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作為抵抗:《微塵記》的一種讀法

書評

文學作為抵抗:《微塵記》的一種讀法

時下我們聽慣了「是有種人」的調調,作為喜歡文字的人,我還曾經順勢思考過「有種文學」。在動盪的年代,文學靜態,似乎追不上變化、趕不及對應,有趣的是,這缺點也剛巧是優勢,文學作品所衍生出來的想法可以遠比一句口號來得深入、複雜,而它所引發的震盪與餘波,能掀起的漣漪也定必比短暫的爆發來得久遠。讀張婉雯的新作《微塵記》,短篇裡對現世社會的思辨與反省,實在予我這種感覺:有種文學,靜靜在角落發生,悄然回應現世。張婉雯在書的自序中有兩個問句:

中間這十多年,我一直在問出版小說的意義。既不能為生也沒甚麼掌聲,書店裏的書也多得很,再多一本拙作又有甚麼分別呢?

[……]

我以為自己是誰,出一本書就能改變這個城市甚至全世界?[1]

在一篇短短的自序裡,重複叩問自己寫小說的意義,這件事實在很「張婉雯」。讀過她的生平、訪問都知道,張婉雯就是這樣勇敢直面自己的人,這樣說絕非恭維,這一點,許迪鏘先生在小說集序言中便有中肯的評價:「張婉雯人如其名的溫婉,文中冷不防來一記潑悍」,[2] 他認為張婉雯的文鋒可以力發千鈞、氣勢凌厲,而且潑悍,那是一種「敢」與「直」。當然,誠如許先生所說的,「若說文如其人,未免把小說藝術看得太簡單」,[3] 我自然不是把張婉雯的個性直接代入她筆下的小說人物裡,這實在是不合理的,不過,這種敢與直,自然是張婉雯用以經營小說意念,以及剛柔並濟的文句的要素,而經營的結果,是以小說作為抵抗──事實上,張婉雯的作品,已經為她自己設下的問題找到了方向,至少,作為一個小讀者,我是這樣認為的。唯獨在這裡要呈清的是,用上「抵抗」而不是「抗爭」,一來不願逆作者對創作的思考,[4] 二來,「抗爭」很直接、有時甚至很暴力,而「抵抗」的內涵則曖昧得多,當中的主動與被動、方法與姿態,都有許多可能性,而文學提供予我們的,正正便是這種深與廣的維度。

 

雨傘運動裡的塵與土

《微塵記》裡有幾篇關於社會運動為主題的短篇,以短篇集的安排來看,結集開篇便是描寫雨傘事後的〈陌路〉,接下來是描寫現場被捕者之間的思辨的〈拘捕〉,那種現時感,以及作為小說家對現況的反思,實在令本應在風中輕飛的微塵,添上幾分實感,微塵附在人的肩上、或物的周遭。微塵落地而成土,無論你同不同意這種態度,但不能否認的是,它很貼地。

最近刊登在《字花》的訪問裡,張婉雯坦言雨傘運動對自己有影響,[5] 這種覺悟在小說裡並不是成為口號式的宣言或兩極化的描繪,而是如她自己所言的灰色與渾沌。這種書寫方式,正是張婉雯的抵抗之姿。〈陌路〉故名思意,故事描述兩位密友因為雨傘運動的意見「分歧」,友人分道揚鑣,形同陌路。這故事的結構看似簡單,但是,張婉雯的直和敢,在此呈現成勇於從社會對運動的對立思考中,抽出混淆不清的部份來寫,灰色地帶,就是我所言的,屬於文學創作的抵抗之姿。小說從作為第三者的丈夫作為視角,觀察妻子與密友之間出現分歧的情況,視角的選擇令兩人矛盾的癥結之處變得模糊,表現問題是知道了,但總是隔了一重,「不,不是因為佔領運動。不是的。」[6] 那麼,應是甚麼呢?

〈陌路〉裡利貝嘉與妻的矛盾是更根本與長遠的,關於價值觀的漸漸背離,那是看在「我」眼底,騙不了人的,雖然二人形影不離,卻著實很許多不同,[7] 兩人的友誼,「我」許多時都不明所以,甚至逃避:「那時我就應該想到,利貝嘉和妻遲早步上後塵──即使沒有佔領運動。只是我們都不願去想。」[8] 至此,所謂陌路早就存在了,佔領事件後利貝嘉與妻的抉別,不過是契機而已。小說著力去寫妻與利貝嘉之間的友誼以及兩人的個性,當中許多言行的細節,都令作為爆發點的佔領事件變得漸漸次要,而所謂意見分歧亦不如想像中那樣暴力與爆炸,妻是非常冷靜的,彷彿陌路早在她掌握之中。

