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上半年全城熱議的社會議題，明星在社交軟件中拍攝和傳播性影片，令人唏噓的是，各方勢力利用性片段視頻去轉移大眾視線，大多數網民只是關注性片段的女主角是誰，而非傳播者本身是否犯罪，女性變相成為受害者。
韓國向來都是男權當道的國家，女性往往沒有獲得應有的地位。《82年生的金智英》中的金智英就是八十年代女性的典型代表，1982年4月1日出生於首爾，從小到大無論是家庭地位，男女服飾規定，學號、身份證號碼，職場上都彰顯女性受到的各種限制與差別待遇，是當時女性的血淚縮影。文化評論家張德賢曾讚揚這本書：「作者在刻畫金智英這個角色人物時想要跳脫女性框架，不只停留在好像是為女性訴苦或者發聲的角色，而是獲得更廣、更普遍的共感帶（包括男性以及不同世代的讀者）。這也是為甚麼這本書會比其他女性主義書籍話題性十足的原因所在。」
社會、傳統文化下的女性地位究竟是如何呢？古代韓國女性的作用及活動範圍僅限於家庭，她們的主要職能是負責全部家務及傳宗接代，女性要遵循儒教順從、忍耐的美德，從各方面都壓制着女性地位。到了八十年代出生的金智英這一代，也依然有相同的遭遇。
金智英在家裡一直處以被動地位，家裡大小事務都是她照料，逢年過節更是要準備應節佳餚，從早忙到晚。她實在忍無可忍扮演他人的角色說出真實感受，以非真實的自己發洩長期壓抑的不滿。有一次到釜山婆家過節時，如自己母親上身般，以「親家母」的身分向婆婆吐露內心的不滿，「只有你們家人團聚很重要嗎？……既然你們的女兒可以回娘家，那也應該讓我們的女兒回家才對吧。」
金智英之所以扮演母親，其一是因為尋求慰藉的方式。每逢過節同是女人都很忙碌，全身腰酸背痛，體恤同是女人的可悲命運。其二是想要提升自己身份，以親家母和婆婆同等的身份對峙，吐出苦水，希望能引起婆婆反省及覺醒。「我只有變成別人，才能為自己說話。你們可以對一切都覺得理所當然，我卻再也沒辦法繼續忍氣吞聲。可是我只有變成別人，才能為自己說話。」金智英這段話更被放置書的封面，她的遭遇引起社會大眾熱議，難道當時的她卑微到沒有人權了嗎？她肯定是絕望到了某種程度才做出這些迥異的行為，令人不禁唏噓，為她感到可悲。
金智英在與丈夫討論生孩子的問題時，提出所擔憂的事情後，被丈夫指責不要一直想失去的，金智英回答：「你不是說叫我不要老是只想失去嗎？我現在很可能會因為生了孩子而失去青春、健康、職場、同事、朋友等社會人脈，還有我的人生規劃、未來、夢想等種種，所以才會一直只看見自己失去的東西，但是你呢？你會失去甚麼?」
當時女性首要任務是要傳宗接代，而且「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為人子女一定要婚嫁且生育，傳下後代子孫，否則就是最大的不孝。她丈夫沒有設身處地為她着想，反而指責她不能只顧自己利益，不為家庭着想，可以看出金智英的無奈和不滿。然而他的丈夫就很公大無私嗎？首先他不用生育，還是熟悉的生活環境，照舊上、下班，更不會擔心產前抑鬱症；而金智英懷孕後就要辭職專心養胎，不但沒有了職場人脈，甚麼青春、夢想、人生規劃統統都只是浮雲，生完孩子後還要面臨「工斷女」的窘況，若再想出來工作，簡直比大海撈針更難。雖然不可以單靠這個現象就可以斷定男女不平等，但兩性相比之下，女性確實失去的東西更多。
社會上「重男輕女」的觀念也令她受到傷害。金智英曾偷吃弟弟的奶粉，被「重男輕女」的奶奶打，令她至生難忘。童年時期的她免不了饞嘴，抵抗不了奶粉的美味，有時會偷嘗弟弟的奶粉，但每逢被奶奶發現就會被狠揍一頓。令她傷心的是，奶奶並不是出於好心教訓孫女以免養成壞習慣，而是因為弟弟的一切東西都無比珍貴，不是哪個阿貓阿狗都可以觸碰的。奶奶對於孫女偷吃孫子奶粉情緒這麼激烈，其一是因為「重男輕女」觀念在老一輩已根深蒂固，她這一輩還未能完全摒除，因為她從小到大已耳濡目染，女性是第二性，事事在男性後。其二是身為女性的奶奶是內宅的權威代表，因為封建家庭秉承着「男主外，女主內」的觀念，內宅一切事宜她做主，「重男輕女」只是她彰顯權利的其中一個把戲罷了。
另外，職場文化加劇兩性矛盾，「重男輕女」的現象嚴重。公司會優先提拔男性，而且薪水很高，因為覺得「沒有必要把比較有可能長期留在公司服務的男同事逼太緊，叫他們做苦差事」。當時社會覺得男人比女人能幹，因為男性是勇猛剛強，女性則是温柔善良的形象，很多時候職場上會區別對待男女，職位高的大多數是男性，行事作風都會透露對女性的歧視，態度極不友善。
雖然韓國社會蔓延的傳統文化和社會觀念在1980年代後逐漸改變，女性權利和政策實施，女權意識抬頭，人們也開始重視「性別平等」的觀念，但老一輩傳統觀念依然根深蒂固，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徹底改變。社會各行各業男女地位懸殊，女性受到的各種限制與差別待遇，彰顯女性是較弱的一方，弱肉強食的世界中女性只能處於被動和低下的地位，金智英反常的行為亦是對真實世界的反饋，「這個社會看似改變很多，可是仔細窺探內部細則和約定俗成，便會發現其實還是固守着舊習，所以就結果而論，應該說這社會根本沒有改變。」
其實韓國近年興起的各種社會運動有保障女權，例如MeToo 運動，讓遭遇性侵犯的受害者可以透過這個社會運動作為主要的申訴渠道去保障性權。如果三十年前韓國女性地位提升至10%，那麼相比三十年前，韓國現今女性地位也只約30%左右，未來三十年韓國女性地位是否可以提升至中間水平，令人期待。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金智英所遭遇的種種不平等，不能自由選擇自己理想的世界，試圖掙扎和反抗，是無法安心地生存於真實世界的表現。並不僅限於女性，男性都可以是受害者，只要性別不平等存在，無論是男性還是女性，任何一方都可能是受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