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婉雯與真誠──談《微塵記》

訪問

張婉雯與真誠──談《微塵記》

訪問:何杏園、李昭駿、譚穎詩
整理:何杏園

自從張婉雯參與動物權益運動後,我們談到她都幾乎是先想動物,忘了她未曾停止過寫作,在最活躍於為流浪動物爭取權益的那段時間,得到了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張氏上一本小說集《甜蜜蜜》在2004年出版,今年,出版第二本小說集《微塵記》,彷彿終於記起小說裡那些微小、平白、日常得如你和我的人物,要把他們聚集在一起。談到寫作和社會運動,張婉雯多次強調要有「真誠」的態度。在「真誠」幾乎變成笑話和將要失效的城市裡,身為作家,還如何持守這種態度?

不願負責任的偽善者

張婉雯筆下的人物背景變化相當複雜,縱使她自己會以「小人物」來概括他們,但當我們看到那些人物的身份包括知識分子、街市開檔的老人、藍血精英等等,便知道她對社會上不同的身份的觀察之細微。

張氏的小說不只一次出現教會的代表,例如牧師、傳道人、修女,但在他們口中出來的信仰都非常浮泛,教義變成一句又一句的口號,「他們會去關心人,但大概沒有想到,自己只為了自說自話,或達到一些目的,而從來沒有真正關心別人。我也是一個基督徒,但我已經很久沒有上教會了。離開教會後我反而感到更快樂。在我看來,很多中產教徒都是為了逃避思考或生活上某些問題,希望得到一套規矩,一些生活的指引,才選擇回到教會。」小說沒有站於道德高地,用力地鞭韃、批判,因為她認為這些並不是壞人,他們絕對沒有作惡,她著意呈現這種悲哀,「他們原應為自己的生活負上很大的責任,但最後選擇利用宗教來逃避,這是就沒有真誠地面對自己,是偽善。」

另一種被張氏形容為「偽善」的族群,是一些小說內的「精神貴族」,例如〈玫瑰誄〉中的女性角色。談到這些「精神貴族」時,我們都談得特別起勁,大概是我們都對這些從名校出身,有學識、有能力,而且懂得不少精緻的生活情趣的人充滿好奇。「他們都是社會上的精英,有好的品味,但遇到問題,便憑著本身的能力和制度的優勢,搶先離開這個地方。」在張婉雯眼中,他們工作的能力很高,但自省能力遠遠不足:「他們也沒有做壞事,只是不願為這個地方負上更沉重的責任,是自私的精英,這不是壞心腸,但也是一種偽善。」從另一方面看,這類人所代表的良好品味和生活情趣,亦隨之離開這個地方,這也是張氏覺得惋惜的。

 

走出安全網的勇氣

在這十多年間,香港經歷了一次比一次激烈變化,成長於八、九十年代回歸以前的張婉雯,自言年前的佔領運動令她對社會,和一直參與的社會運動,有全新的看法:「坦白說,佔領運動確實令中年人如我醒覺。從前一直參與動保運動,都不過是在安全網內,以『抗議』等安全的手段表達意見,經歷過佔領後,說實在的,這種手段已經再難找到突破。」

《微塵記》開首的三篇短篇小說,都是以佔領為背景,但都不是以情緒主導,少了同情和激憤,反而是退得較後,多了自省。「那都是在運動完結、冷靜下來以後,才寫出來的作品。純粹記錄事件的角色已經有很多人擔當過了,也一定做得比我好,反而能夠關注事件中不同的人的反應和心態,這才是小說應該做的,並且是經得起時間考驗的東西。」

〈拘捕〉的主角是一名哲學教授,在佔領現場,他將要被警察拘捕,在被捕前,向執法者說:「是我過往的沉默賦予你們這種權力。因此,現在我願意接受自己的行為所帶來的結果,被你們拘捕,以作為制裁。」這是他的自省,也是向學生的懺悔。從文本的提示看來,主角的年紀和背景與張婉雯相近,問到這是否也暗示作為中生代的悔咎感,她一臉坦然地說:「我在大學裡教書,面對年青人,確實有點歉疚。我這代人在香港最光輝的年代成長,不需面對很多困難或競爭,享受了因幸運所帶來的好處後,有同代人會指罵現在的年青人為『廢青』,但完全沒有考慮兩代人之間的先天條件已極不相同,這是毫不合理的評價。所以我對待學生會相對寬容,他們其實需要體諒和希望。」

