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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蕩時代的抒情》小輯】抗戰文學描繪的另一個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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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蕩時代的抒情》小輯】抗戰文學描繪的另一個香港

陳智德博士集詩人與學者於一身,一月出版新書《板蕩時代的抒情:抗戰時期的香港與文學》,講述抗戰期間香港如何成為抗戰文藝的「據點」。2月23日晚,中華書局舉辦專題講座「抗戰時期的香港與文學」,邀得陳博士分享書中研究。

兩小時的講座,陳智德分享了抗戰時期鮮能在一般史述中找到──甚或險遭埋沒的──香港文學人和事,例如鷗外鷗港督銅像的詩、白領詩人「三騎士」、反殖青年彭耀芬、話劇和歌曲《再會吧,香港!》等。他也提出了延伸的思考,希望能透過此書,引發一些討論和關注。

 

防空、轟炸與港督銅像

陳智德首先分享詩人鷗外鷗的一篇作品,並闡釋其背後的一段抗戰歷史故事。

鷗外鷗曾出版一系列關於香港的作品,其中〈和平的礎石〉描述當時休戰紀念坊中的港督銅像(今和平紀念碑,但銅像已經沒有了)。根據香港歷史圖片冊所示,三十年代的中央廣場(今皇后像廣場)一帶有很多銅像,當中人物包括英國王室成員、維多利亞女王、港督梅含理等。然而在抗戰時期,日軍把銅像運到東京當作戰利品,同時因物資短缺,銅像被熔掉作再造兵器之用。直到戰後,英政府透過民軍在日本找回僅餘的維多利亞女王及昃臣爵士銅像。但由於戰後的皇后像廣場殘破不堪,女王像便先安置在當時填海得來的新空地(即現在的維多利亞公園)。亦因此,現在的皇后像廣場只有昃臣爵士的銅像。

陳智德解說,詩中的港督在托腮,面向滿是佈防的大海,表達作者對戰局的憂慮。詩末,他甚至諷刺港英政府的防衛能力。此詩在1939年於《大地畫報》發表,圖文並茂,圖是當時的港督銅像,立於立法會前,托腮形態,與詩中描述吻合。陳智德認為,這些詩歌留下了重要的歷史畫面,同具文學和歷史的價值,因此,詩作除作文學上的理解,也讓讀者了解歷史。

另外,陳智德也分享兩首最早發表有關日軍攻打香港的詩歌,分別為徐遲的〈太平洋序詩──動員起來,香港!〉和淵魚的〈捍衛這寶石〉。前者用浪漫化的方式,激情地呼籲所有香港人起來反抗,後者則具體而寫實地描述日軍首次攻打香港的細節。陳智德重申,香港詩歌不只具文學意義,更留下很多戰爭和歷史的細節。

 

文學小社群:白領詩人三騎士

、四十年代,不少內地作家來港與本地作家組成抗日文學團體。陳智德指,除了正規的組織如文協香港分會、中華文化協會外,也有一些作家私下的小型聚會,徐遲、遠水拍和馮亦代便為其一。他們三人均來自上海,剛巧同在當時匯豐銀行大廈不同樓層上班,便在上下班或午飯等時間互相交換和分享詩歌與作品。他們亦喜歡在中環閣仔茶室聚腳,成為一時佳話,更被稱為「白領三騎士」。在講座中,陳智德主要分享徐遲的故事。

徐遲在三十年代已是重要的年青作家,被視為現代派,詩歌描述中國早期城市。在抗戰時期,徐遲透過鷗外鷗認識了不少香港作家,如杜格靈、侶倫等,並於1938年5月與戴望舒同到香港聚居。徐遲先在報章擔任電訊翻譯,後來輾轉到了陶記公司工作。該公司實為國民政府駐香港財政部辦事處,利用香港金融處理來自各地的匯款,支援內地抗戰。到了1939年末、1940年初,徐遲自告奮勇到廣西一帶採訪及記錄崑崙關戰役。回港後,徐遲受到其他朋友影響,參加由喬半華主持的秘密讀書會。讀書會聚集當時香港的白領階層閱讀馬克思主義著作,當中包括比徐遲早一步加入的袁水拍。徐遲深受左翼理論影響,思想產生劇變,使他從原本的現代派作家,成為擁護左翼理念的作家。

陳智德指,徐遲除了參與上述抗日活動和支援外,也積極參與文學活動,例如擔任文協香港分會的導師、協助成立文藝通訊部(簡稱「文通」),與其他在港的內地作家舉辦講習班,義務教學,旨在培育本地青年承接抗戰文藝的工作。而其中一名參與講習班的學員彭耀芬,便是陳智德分享的第三個故事的主人翁。

 

反殖青年彭耀芬

陳智德指,彭耀芬初中時已在香港和內地投稿,1940年7月參與文通,被選為理事,同年9月和楊奇創辦《文藝青年》。當時在港出版刊物需繳交保證金,但他們無力負擔,便假裝在曲江出版,並在地址下記下香港的郵箱號碼,以收集稿件,然後偷偷在楊奇任職的《天文台半周評論報》辦公室組稿和執行編務。後來政府查封《文藝青年》,並打算拘捕楊奇,幸他收到消息逃脫。

