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國大文豪杜斯妥也夫斯基（Fyodor Dostoyevsky）最具自傳性質的作品是哪一部？問題的答案取決於你對「自傳」的理解。要是說作者思想發展的心路歷程，任何一部忠實於自我心靈的作品，都必與作者的經歷有所連結。但要說到明確反映了作者行為的，便要數《賭徒》（The Gambler）[1]。
首當其充的原因，自然是《賭徒》中的女主角波麗娜．亞歷山德羅芙娜（Polina Alexandrovna）的人物設定。在1863年，杜斯妥也夫斯基有一個也叫「波麗娜」的婚外情人，比他年輕二十歲，在她為新歡而離開後，杜斯妥也夫斯基對她一直念念不忘，便有說《賭徒》的女主角也以她為原型人物。在那時，從杜斯妥也夫斯基給友人的書信裡得知，《賭徒》的創作意念已漸萌生：
我在想一個率直而富有文化氣息，但在各方面都有所或缺的人。一個失去了信仰的人。〔……〕但重要的是，他把血氣、精力、反叛和大膽都揮霍到輪盤上。〔……〕整個故事就是他如何在兩年裡，在幾間不同的賭場玩輪盤。（Frank，2012，頁521）
那不過促成小說的誘因。更為具傳記意味的，當然是杜斯妥也夫斯基本人的賭博經驗。有說那是因為妻子和哥哥於1864年相繼離去所致的。但更有可能的是，出於他本來就欠了債，為了還清債務，他便選擇鋌而走險，在賭場放手一搏。結果當然是欠下更多的債。因此，他只好把自己過去和未來的作品都一拼賭上，並答應出版商會在三十天內會完成一篇小說。
當時杜斯妥也夫斯基正在寫《罪與罰》（Crime and Punishment），並不能閣起手上的工作而開展另一個新故事。於是，他便請來速記員安娜．斯妮特金娜（Anna Snitkina），按他的口頭講述，在限期內把作品完成。那便是《賭徒》。
可是，這時又發生了一段小插曲，差點讓杜斯妥也夫斯基輸掉這場「文學賭博」。卑鄙的出版商為了使得小說不能如期提交，便刻意耍賴，拖延見面時間。幸而機智的安娜提議把稿件拿到警察局，先弄一份時間證明，免得出版社日後的抵賴。（見George，2012，頁227）如此聰明能幹，亦不難想像為甚麼隨後兩人會結婚。
從賭博到命運：從《地下室手記》開始說
賭博是一場機率的遊戲。在杜斯妥也夫斯基欠下一身債務之時，第一件想到的事，幾乎就是把自己投入這種機率遊戲之中。他自然本身就對賭博的原理感到着迷。在他跟朋友的書信裡，他提到自己正在研究賭博的贏錢原理，說只要能夠建立一個把風險降到最低，同時又能作出準確判斷的系統，就能獲得巨大財富。（見Christa，2009，頁105）杜斯妥也夫斯基試圖要做的，是從看似變幻莫測的機率的遊戲中找到某種確定性。就如《賭徒》的主角如是說：
在偶然的機會中間，雖沒有必定的規律，卻似乎有着一種順序。當然，這是相當奇怪的。例如：十二中數以後往往出現十二大數。假定在十二大數上出現過兩回，就轉到十二小數上。
這種想法當然不只出現在後來的《賭徒》中。事實上，由他跟朋友說到一個關於賭博的故事，到他於賭場進行實驗試探之間，他手頭上正在寫的是《地下室手記》（Notes from Underground）。《地下室手記》是一部結合了他流放時期以及當前思考的產物，其中一主要論旨是命運的限制，以及自由的存在形式。故事的主人公在地下室中喃喃自語，想到只要透過實踐理性思考，人就能找到事物的規律﹑發生的原因，無疑跟從賭博中找到原理是極為相似的。他雖稱之為「命運」（fate），但從一般的哲學視點去看，他說的其實並非命定論（fatalism）[2]，而是某種威廉．詹姆士（William James）所說的「軟性決定論」（soft determinism）[3]。
世界的事物是被決定的，一切皆遵從自然定律而行；但在另一方面，人有自由意志，但意志的行使往往與自我的消亡劃上等號。這是《地下室手記》其中一個思想，亦是詮釋《賭徒》關鍵。
《賭徒》的故事主線並不複雜（或許要在一個月內完成也不容複雜吧？）。男主人公原先並不是病態賭徒，只是喜歡觀看別人賭博，從觀察中研究規律而已。後來他開始到賭場代自己喜歡的人賭博，當發現自己愛人原來也喜歡自己時，已不小心陷入了深淵。
「在某一刻，我早就該走了。」《賭徒》有如此的一段：「但一種奇怪的感覺突然湧現：是某種對命運的蔑視，一種想要挑戰它的欲望，想要用自己的舌尖去觸碰它。」這就彷彿在暗示，所謂機率的遊戲，其實還是受命運擺佈的。愛情亦如是。「你知道一件十分奇怪的事嗎？」如主人公又說：「就是，隨着一天一天的過去，我對你的愛也愈來愈深──雖然，這聽起來幾乎是不太可能。我何以成為了一個命定論者？」
是機率還是命運？是偶然還是必然呢？從杜斯妥也夫斯基對「命運」這個詞反覆使用看來，與其說一切都是機率，倒不如說是命運。
從賭徒的自戀人格到罪：從《罪與罰》開始說