不過,值得留意的是,小說的結尾不是愈走愈明,而是黑暗的:「妻轉過頭來,看着我,默然一刻,然後嘆息。黑暗中,我但願那是釋然的微笑。」微笑是「我」的意願,在黑暗裡「我」與「妻」的表情都無法看清,而事實上「我」對妻子不無批判,例如在佔領區,「我看着遠處興致高昂的妻,忽然感到相當疲累。」[9] 選擇以黑暗作結,證明路要怎樣走,其實是無法預計與看清的,整篇小說能做的不過是對來時路的梳理(透過「我」的回憶與觀察)而已。自運動以後,文學作品對社會的回應呈現了很不同的姿態,相對大量雨傘詩、散文的發表,〈陌路〉的表面很冷,但內裡的暗潮洶湧,事實上就是對社會上那種非黑即白式、歸邊的囂噪的一種抵抗,當然,這種抵抗無法為社會問題提供直接的答案,但它卻以真實來拷問讀者:在兩極化的當下,人們好像忘記了現實社會其實就是這樣曖昧不明的,矛盾早存在了,不過是沒有人提起。

接連兩篇關於雨傘的作品,像是從不同地方、角度截取一片真實的碎片。〈拘捕〉描寫了佔領區清場時,教授與學生的一場思辨,拘捕行動彷彿只是背景,重要的是這時刻所勾起的,深沉在褚老師和學生沈思緒之間的爭論,才是真正重要的事。這是很重要的取態。事實上,糾纏於誰做對、誰施予暴力、誰是正義、誰的路線好這類爭論,早就將整場運動對社會的回應與反思淹沒。禇和沈之間的思辨,與其說是直接回應雨傘運動,不如說,是在梳理自身,小說離不開作為(自認的)成年人的禇,對自己既得利益者身份的焦慮。禇有過去那些關於社會運動的糾結,於是每當沈提出一點對成年人的不滿,他便要沉回年少時與朋友俞之間的矛盾。整篇小說又是一貫地遠離囂噪論述的風格,在與沈交談的時候,褚一直在反思過去,過去的手足無措,使他明白眼前的沈,並「對於自己在二十年後能給出這個答案感到老懷安慰」。[10] 小說的結尾,禇與沈握手,一來是意志的傳承,二來是與過去的抉別。所謂運動的成功與否,小說沒有批判或提供答案,但是,這一場拘捕期間的片段,卻清楚明白地指示,事情沒有結束,現在才是開始。

張婉雯筆下的社會運動,非常冷靜,配合她平和、簡潔的文風,與現實的急躁成對比,這種對比是一種態度──無論作者是否同意──小說世界裡的人物告訴我們,來時路已需消化,身後身無法預視,於是,他們焦慮卻又寧可深沉。

 

真實的虛假與真誠的不誠

所謂真相,永遠並不是單一的,然而真實的多元多樣,卻不是人人接受,正如所謂最真誠的真誠,我想是面對自己的不誠,這可能是每個寫者都必須自問的難題──虛構小說裡的「誠與真」,一直以來都是爭議性議題。煩瑣的學界討論我無法亦無力理清,不過,讓文本說話,現實中的張婉雯要和你大談真誠,但小說裡偏偏充滿了尷尬、混濁與曖昧。[11] 這也是小說有趣與先見之處。

以同樣用教會為背景的〈使徒行傳〉和〈玫瑰誄〉為例,這真誠與真實的尷尬、混濁與曖昧便非常突出。讀完〈使徒行傳〉的第一感覺,可能會覺得小說對教會的內部問題處理較為單向,洛奇是最終的受害者、教會受到外來資本的入侵而引致內部腐爛、教會同工為了正義而反對等等,都是很簡單的二元對立情況。不過,細讀字裡行間,讀者不難理解「我」為何會說「我們所認識的洛奇早就死了。我們,包括我,都是兇手。」[12] 「我」並不是二元對立地思考教會內部的腐朽,而是對所有人都予以共謀者的批判,當中包括洛奇自身。「不知怎的,我經常把史泰龍那個捱揍的樣子,與洛奇的笑面聯想在一起」,[13] 洛奇的笑其實就是捱了揍,他的忍耐其實既是教會亦是他自己所做成的。這從敘事者與文本呈現之間的落差與尷尬可以看出來,諸如「誰還能挑剔這樣的學生呢?」、「然而他很快就適應了教會生活,就像他生下來便是基督徒」、「基義堂已多少年沒出過這樣的傑出青年了?正確地說,基義堂從來沒出過這樣的人才」、「我們也許會扭他的臉蛋,摸他的頭,而他也會乖乖地不作一聲,任由我們撫弄」……等等,洛奇真的如此完美嗎?抑或是,洛奇本身希望這樣完美嗎?殺死教會的不是外來資金的投入、殺死洛奇的不是我們,而是必須要完美無暇的想像──小說裡的角色與悲劇在於,大家都無法面對真誠裡的不誠,包括敘事者「我」,也在逃避,「是的。洛奇永遠是那個瘦削、上進的中學生,熱心愛主,奉母志孝。」[14] 正如那首尾呼應(作為意象)的長跑者,這些年來都一模一樣,從沒顯老,然而他的眼裡卻不反映任何風景,長跑者的堅實如一,事實上空洞無物,如同使徒的真誠一樣曖昧而無以覓真。