彭耀芬則沒有那麼幸運,他在1941年4月因「犯有不利本港之文字嫌疑」被捕。事緣他投稿到外地報刊,被政府官員得知而將他拘捕。陳智德指,港英政府一直找不到詩的原文,但卻推斷詩中內容或有批評港英政府的殖民統治,加上當時正值香港慶祝開埠百年,因而拘捕彭耀芬。他後來在朋友的幫助和疏通下,5月下旬被判遞解出境至澳門。1942年初,彭耀芬在香港淪陷後偷渡回新界,參加東江游擊隊港九抗日大隊,負責抗日宣傳工作。然而,由於彭耀芬貧困,營養不良,加上曾坐牢,使其身體虛弱,終染上瘧疾離世。

陳智德補充了徐遲對彭耀芬的憶述。1942年1月,徐遲與葉淺予、戴愛蓮、盛舜等人乘船離開香港到澳門。他在〈一些往事的回憶〉中提到:「彭耀芬也在那裡,看到我那樣的狼狽,儘管他自己也處於飢寒交迫的境地,在一天深夜,他還是擠在人群中,等到天亮,為我買到了兩個熱呼呼的澳門麵包。」除了證實彭耀芬的行蹤,也描述了他的為人,在戰亂和飢寒交迫下,仍為老師徐遲通宵排隊買麵包,可見是如何的一位青年。

彭耀芬的詩歌呼應抗戰主題,反映香港社會生活,批評殖民主義。陳智德與在場聽眾分享了〈燈下散詩〉之〈邊境即事〉、〈寄遠〉和〈勞動者之歌〉之〈掘防空壕〉三首詩,讓觀眾感受彭耀芬透過寫實手法表達對時代的看法、對內地抗戰的致意、對工人階級的關心及對上層階級的批評和諷刺。陳智德說,不知為何甚少人提及彭耀芬,但他認為彭不應被埋沒,需要重新提及,給他在香港文學史一個位置。

 

《再會吧,香港!》──話劇與歌曲

有關《再會吧,香港!》一劇,一直有傳言指是在香港上演,亦有說遭日軍禁演。然而,陳智德認為這些都是誤會。《再會吧,香港!》一劇雖以香港為故事背景,卻是在桂林上演。

他接着指出,一些作家在抗戰時從內地逃亡到香港,並在返回內地後聚居桂林。他們沿用在港參與抗戰文學工作的故事和經驗,聯合創作了此劇劇本,由夏衍寫第一幕,洪深寫第二、三幕,田漢寫第四幕並作整理,同時由他創作與劇本同名的主題曲歌詞,再由姚牧譜曲。陳智德指,劇中故事不但反映了當時社會的各種心態,亦點出了香港的「據點」位置及革命傳統,是一部振奮人心的劇作。1942年3月8日,此劇於桂林上演,但剛演完第一幕後,即遭臨時禁演。此劇遭禁的原因一直未明,陳智德推測,或許是因劇本諷刺當時的國民政府。

縱然《再會吧,香港!》遭臨時禁演,同名的主題曲還是流傳下來。從歌詞可見,香港除了既有的「享樂者的天堂」、「有着出賣靈魂的名姬」等刻板印象以外,亦有革命傳統和獨特的文化。陳智德指,正因他們有在香港的生活經驗,因此歌中提出香港在既有印象以外的形象。他亦指出,《再會吧,香港!》歌譜有數個不同版本。最初的歌譜由曾聽過原曲的人按記憶手抄,後來徐月清重新整理,重抄一個版本。他的版本與胡從經編《歷史的跫識》的版本歌詞上亦有差異。陳智德則在書中詳細對比不同版本的異同。

 

香港文學的故事還得繼續說下去

除了在講座中詳述的故事,陳智德亦有提及書中收錄的其他重要故事,包括戰前香港的「新文藝大爆炸」、望雲及其小說《人海淚痕》、戴望舒與《星島日報.星座》、秘密大營救等。他希望書中收錄的材料和敘述能延續讀者的思考。

陳智德說明,香港獨立言論的傳統並非政治的結果,也不是為了服務政治而出現,而是為配合當時追求的現代建設,自然地出現的。其次,他以吳華胥和李育中的兩篇文章為例,指出當時身處香港的作家以華南的角度,提出了一些不同的思考角度。比如說,當時兩個口號爭論中,吳華胥便提出了較為中立的角度理清局勢;李育中則提出抗戰文藝的局限,質疑當時抗戰文藝過於單一。這些作家提出的華南角度,為抗戰文藝增添了香港的視角。

不只香港獨特的視角,也包括香港獨特的文化位置。支援方面,內地消息被日軍封鎖,從香港走私到內地的報刊往往為內地提供戰訊,內地讀者亦透過這些報刊讀到抗日文藝。當時在港的內地作家積極成立新團體,培育本地作家和青年,在地承接內地文學。在動盪之中,不論是讀者或作家,思想水平都有所提高。陳智德說,是局勢逼使他們成長,也是局勢成就時代和他們自身。

香港文學的故事還未說完,還可以向文藝自主的位置、〈香江曲〉的本土歷史觀、二元對立以外的文化等方向思考,此亦呼應講座之初提出,希望透過此書引發討論和關注。陳智德最後說:「這些作品和故事不應被淹沒在浩瀚的史料中,應該有更明確的論述,留傳後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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