脈絡中的杜斯妥也夫斯基

書評

脈絡中的杜斯妥也夫斯基

* 文章於《香港書評》(Hong Kong Review of Books)中發表,鳴謝《香港書評》授權翻譯。

 

翻譯/藍波

 

《脈絡中的杜斯妥也夫斯基》(Dostoevsky in Context,2016)這書分成兩部份。第一部份:社會、歷史和文化脈絡;第二部份:文學、新聞與語言。第一部份再分成四節。第一節是:變幻中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地景。這節指出,杜斯妥也夫斯基出生時,正值是不少政策改動之時:廢除農奴制度、法院引入陪審員、越來越多人討論「女性問題」等。

我無法在這篇短評中談及書中的各個題目(共有三十四個題目,每章一個)。但在這眾多的題目中,我對懲罰一章(第四章)最有興趣。一般來說,作為社群中的一員,當我們違反了大多數人贊同的規則,我們就需要受懲罰。這種想法來自啟蒙傳統,背後的想法是所有社群中人都是理性的,並且會為他們的行為要負責。另一個對懲罰的看法是預防性質的。某些人接受懲罰,在於希望能防止他再次犯法。再者,懲罰能幫助犯人更生,最理想的是使他能在道德上有所轉變。杜氏較傾向接受後者,但事實上是難以接受這兩種對懲罰的看法。他期望懲罰能帶來道德上的改變,因而在《罪與罰》(Crime and Punishment,1866)的最後一章中,我們看見囚禁中的Raskolnikov拿出《聖經》,正要閱讀復活的章節。然而,小說在此完結,留下囚禁到底能否真的改變Raskolnikov。

第二節(政治、社會和文化體制)回應了日常生活中多個有題的主題,例如「自殺」(杜氏《温順者》[A Meek One,1848]和《群魔》[Demons,1872]中的主題)、「賭博」(《賭徒》[The Gambler,1867]全面檢視這主題,佛洛依德也在他的論文〈杜斯妥也夫斯基和殺父〉中探討這問題)和「猶太人、種族與生物學」。第三節(空間和地方)比較短,談到兩個重要的地方──聖彼得堡和水晶宮。杜氏的地下室的人說在十九世紀的彼得堡居住是何等的悲哀,然後他說:「城市可以是故意和無意的」。關於水昌宮的章節探討建築的文化史,並說明它們是如何在尼古拉.車爾尼雪夫斯基(Nikolay Chernyshevsky)的《怎麼辦》(What is to be Done?,1863)、杜氏的《地下室手記》(Notes from Underground,1864)和《罪與罰》中呈現。這章探尋皇宮的多種意義,而不像其他評論家般把皇宮看成是功利主義的象徵。

第四節中有一章甚為精彩,是探尋杜氏與伊斯蘭教的關係。杜氏在日記和《白痴》(The Idiot,1869)中借用穆罕默德的形象來說明他癲癇症病發時的狂喜經驗。穆罕默德的名字與拿破崙和凱撒大帝一同出現在《罪與罰》中,代表定立國家法律的僭越者。總體來說,第一部份的章節以相似的模式來寫:頭半點出歷史脈絡,後半看杜氏如何以小說創作和個人的寫作回應這個脈絡。杜氏並不全是被動地描述歷史事件,反而,他利用它們,扭它們一扭,像是他運用穆罕默德來解釋癲癇症。

至於第二部份,作者轉而分析寫作這個行動,像是〈杜斯妥也夫斯基:譯者與被譯〉一章,提供最新的資料,也評估杜氏的不同英譯本。第二部份中值得留意的是有三章是分析杜氏與新聞寫作的關係,這個面向在一般杜氏的評論文章中並不常深入討論(這三章中的文章列表特別有用)。

這書的編者在引言中提出,這書的強處在於䓁杜氏所身處時代的歷史評價。本書不是簡單的接受杜氏對於俄國的描寫,書中的歷史評價反而描繪出一個更全面的俄國,讀者從而能從中獲得更多資訊去評估杜氏的作品。當然,一本書沒有可能談及所有相關的題目,但如果能包含以下主題則會更好:健康、現代性、浪漫主義、二十世紀的接收和批評理論。這書亦缺乏了對個別小說的細讀。很多時候,歷史脈絡用以去解釋創作中的一、兩個時刻,那麼,歷史脈絡能為堅實的文本分析提供甚麼框架呢?除了輔助我們明白小說(如果不是限制它們的話),歷史脈絡能否開出對虛構文本新的藝術和哲學的詮釋呢?答案超出這本書的範圍,但值得我們去思考,如果我們想要在杜氏作品評論中開出新的路徑的話。

Paul Fung

Paul Fung

馮啟陽博士,於恒生管理學院任教文學。他的著作《杜斯妥也夫斯基與癲癇式存在》(Dostoevsky and the Epileptic Mode of Being)於2015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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