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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風月同天」到中島敦的《山月記》

書評

從「風月同天」到中島敦的《山月記》

肺炎疫情肆虐,翻看前陣子的新聞得知日本不同縣市捐贈物資予武漢。從詩經的「豈曰無衣,與子同袍」到出自遣唐使手筆的「山川異域,風月同天」,其加油短語紛紛被網民轉載,直指日本甚有盛唐遺風。我頭一遭憶起中島敦書寫中國歷史人物的結集《山月記》。近日光榮冰室掀起一場港中兩地的語言及身份認同角力的討論,令我再次想起中島敦的心情。

中島敦家世與漢學頗有淵源。他本人專攻漢學,可以想像史書人物列傳,轉譯為日文後,他一個人夜讀,邊讀邊托眼鏡的樣子,偶有幾聲咳嗽,劃破靜默。他因病逝世,短暫的人生中有一半身處於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的陰霾下。他以何種心情書寫,他所感受到的中國歷史人物?這令人好奇,當時中島敦應該是邊緣到不行的人吧──日本已經有能力反過來征伐中國,誰還要學習漢學?身份是一種轉譯,語言也是一種轉譯。光榮冰室內,下單的侍應、試探的客人、隱身背後的老闆,心情各異,卻也相同──我們都有些委屈,在胸臆,在不經意流露的說話與行動之間。唯有鬱悶與苦惱,即便山川異域,風月同天。

情感串連起歷史事件,令人認為中島敦所留意而下筆的歷史人物,不是任性而為。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會否過於理想?我倒認為,是理想化,也不是理想化;是循其本,身處不同的時空下,我們仍有感知和體認古今大小事的能力。歷史事實經過不同人再讀,再創造,或揉合個人心情,或以古鑑今,都是常見。風月雖然不解人情,人卻能透過不同時間點上的風與月,不斷再會人物的記憶,以及重寫。

《山月記》揉合了中島敦個人心情,即便他從來沒有明說,我卻在他寫《人虎記》的李徵,讀到他身處日本文壇所感受的苦悶。《山月記》裡的李徵與中國雜談傳奇裡原版,結構大致相同,文人李徵孤僻狷介成性,瞧不起文人汲汲於結黨唱和,卻又苦於獨學無友,始終放不下身段,終於在某日神秘失蹤。兩年後,李徵好友袁傪赴外地上任時,在山林間遇虎,老虎卻陡地開口,說牠是失蹤已久的李徵,今日得見故人。中島敦細緻刻劃袁傪與虎相見的場面,也借虎之口,揭示文人在世深刻的內心掙扎。為何李徵會忽然變成老虎?古時雜談聚焦於人變虎的「奇」,中島敦卻看出,人變虎的「常」。

「臆病な自尊心と、尊大な羞恥心」(怯懦的自尊心、傲慢的羞耻心),是中島敦看出的,李徵變成老虎的原因。一個中國版的《變形記》就這樣與中島敦的心情連結起來。同為文人,在亂世讀國家及社會不重視的學術,長年受疾病所苦,時日無多,才華又未足以長足發展。處境何其尷尬,夾在天才與凡人之間,就算想上下求索,生命沒有給予更多的時間。李徵夾在怯懦、傲慢之間,既相信自己有天縱之才,同時害怕自己不外如是。才情如此,鑽牛角尖之下,終於成為老虎。

成為老虎不是一個人生出口,反而顯示李徵完全淹沒於自製的情緒迷宮之中……他向袁傪哀道,最近愈來愈難感知到自己的人性,變成老虎對他而言,就像睡着一般。他不肯定經此一別,下次是否還能認出袁傪,於是託袁傪記錄他過去寫下的詩文作品。情感是一頭內心的野獸,自我一旦馴服不住,對自己及他人皆是傷害,徒留悔恨。「我濕轆的毛皮,並非只是夜露的緣故」,李徵變成與自己內心一致的模樣,而終日哀傷哭泣。別過李徵,袁傪再度啟程,山林深處傳來虎嘯,已不知是表達李徵的愁,還是老虎的狂。相比起李徵留下來的詩文,中島敦所寫的心境,來得更加哀愁:「因為害怕自己並非明珠而不敢刻苦琢磨,又因心存一絲希冀,而不願與瓦礫碌碌為伍,遂遠離時間疏避人群,結果在內心不斷地用憤懣和羞恥飼育着懦弱的自尊心」。

