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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大腦開始崩壞,我們所追不回來的記憶──人類對阿茲海默症的奮戰

書序

當大腦開始崩壞,我們所追不回來的記憶──人類對阿茲海默症的奮戰

原文刊於《當大腦開始崩壞:科學X 人性X 歷史,人類對阿茲海默症的奮戰》(八旗,2018),原題為〈一種怪異的疾病〉。標題為編輯所擬。

 

科學是屬於大眾的知識,而非私人所有。

──羅伯特.金.莫頓(Robert King Merton)

 

在我十二歲時,祖父開始出現怪異的行為。我所熟知的阿巴斯.吉貝利(Abbas Jebelli)是個低調的人,不愛引人注目。他強烈的家庭觀,促使他經常從動盪的伊朗來到我們位於英格蘭布里斯托(Bristol)的安靜小街。他的皮箱裡經常裝滿開心果與波斯甜點,而他總是笑臉盈盈地遞禮物給我們。

一開始是令人費解的漫遊。在拜訪我們的期間,他會突然離開餐桌,半小時後我們才在附近找到他,發現他正漫無目的地徘徊。「拜託別再這樣了,」父親對他說。而阿巴斯僅用波斯母語回答:「Bebakhshid!」(原諒我)。他臉上開朗的笑容逐漸被驚恐退縮所取代,好似丟失了甚麼無可取代的事物。不久後,他不認得自己家人了。

在他身上發生了一些無法解釋的怪事。

在我看來,阿巴斯只是變老而已。這數十年來,人類的壽命不斷延長。父親曾解釋說,在1940年代,能活到五十五歲已算很幸運,但我們現在活在1990 年代,而祖父已是七十四歲的老人,他的心智和他的視力,以及幾乎所有器官,都已經慢慢磨損了。

對於這樣的解釋,我總覺得哪裡不太對。年輕的我對於人腦無窮盡的複雜細節,以及由上千億細胞將過去片段編織成所謂記憶的幻影畫面毫無概念。我想,或許這樣異乎尋常的折磨,完全是隨機發生的。如果這是「正常」,那為甚麼我的祖母沒有經歷同樣的事?為甚麼英國女王仍然可以在電視上發表動人的演說,而阿巴斯卻連鐘面都畫不出來?如果真是那樣,為甚麼不是每個年長者都經歷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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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年後的我,站在倫敦大學學院神經病學研究所一間昏暗的小房間裡。我的四周到處都是玻璃燒杯、吸量管、塞滿化學品與試劑的架子,還有一台大型的灰色離心機。空氣中彌漫着乙醇的刺鼻氣味,一股有如無菌氣簾般的低沉嗡嗡聲,將我與鄰近工作站分隔開來。我盯着一台小型光學顯微鏡,將影像對焦,直到清楚看出許多圓形的實體為止;這些是從老鼠身上取得的腦細胞,希望能藉此找出如我祖父一般,在好幾百萬人身上到底發生甚麼事──他們全都患有當代最可怕的疾病之一:阿茲海默症。

這些細胞取自被轉植此疾病的動物,兩周前被植入老鼠體內時,就已經生病了。正如預期,聲名狼藉的蛋白斑(出現在阿茲海默症病人腦中的深色斑塊,二十五年前即被判定是此疾病的根源)已開始在細胞四周形成。但我們想瞭解的是隱藏在這個神經性夢魘下的大腦免疫細胞,即小神經膠質細胞(microglia);如果我給這些小神經膠質細胞的免疫刺激劑發生作用,它們便會運用一種稱為吞噬作用的細胞防衛機制,釋放強大的化學物質,來吞噬並減弱蛋白斑。但它們是否辦得到,這仍是個問題。

這個理論是現今科學家進行測試的眾多理論之一,因為阿茲海默症已成為全球性的重大疾病。它已影響全球四千七百萬人口,光在英國就有超過八十萬人罹病。隨着全球人口老化,預估至2050 年將有一億三千五百萬人受影響,將超過癌症成為僅次於心臟病的第二大死因。我們已經到了幾乎每個人都會認識某人──不論家人或朋友──罹患有這個疾病的地步。

