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mple》第六期「餐桌前我們都是人類學家」】松茸──遊走於資本主義罅隙的異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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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ple》第六期「餐桌前我們都是人類學家」】松茸──遊走於資本主義罅隙的異類

原文刊於《Sample》第六期「餐桌前我們都是人類學家」

自工業革命起,食物生產者的單位逐漸由個體家庭,變為流水式作業的農場、機械工場,以減少出錯、澆水和灑農藥系統準點工作,取代人手作業,目標只有一個:提高產量。所有步驟和結果都變得可以預計,絕無差錯。然而,也不是所有食物都能以這種手法處理的,松茸正是一例。

工業社會所代表的意識形態,預設了人類置身於自然以外,並以人類為中心統治自然界。可是,發掘松茸的歷史、社會脈絡,卻可見出不一樣的面貌。松茸的生物結構,使其有多變的特點,也會與其他生物鏈互動,這些特性同樣延伸至生產、採集及消費等層面。探討松茸如何承受資本主義所帶來的「摧毀」,擺脫人類所控制的視角,正好為我們對資本主義提供新的理解方法。

 

「失序」的生物特性與生長環境

在日本,松茸是秋天盛產的昂貴養生食材,香味馥郁獨特,日本人深信它有強身健體之益處,奉為國寶之一,不論在高級料理餐廳或平民化的餐廳都找得到松茸的身影。 作為人類所欲求的昂貴食材,松茸按理應會像現代化底下中產家庭的嬰兒般受到人類高度保護。弔詭的是,情況剛好相反,從其生態而言,松茸在被過度控制的環境中根本就不能生長,加上無法以人工種植,可說是資本主義線性發展下的畸胎,既是備受重視的材料,卻又無法為其馴服。

從生物學角度來說,松茸屬於菇類,與可供食用的木耳和靈芝等相同,同屬真菌界下的一員。但菇類既不是動物亦不是植物,因為真菌沒有葉綠體,無法透過光合作用來捕捉能量,必須與土壤或腐質上的有機物、其他真菌以及動植物互生以獲取養分。因此,松茸生存條件的關鍵,正正在於與其他生物組成的網絡。

而菇類本身也充斥許多不穩定性,一來是物種的多變,二來是生長形態。在真菌的分門別類中,其中一類名為「不完全菌」(Deuteromycota),東吳大學的微生物學系對此分類的描述為「其有性生殖及生活史尚未清楚,大部分為寄生性,多以分生孢子或菌絲增殖」。在生長形態方面,呈球狀的細胞壁會向四方八面均勻地合成,頂端則是呈管狀的菌絲,以縱橫交錯的方式不斷自我分裂出其他分支,從而向不同有機物攝取營養。

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受原子彈核爆的日本廣島,一個高度受人為破壞的環境,松茸被發現是第一個重新長出的物種,日本人因而信奉它有抗輻射的能力。雖然,從人類看來,廣島只能以生靈塗炭形容,但一旦以非人類中心角度出發,廣島的環境便不能理解為破壞,而是向萬物提供重新連結的機會,輻射亦只是網絡中的其中一點。松茸這一物種,透過與其他生物體的互動製造出更多可能性,亦能夠在受工廠廢料污染的環境或廢墟中生長,與老鼠和蟑螂共處。偏偏,松茸沒有被污名化,以人類控制以外的方法在資本主義的隙縫中默默生長。

這種生長機制看似失序,實際上則是以「開放」和「脆弱」的狀態與其他生物積極地互動。用法國哲學家德勒茲和瓜塔里的理論來解釋,松茸自身只是繁殖網絡中的一個集合體(assemblages,或譯裝配),目的在於解放真菌與其他有機物的互動性。之於生物學,互動方式通常會被描述為腐生、寄生和共生關係:腐生關係──真菌會分解動植物的屍體使其變成有養份的物質,循環植物體的碳、氮及礦物元素,間接平衡生態;寄生關係──物種單方面地分解並吸收營養,寄生者會引起病害使生物體死亡;共生關係──互相輸送營養。但真正的解放在於重新了解諸種間的「反應」,毋需分類:沒有所謂的適合與否,也就不會作出排斥;沒有所謂的生與死,純粹是網絡中點與點的連結。所以,一旦物種遇上其他生物體就必定會產生反應,這可能是最客觀的描述。這一種理解,強調情動(affect)之於真菌與其他生物體的重要性,也即是生物的影響力及被影響力。只有在集合體變得不穩定的狀態下,才能在去中心化並縱橫交錯的網絡中體現出諸種之間的受動能力。

 

體制外的人支撐着資本主義的交易

松茸的採摘和交易過程,恰巧可以體現出跨族群和全球化的複雜性。《舌尖上的中國》(下稱《舌》)曾經記錄過,為全球提供松茸這種奢侈食材並支撐着整個經濟活動的採摘者,竟是香格里拉年紀老邁的村民──被社會排斥和權力被剝削的「邊緣低下階層」。另外,人類學家Anna Lowenhaupt Tsing的著作The Mushroom at the End of the WorldOn the Possibility of Life in Capitalist Ruins,亦提及負責採集松茸的勉族(Mien)──那是瑤族(Yiao)的一個分支,自有紀錄開始,已因各國的帝國勢力而不斷遷徙,難以用有脈絡的歷史追溯出完整的足跡,只知族群現今已擴散至越南、泰國和美國等地。因為城鄉差距的問題,他們屬於經濟能力貧乏的一群,教育程度普遍不高,於資本主義主導的社會中無疑是不穩定的因素。但是,在現實中,這些不確定性卻反而造就成他們生存的條件。城市中刻意建立的秩序之於他們並沒有意義,以道路規劃為例,對採集松茸完全沒有幫助反而產生阻礙。《舌》中訪問的村民表示,松茸的採摘處愈少人知愈好,這與競爭力有關,愈熟練的人愈能在雜亂的草叢中觀察到松茸,因此在毫無秩序可言的森林裡反而不會迷路。採摘者與松茸一樣,只有在最少的限制下,生命體才能發揮出身體最大的能力。

在交易市場中,松茸的價值再次體現出其異類的特性──蕈傘仍沒開的松茸皆被視為一等品,但打開蕈傘的松茸,才能透過孢子播種,繁殖出下一代。另一方面,處於資本主義矛盾中的松茸,在高山採集地的收購價約八十元,可是經過數小時的運輸後,卻以幾千元甚至更高的價格在東京的超市出售。可笑的是,松茸的剩餘價值竟是伴隨着產量下降的危機而出現。

說到底,若然人類只以自身存在和利益為絕對,擁抱自以為優於自然的主體性,認為資本主義才是真理,一本通書讀到老,漠視一切系統和框架所帶來的限制,就會難以理解自然生態系統和人類實際上有互相依存的密切關係,當然也就無法理解體制外的生物體,再以局外者的身分為之冠上帶有貶義的標籤。然而,事實一直體現在松茸由生長到完成買賣的整個過程──人類愈去控制,只會愈顯得自己無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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