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章於《香港書評》（Hong Kong Review of Books）中發表，鳴謝《香港書評》授權翻譯。
翻譯／藍波
《脈絡中的杜斯妥也夫斯基》（Dostoevsky in Context，2016）這書分成兩部份。第一部份：社會、歷史和文化脈絡；第二部份：文學、新聞與語言。第一部份再分成四節。第一節是：變幻中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地景。這節指出，杜斯妥也夫斯基出生時，正值是不少政策改動之時：廢除農奴制度、法院引入陪審員、越來越多人討論「女性問題」等。
我無法在這篇短評中談及書中的各個題目（共有三十四個題目，每章一個）。但在這眾多的題目中，我對懲罰一章（第四章）最有興趣。一般來說，作為社群中的一員，當我們違反了大多數人贊同的規則，我們就需要受懲罰。這種想法來自啟蒙傳統，背後的想法是所有社群中人都是理性的，並且會為他們的行為要負責。另一個對懲罰的看法是預防性質的。某些人接受懲罰，在於希望能防止他再次犯法。再者，懲罰能幫助犯人更生，最理想的是使他能在道德上有所轉變。杜氏較傾向接受後者，但事實上是難以接受這兩種對懲罰的看法。他期望懲罰能帶來道德上的改變，因而在《罪與罰》（Crime and Punishment，1866）的最後一章中，我們看見囚禁中的Raskolnikov拿出《聖經》，正要閱讀復活的章節。然而，小說在此完結，留下囚禁到底能否真的改變Raskolnikov。
第二節（政治、社會和文化體制）回應了日常生活中多個有題的主題，例如「自殺」（杜氏《温順者》［A Meek One，1848］和《群魔》［Demons，1872］中的主題）、「賭博」（《賭徒》［The Gambler，1867］全面檢視這主題，佛洛依德也在他的論文〈杜斯妥也夫斯基和殺父〉中探討這問題）和「猶太人、種族與生物學」。第三節（空間和地方）比較短，談到兩個重要的地方──聖彼得堡和水晶宮。杜氏的地下室的人說在十九世紀的彼得堡居住是何等的悲哀，然後他說：「城市可以是故意和無意的」。關於水昌宮的章節探討建築的文化史，並說明它們是如何在尼古拉．車爾尼雪夫斯基（Nikolay Chernyshevsky）的《怎麼辦》（What is to be Done?，1863）、杜氏的《地下室手記》（Notes from Underground，1864）和《罪與罰》中呈現。這章探尋皇宮的多種意義，而不像其他評論家般把皇宮看成是功利主義的象徵。
第四節中有一章甚為精彩，是探尋杜氏與伊斯蘭教的關係。杜氏在日記和《白痴》（The Idiot，1869）中借用穆罕默德的形象來說明他癲癇症病發時的狂喜經驗。穆罕默德的名字與拿破崙和凱撒大帝一同出現在《罪與罰》中，代表定立國家法律的僭越者。總體來說，第一部份的章節以相似的模式來寫：頭半點出歷史脈絡，後半看杜氏如何以小說創作和個人的寫作回應這個脈絡。杜氏並不全是被動地描述歷史事件，反而，他利用它們，扭它們一扭，像是他運用穆罕默德來解釋癲癇症。
至於第二部份，作者轉而分析寫作這個行動，像是〈杜斯妥也夫斯基：譯者與被譯〉一章，提供最新的資料，也評估杜氏的不同英譯本。第二部份中值得留意的是有三章是分析杜氏與新聞寫作的關係，這個面向在一般杜氏的評論文章中並不常深入討論（這三章中的文章列表特別有用）。
這書的編者在引言中提出，這書的強處在於䓁杜氏所身處時代的歷史評價。本書不是簡單的接受杜氏對於俄國的描寫，書中的歷史評價反而描繪出一個更全面的俄國，讀者從而能從中獲得更多資訊去評估杜氏的作品。當然，一本書沒有可能談及所有相關的題目，但如果能包含以下主題則會更好：健康、現代性、浪漫主義、二十世紀的接收和批評理論。這書亦缺乏了對個別小說的細讀。很多時候，歷史脈絡用以去解釋創作中的一、兩個時刻，那麼，歷史脈絡能為堅實的文本分析提供甚麼框架呢？除了輔助我們明白小說（如果不是限制它們的話），歷史脈絡能否開出對虛構文本新的藝術和哲學的詮釋呢？答案超出這本書的範圍，但值得我們去思考，如果我們想要在杜氏作品評論中開出新的路徑的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