近幾年來,來自名流人士的病例也時有所聞。麗塔.海華斯(Rita Hayworth)、彼得.福克(PeterFalk)、卻爾登.希斯頓(Charlton Heston)、羅莎.帕克斯(Rosa Parks)、瑪格麗特.柴契爾(MargaretThatcher),全都罹患了阿茲海默症。美國總統隆納.雷根(Ronald Reagan)在被診斷出阿茲海默症後,於1995 年11 月對美國大眾公開了一封親筆信:「現在,我覺得還好。我打算在上帝允許的餘生中,繼續完成我一直在做的事……但不幸的是,隨着阿茲海默症病程的進展,家人往往背負着重擔。我只希望有甚麼辦法可以讓南希免於經歷這份痛苦。」

任何認識阿茲海默症病患的人便會瞭解,阿茲海默症是個殘酷的疾病。它會剝奪深埋在我們腦中數十年的儲存記憶,緩慢又持續地侵蝕那定義我們是誰、闡述我們一生的敘事。在辛達塔.穆克吉(Siddhartha Mukherjee)所著的《萬病之王》(The Emperor of All Maladies)一書中,他把癌症描述成「我們正常自我的扭曲版本」、「鏡中神祕又帶着些許瘋狂的個人影像」。或許,借用這些比喻,我們可以把阿茲海默症比喻為全然消失的鏡中影像──讓人們全然脫離這個世界的幽暗深淵。

我之所以開始研究阿茲海默症,純粹是因為個人因素。我從未想過要親手治癒這個疾病,但在目睹祖父的記憶就這麼消失後,我確實很想镽解在他身上發生了甚麼事。而我很快便明白,這個疾病背後的科學仍籠罩在神祕之中。1906 年,第一位描述這個病症的同名德國精神病學家愛羅斯.阿茲海默(Alois Alzheimer)教授,把它稱為「怪異的疾病」。在此,他指的主要是這個疾病所呈現的病理現象。透過顯微鏡,阿茲海默觀察到許多未知的斑點與纖維纏結物質。但他不清楚這些是否為疾病的根源,或者只是結果。這個問題至今仍然沒有答案,我們對於是甚麼造成腦細胞大規模死亡的原因,目前所知仍然有限。

我們知道的只有:患有阿茲海默症的人並非「只是變老了」,而是大腦遭受攻擊。大量的殺手蛋白質被釋放出來,即被稱為蛋白斑(plaques)與纖維纏結(tangles)的有害黑色斑點。它們在腦中孕育多年或甚至數十年後,會擴散並淘空大腦。首先,在大腦與記憶息息相關的海馬迴上,蛋白斑會藉由擾亂神經元之間的電子訊號,來摧毀大腦產生新記憶的能力。隨着蛋白斑越來越多,最終會觸發產生纖維纏結──此為完全破壞神經元內部傳輸機制的變形蛋白質。隨之而來的神經毒素風暴,接着會引發大腦免疫系統的啟動,但此時傷害已無法挽回,即使我們大腦用盡全力也不足以補救此災難。一個接一個,像骨牌效應般,神經元不斷倒下。在症狀開始後不出幾年,位於額葉以及大腦皮層的神經元便開始死亡,擾亂了情緒、空間認知、臉部辨識以及長期記憶的運作。病患通常只要六到八年的時間,大腦便只剩下一顆橘子的重量,比起正常老化的萎縮要惡化三倍以上。

然而我們並非毫無希望。今日,先進的遺傳學與細胞生物學,已改變阿茲海默症的概念版圖。各項研究正密切合作,例如去年就有來自歐洲各地與美國超過兩百名研究員通力合作,針對七萬名病人進行基因研究。此番努力揭發了十一項與阿茲海默症相關連的新基因。此外,這支科學家大軍更持續動員世界各地力量,同心協力揭露並瓦解它的武裝。書中某些章節即是描述這群人所完成的迷人又十足重要的工作。

但這些對我來說仍然不夠。隨着時間經過──歷經研究生訓練各個階段,贏得神經科學博士學位,成為在神經系統退化方面主導獨立研究的博士後研究員,並指導自己的學生──我越來越相信,對於阿茲海默症的研究還需要某些在實驗室內無法發現的東西。生物學研究上有項悖論(paradox)是,研究員往往會屈服於一個奇特形式的狹窄視野:我們越是深入探究一個問題,越是受到蒙蔽,而無法從更寬廣的角度來看它。因此,我想要認識和祖父一樣現在正遭遇阿茲海默症的人以及他們的家人,我想要訴說關於這個疾病在科學上與人性上的故事。