身為日本人,中島敦寫的中國歷史人物,無一不是時代的邊緣人物。邊緣所承受的誤解、苦悶、窮困,不知何處得以着力,走出與否,竟不是中島敦最關心的。他用自己的心走進不同的時間上五窮六絕的心靈,一筆一劃,見歷史人物栩栩如生,有着跟我們相似的境況,原來過去所讀到的距離感,只是背景不同,人物不同。他們的心境,為我們當下,反覆出現及咀嚼,幾無二致。

他寫的《子路》和《李陵》正是如此。孔門七十二賢,以子路最為剛毅勇武,以今天觀點視之,子路無異於夫子與儒生之間的一名勇武派。中島敦寫子路剛正不阿,衝動易怒,即使常常不認同孔子的教訓,出言頂撞,卻也是最果敢於守護孔子的學生。孔子被困於陳、蔡之間,弦歌不絕,子路不解而斥:「君子亦有窮乎?」(有像你這般潦倒的君子嗎)

然而,子路犯禁也能勇於認錯,中島敦看到子路與孔子,兩人性格十分不同,卻成為孔門當中最親密,也最能繼承所學的一對師生,背後其實是一體兩面。孔子有政治抱負,也不是軟弱無能之輩,改革國家起來雷厲風行,只是現實不利,退而教化弟子,形成循循善誘、因材施教的印象。子路不俏,亦俏,他像孔子走上政治家之路後,又保持初心的,一種永恆初生的狀態。子路是孔子的身前身,更令人想起馬田史高西斯改編的《基督的最後誘惑》,耶穌與門徒猶大的關係。耶穌猶如尋道者、證道者、殉道者,猶大卻並非單純的背徒,他旁敲側擊,是耶穌的「問道者」。他觀察和質問耶穌尋找的道,一正一反,剛好完成了道。所謂「文質彬彬」,子路質重於文,但是孔門弟子之中,也沒有誰比他更果敢、剛直。

子路的下半生,恰好是孔子的前半生,他從政,最後死於一場政治陰謀中。與敵交戰期間,衣鬢亂了,冠帽被武器挑斷,子路怎樣也忠於儒家教誨,拾起跌在地上的冠帽,「正冠而死」。在混亂的春秋時代,政治陰謀迭起,人心不古,道德綱常敗壞,子路的生與死,不過聊聊一筆。然而,有這樣的一個逆流者,學以致用,為志業付出生命,即使成為了歷史的一隅,卻無悔。

時代再變,命運與性情互為因果,卻是不變。《李陵》是大家耳熟能詳的故事:名將李廣之孫李陵,要求出征匈奴,漢武帝派五千人給他。李陵先勝後敗,最後被逼投降匈奴。漢武帝從一開始收到捷書的歡容,到得悉降訊而怒不可遏。他是皇帝,有普天下最大的權力,只因為他認為李陵不能自殺殉國,有辱國體,下令族滅李陵全家。而遠在塞外的李陵,本來有歸國之意,卻在消息傳到匈奴後,決定不再歸去,也拒絕為匈奴效力。李陵成為了又一個時代的邊緣人,曖昧不明的內心深處,中島敦和李陵的心意竟得以遇合。

