漫離題的邊緣滲漏出來，悼文並無所謂「剛剛好」的狀態。
自母親亡故，到《明室》寫成一刻，也有一年半的時間，巴特堅稱喪母之痛不會隨時日消褪，頂多只是不再激動。喪慯不會平息，然而效果會漸次收減，原因自不是因為已然忘記，而是這一層傷口、這一重缺失已不再是外在己身的事件，改而悄悄移入，成了自己存在的核心，自此難以撇脫。
撰寫悼文，把話說得亂七八糟，又一次在文章裡、從照片中回顧喜愛的人的軌跡，追隨他的步伐，重複他的話語，讓他的身影稍稍顯現，一再面對這無以彌補的創傷，畢竟都是生者為了尋索逝者的舉動。迎難而上，接受失敗，繼續走下去，不作摒棄聊當安慰，許才對得起逝者。我會記得，巴特意外那天，擱在桌上那一篇最後的文章，題目正是“One Always Fails in Speaking of What One Loves”。
* 文章轉載自《Sample》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