然而最主要的一點,是因為阿茲海默症是影響整個家庭的疾病。它的症狀會吞沒周遭的人,對於那些只能看着他們心愛的人,儘管心臟仍然跳動,氣息仍然流動,眼睛仍然張開,卻慢慢從身邊永遠溜走而一籌莫展的家人,將會造成情感上無比的混亂。我很好奇別人是如何面對這些,他們的故事與我的家人所經歷的事有任何相似之處嗎?為了尋找答案,我走向遭受這疾病折磨的病患與家人,包括患有早發性阿茲海默症的人們;他們因為來自父母的遺傳,一生中不得不做出無法想像的決定與犧牲。

我拜訪的第一位病人是八十四歲的阿諾德.列維(Arnold Levi)。阿諾德是典型的阿茲海默症病患,阿諾德與他的照顧者丹尼,向我描述着此疾病的攻擊對阿諾德的大腦造成怎樣可怕又真實的影響。起初一切的發生都很緩慢。他開始跟許多年長者一樣會忘記同一類事情,像是名字、日期、支付帳單、採買食物等,全都是一些細小又平常的事。沒有人會為此想太多,阿諾德更是如此。但過了幾年,人們開始意識到些甚麼。他的朋友注意到他的行為出現密集且明顯的衰退;他需要有人幫他穿衣服,他會忘了關水龍頭,忘了關瓦斯爐火,忘了鎖上大門。當然,他們再也不放心讓他自行開車。而這一切還只是開端。接下來幾年,阿諾德變得越來越困惑且焦慮不安。他高升的健忘以及暴跌的官能認知能力,將深深擊敗他。即使熟人也變成了完全的陌生人,他甚至因為害怕這些「入侵者」,而慌亂地將他們推出門外。

最終,阿諾德變得無法說話、進食、飲水或吞嚥。對這樣臥床不起的病患,親人們最深切的期盼,只不過是期待他對溫柔的觸摸或是關愛的聲音有一絲理解而已。在阿諾德生命完全被剝奪的最後幾年,他極可能死於營養不良或肺炎,此時他的大腦已無力維持最基本的生存規則。

這便是阿茲海默症可怕的現實。科學家談起阿茲海默症,就好像偵探辦案似的──證據vs.猜測,推論vs.假設,真相vs.欺瞞。我們努力在受損的腦細胞消失無蹤之前,收集每一道線索。在科學會議上,我們詢問關於限制事項與統計顯著性的問題。然而,對阿茲海默症患者的家庭來說,卻不是這麼一回事。對我們來說,它是極可怕又抽象的東西:一個隱形的小偷,一個的漫長道別。我們現在知道,它不是來自年老,而是來自大家所知有限的其他東西。跟這些家庭會面,讓我明白他們和我一樣,都迫切地想從對方得到答案。

我很清楚一件事:如果與他們會面帶給我任何啟發,我也希望自己能有所回報。我開始密集閱讀關於阿茲海默症的所有資料。我的桌上堆滿各式研究文獻與學術論文,我的收件匣被來自最權威科學期刊各種內容和消息的電子郵件所淹沒。我連繫所有科學界同事學習這個領域的變化,並努力跟上閃電般的研究速度。我踏遍全球,拜訪不同實驗室,訪談許多科學家,並與病人和家屬交談。我對自己進行記憶測試;我傾注十多年接受科學訓練所獲得的所有批判性思維力量,都用在這個測試上了。簡單來說,我已深陷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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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本書是關於阿茲海默症的過去、現在與未來。我從最初的開端,一百年前第一個案例紀錄開始我的調查,一直到今日完成的最先進研究。這是如同偵探小說般精彩的故事。它把我帶至十九世紀的德國以及戰後的英格蘭;把帶我到巴布亞紐幾內亞的叢林以及日本科技試驗場;帶我至美國、印度、中國、冰島、瑞典以及哥倫比亞;還有那些高聳雲霄的頂尖精英學術機構。書中的英雄有來自世界各地的專家科學家──其中許多人我有幸與他們一起工作──以及極其勇敢的病人與家屬,他們改變了科學家對阿茲海默症的看法,揭露出耗費我們幾世紀不斷追查的流行疾病,並且最重要的是提醒了每個人,絕不要把記憶這種我們最珍貴的資產,珍.奧斯汀(Jane Austen)稱之為比其他事物「更為美好」的天賦,視為理所當然。

阿巴斯得病後並沒有撐上太久。在伊朗,他的心智於七年內就像燃燒殆盡的蠟燭般,漸漸黯淡並消失。他已到達一個未知的終點,一個我訪談過的病人皆會前往的地方,也是2015 年出生的每三人中其中一人終將前往的某處。我幾乎每天都會想起這點,它鞭策我不斷向前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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