〈玫瑰誄〉裡同樣不誠的馮修女,就比使徒顯得更為尷尬與混濁,正如那場令瑪嘉烈緊張萬分的、既不簡單又很隆重的喪禮一樣。喪禮混亂,人人以為人之將死矣,見棺材,怎能不流真眼淚?但這也並非定理,喪禮裡人人見棺材不流淚,忙於處理喪禮的茶點、尋找合適的話題、迴避不想面對的人與事,馮修女連自己的喜好亦不能承認,明明喜歡濃味咖啡,卻「微笑說:『我都無所謂。』然後呷一口手中的咖啡,便把茶杯交給芬妮」,這種修養令人哭笑不得,聯想起馮修女對舊生的種種假裝,[15] 說是偽善,又言之過重。讀畢小說後,究竟是寫治喪抑或不是?大家究竟是來弔慰抑或不是?其實都不必明言,一說便俗,張婉雯的炫技,正在於拿捏這種尷尬、曖昧的準繩之上。

說到這裡,很難說這些小說不是一種抵抗之姿。這種抵抗深思熟慮,卻又不是犬儒,真正的抵抗是長久而深沉的抗衡,關乎作家個人定位,以及文學作品之於社會的定位等議題。《微塵集》裡的小說,無法提供答案、也不求抗爭,卻是實在地反映出真實的虛假與真誠的不誠,其創作定位很清晰,以不潔寫潔,不實寫實,不誠寫誠,所以我說,小說有抵抗之姿。微塵的名字好,細細一點不起眼之物,跑進人的視域裡,黏在純白的牆壁上,何其注目又何其微小。

 

注釋:

[1] 張婉雯:〈自序〉,《微麈記》(香港:匯智出版社,2017年),頁15。

[2] 許迪鏘:〈細認風中微塵──《微塵記》序〉,《微塵記》,頁12。

[3] 同上。

[4] 張婉雯曾經指出自己不願意將文學當成是抗爭的手段:「當文學作為抗爭手段時,我覺得已簡化了文學本身。現時的社會傾向把問題過分簡化,往往非黑即白,忽略了灰色和渾沌才是最大和最真實的部分,文學就是要反映這些灰色地帶,只是大家都不願面對這些真實。」筆者甚同意作者的思考,而這正刺中文學與政治、文學的寫實性質等重要的文學問題,下文將再述。見何杏園、李昭駿、譚穎詩訪問;何杏園整理:〈張婉雯與真誠〉,《字花》(總第65期),2017年1月15日, 頁14。

[5] 原文為「坦白說,佔領運動確實令中年人如我醒覺。從前一直參與動保運動,都不過是在安全網內,以『抗議』等安全的手段表達意見,經歷過佔領後,說實在的,這種手段已經再難找到突破。」見何杏園、李昭駿、譚穎詩訪問;何杏園整理:〈張婉雯與真誠〉, 頁13。

[6] 張婉雯:〈陌路〉,《微麈記》,頁20。

[7] 「我」多次表達對兩人關係的不解,並實在地觀察到兩人的不同。例如妻認為利貝嘉的工作並不踏實,對此不以為言,「我」不作聲;而利貝嘉在朋友聚會時有意回頭看妻一眼,妻卻頭也不回地已走遠了等等。

[8] 張婉雯:〈陌路〉,《微塵記》,頁26。

[9] 同上,頁22。

[10] 張婉雯:〈拘捕〉,《微塵記》,頁35。

[11] 這裡盪開一筆,尷尬、混濁、曖昧不代表行文與表達拖泥帶水,事實上,張婉雯的小說語言極之簡潔清麗,不是字數多少或句子長短,而是一句一字毫不浪費,精煉且物盡其用地經營小說結構。

[12] 張婉雯:〈使徒行傳〉,《微塵記》,頁115。

[13] 同上,頁116。

[14] 同上,頁147。

[15] 事實上,結集裡幾篇關於女子情誼的描寫之獨特與細膩,可說是形構出一種特別的“Sisterhood”,偽裝是其中一個特色,當然,有善有壞。

李薇婷

李薇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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