坦誠面對自己才是出路

〈拘捕〉和〈陌路〉的第一個預設讀者是作家自己。「主角要面對的是自己,我也是首先寫給自己看。」〈陌路〉裡的太太在走出來抗爭時,希望得到別人認同,行動的目的有部分已變得自我中心和想滿足虛榮心。「這有點自我投射,當我參與社運時,少不免有時會有這種心態,每個人也有不真誠的時刻,但我認為必須要向自己坦白,只有坦誠面對自己,才是出路。」

看張婉雯的小說會看到她對社會的一種無力感,她坦承自己作為一個理想主義者,那些「理想」是永遠無法達到的概念,她只能在小說中坦白自己這一面。張氏拿自己喜歡的作家魯迅和陳映真來說明這種無力感的矛盾:「他們的生命有無力感很強的一面,但他們會透過積極的行為,去克服生命深處的無力感,這種矛盾也貫穿了他們的一生,也構成他們的文學面貌。」

我們會好奇張氏作為一個參與社會運動多年的人,會否想過用文學代其他弱勢發聲,或把文學作為社會抗爭手段的一部分?她馬上否定這種想法:「要是文學也要變成抗爭的手段,我想我會無路可走了,文學反而更像一個療程,用來治療心中的無力感。」文學不是抗爭的手段,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原因,「文學永遠都在邊緣發揮作用,它最大的能力是提出問題,而絕非提供答案,答案要自行尋找。當文學作為抗爭手段時,我覺得已簡化了文學本身。現時的社會傾向把問題過分簡化,往往非黑即白,忽略了灰色和渾沌才是最大和最真實的部分,文學就是要反映這些灰色地帶,只是大家都不願面對這些真實。我寫小說的方向就是在反映這種渾沌和灰色。」

當上面提到以往的抗爭方式再難突破,而文學也不能作為手段時,張婉雯提出要後退,從領導者的角色退下來,回到社區和群眾中,真誠地去關心和了解每個個體的想法:「要改變社會,我不相信革命,因為革命只會成就另一班獨裁者上台,到社區培養實力,面對面的接觸,把自己的理想、提議逐一教導和解釋,才能提高公民質素,令原本傾向盲從的能提出自己的意見。」當一個人被群體所代表時,其個人獨特的背景便會消隱,就像〈明叔的一天〉中的明叔,他可以是千千萬萬個盲從建制的老伯的一分子,外人就只能看到他選擇了哪種生活的方式,忽略構成他這個個體的理由。但文學所要關心的,是明叔作為一個個體,屬於他自己的背景和困難,而非一種群體或概念的形象,「對個體沒有尊重沒有關懷,是不能夠寫出好的作品來的。」

 

把主體性還給動物

在寫作和社會抗爭的路上,動物議題一直是張婉雯關注的重點,問到她在書寫動物的時候以甚麼心態和策略呈現牠們,她強調:「我會讓動物在我的小說中若無其事地出現,我不要牠們成為他者。只要把牠們視作日常生日的一部分,便不須用甚麼特別的態度看待牝們。人類不須特別待牠們好或不好,只須在有需要時互相關心,平日不要過度介入,最好是還原牠們原有的生活方式。」

〈殺死一頭野豬〉裡的野豬,似乎不及主角阿稔的少數族裔身份受注目,黎海華在分析評價這篇文章時,最大的篇幅都用於討論阿稔的形象,和野豬如何作為一個隱喻,呼應阿稔患有精神病的父親的狀況。張婉雯的用意明顯不是要把動物作為隱喻去寫,這不是能夠還原動物主體性的寫法,「我也會擔心讀者在讀的時候,會忽略野豬這個個體,但後來黎海華告訴我,在讀過我這篇小說後,她比平日更留心城市內野豬的新聞,漸漸明白到我寫的不是一個喻體。我想這是一個必經的過程。」

張氏在評價動物小說時與她寫人物的想法非常類似,她認為好的動物小說要令動物有主體性,還原牠們作為個體的獨特性,而非作為「群體」或「物種」出現,並且要有互相尊重的表現,「我不是要去寫『動物小說』。就算以『保育』的角度去寫,也是一種把動物視作『群體』的思維方式。我不像內地動物小說作家黑鶴等人,我根本沒有他們的深厚體驗,這是我們生活在城市的局限,我必須坦白承認。」

 

* 轉載自《字花》第65期(2017年1月號)

何杏園

何杏園

《字花》編輯、Freelance書籍編輯。曾獲中文文學創作獎、城市文學獎,寫小說有時寫詩,有時報道有時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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