一切都是命運，但人卻是一種要打破命運的存有者。在《地下室手記》裡，所謂打破命運其實是近於自我摧毀。從它過渡到後來的《罪與罰》（Crime and Punishment），又銳變成了另一種形式。
《罪與罰》與《賭徒》算是同步創作的（有說當時杜斯妥也夫斯基同時向兩名記述員口述這兩部作品）。它們之間有所連繫，亦合理不過。與《地下室手記》相類似，《罪與罰》也講某種決定論，但這回要成為一個自由的﹑超脫於自然法則的「違法者」，就必須得犯罪，成為罪人。弗洛伊德在〈杜斯妥也夫斯基與弒父〉（Dostoevsky and Parricide）裡說過：「犯罪者有兩個重要特質：無界限的利己主義和強烈的毀滅傾向。」（Freud，1928／1997，頁235），我認為這恰恰是理解杜斯妥也夫斯基小說美學的關鍵。
先是利己主義，根據一些心理學實證，賭徒多有自戀型人格疾患 （narcissistic personality disorder）。（Taber，1982）而弗洛伊德在文章裡也提到了自戀人格，說它是利己主義而生的。（Freud，1928／1997，頁236）《罪與罰》的主人公當然有一定程度的自戀人格，他先是把人類分為平庸者和超凡者，又把自己視為可比拿破崙的超凡者──有能力打破自然定律的「違法者」。
這種自戀人格在《罪與罰》直接構成了其後的毀滅傾向。毀滅的不只是人的性命，而且還是主人公自身的心靈。殺人固然是罪，但他同時是對自己的罰。《罪與罰》的主角表面上是為錢而殺人的，於這點上跟《賭徒》的主角無異。從兩個文本之間的互讀，賭博可詮釋為跟殺人差不多的犯罪（畢竟要打破自然定律不一定靠殺人），然後終會以自我的毀滅作為懲罰。
看通這一點，便不難理解之前從《賭徒》裡所引用的這句：「在某一刻，我早就該走了。但一種奇怪的感覺突然湧現：是某種對命運的蔑視，一種想要挑戰它的欲望，想要用自己的舌尖去觸碰它。」在杜斯妥也夫斯基的美學裡，賭博是對命運的蔑視，跟《罪與罰》裡所說要打破自然定律是同出一轍的。
但為何偏要走上自我毀滅的道路呢？弗洛伊德在他的文章裡給予一個有趣的答案。那是跟杜斯妥也夫斯基本身的人格有關的。假如杜斯妥也夫斯基不是一名賭徒，他甚至不會是一個出色的文學家。而只要了解到自我毀滅與自由（包括創作自由）的連結，甚至能進一步理解後來《卡拉馬助夫兄弟》（The Brothers Karamazov）中的弒父……
參考書目
Christa, B. (2009). Dostoevskii and Money. In W. J. Leatherbarrow (Ed.),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Dostoevskii.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Frank, J. (2012). Dostoevsky: A Writer in His Tim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Freud, S. (1997). Dostoevsky and Parricide. In Writings on Art and Literature.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George, S. (2012). From the Gambler within: Dostoyevsky’s The Gambler. Advances in Psychiatric Treatment, 18(3), 226-231.
Taber, J. (1982). Group Psychotherapy with Pathological Gamblers. In W. Eadington (Ed.), The gambling papers: Proceedings of the Fifth National Conference on Gambling and Risk Taking. Reno: Bureau of Business and Economic Research, University of Nevada.
注釋
[1] 有論者甚至認為《賭徒》是杜斯妥也夫斯基最具自傳性質的作品（例如：Christa，2009，頁105）。
[2] 命定論指的是，某件事情必然會發生（即使事與事之間的因果鏈可以很不一樣）。
[3] 軟性決定論是指，世界是被決定的，但人有自由意志去改變事情的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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