《李陵》也以篇幅之長,可能是中島敦最為傾注心力的一場歷史小說書寫。相比前面數篇,《李陵》有多於一把的敘事聲音,包括李陵、司馬遷、蘇武,以及可視為作者本人的旁白。整篇故事取材自《史記・李將軍列傳》及《漢書・匈奴傳》,卻別出心裁地,加插司馬遷受宮刑後,發憤完成《史記》的過程,載於《史記》的李陵故事,和司馬遷創作《史記》的過程平行對照,可見中島敦的創作魄力。眾所周知,司馬遷《史記》獲歷代學者推崇,正是在於司馬遷沒有單純看待歷史,歷史不一定是編年史,交代了發生甚麼事情;歷史可以有書寫史歷史的人的情感和價值判斷。司馬遷寫楚漢相爭,讀來不是成王敗寇,他對項羽這個失敗者予以無限同情。也有論者認為,傾向悲劇英雄,是《史記》常見的價值判斷。

說的是個人與國家身份認同,從認同到掙扎,最終決裂的過程。連結到中島敦身處日本發動戰爭的年代,作為一個反對戰爭,或僅僅質疑戰爭的日本人,我們未必全然得知中島對戰爭的態度,但從他關注、書寫李陵作為一個叛漢者、家族被害的孤膽將軍,也可略知一二。狂熱的軍國主義者,不會理解得到李陵的心情。如何體認個人與國家的關係,尤其是「漢」與「天子」(「黨」與「國家」、「天皇」與「日本」)的分別,是中島敦再三探詢李陵故事的關鍵。李陵為漢盡忠,自薦出擊匈奴,可見不是貪生怕死,更報國心切。然而,支援不足下,李陵被逼投降,實屬無奈之舉,卻不被漢武帝承認。漢武帝剝奪了他人生的意義,包括他的軍人榮譽、他親人的存在、甚至是一整個李氏家族也和李陵切割,換言之,李陵在漢國的一切,都隨天子之命而瞬間消亡殆盡。

為何皇帝有權力這樣處置他人的生命?剝奪或強殖生命經驗,是天子古來的權力。平行對照下,司馬遷為李陵說話,被漢武帝處以宮刑,成為「不是男人的男人」,即是社會階級裡最低下的閹人。「最初那種盲目如野獸般的痛苦消失後,更為清醒的人的痛苦開始了。困難的是,隨着不能自殺這一點逐漸清晰,除了自殺之外,沒有另一條路可以逃離苦惱和恥辱的這一點,也逐漸清晰起來。」司馬遷受刑之後,想死而不能死,他唯有變作一部書寫機器──僅僅為了完成《史記》而苟活在世,無論他人眼光多麼不堪,他必須要完成寫史工作,要相信自己的精神與肉身都已經消亡,只餘完成任務的意志,驅使他不要自殺。

漢武帝剝奪了李陵作為大漢子民的認同,也剝奪了司馬遷作為一個人類的情感。兩個都是時代裡最飽受污名與歧視的人,也許都曾經和我們看過同一片月亮,風也許從一樣的方向吹來,吹在我們身上,正如李陵在塞外,司馬遷在宮內。中島敦安排蘇武登場,兩人都是漢國子民,卻又有不同的身份認同。李陵為蘇武的盡忠感到羞愧,當蘇武得知漢武帝駕崩的消息,激動得流淚不止;李陵卻沒有哭。對照之下,不難發現李陵與蘇武,前者能夠分割「漢」與「天子」的連結,但後者沒法分割,才會於「天子」死訊傳來時,為着故國的情感而流淚。

人的生命經驗繁多,有很多的處境,能夠打破線性時間,一再浮現,點滴駐足在心頭。我讀《李陵》時,正值一段情緒隨外部世界事件,起伏不止的日子,我思考過自殺,於是中島敦寫司馬遷對自殺的感懷時,我為如此透澈的生死觀而無法言語。後來,我明白社會上有許多邊緣人物,一如光榮冰室事件裡,人人各有前塵,而分別承受殊途同歸的委屈。又一如李陵的遭遇,家國和身份認同,本就相當複雜。可以的話,想想「風月同天」,想想解決一件事情的前提,與其說「迎刃而解」,不如每一個人都能保持温柔(而非單純優雅),因卑微而得以深入,不同的時間點上,每個人所承受的苦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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